以工业化为主题的经济近代化 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

《工业化和制度调整》

工业化和制度调整

(厉以宁经济史文集 第4卷)

厉以宁 著

内容简介:

本书着重研究了西欧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之间的关系。本书将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为分水岭，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自由市场经济向政府干预市场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作者延续了在《资本主义起源》一书中的分析方法，将资本主义分为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作者认为，混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政府调控市场，实行“福利国家”模式以及重视可持续发展，而这一转变就是资本主义的制度调整。

作者简介：

厉以宁，江苏仪征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北京大学前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

为了形成固定资本，以及为了使固定资本得以运转，不仅需要起始时的投资，而且需要后续的投资、不断追加的投资。因此，人们通常把投资称做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

投资可能是投资者把自己拥有的资本投入，但在大多数场合，投资是投资者利用各种不同方式融资的结果，或者是一部分靠自己的资本投入，一部分靠融资。然而，在西欧工业化刚开始时，“由于信用创造机制相对不发达，资本供给在很大程度上与货币供给是同一的”。这就是说，货币供给不足，同时也就是资本供给不足、融资不足。货币供给不足表明通货紧缩，资本供给不足则使得投资者感到恐慌，因为工业项目无法继续建设，或使得已经建成的工业项目无法运转。这正是西欧国家在工业化开始时不得不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再作进一步分析，那么“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这一表述实际上有三方面的意思：

1. 从企业物质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之所以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因为没有起始时的投资和以后连续的投资，就无法置备工业企业所需要的物质资本并让它们顺利运转。厂房、设备、原材料、燃料、动力系统，无一不是靠投资置备和投入生产的。

2.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分析，因为只有投资才能提供工业企业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员。即使能招募到农民，他们也必须经过一定的职业技术培训，才能成为用人单位所需要的劳动力。为培训人员，需要有教育投资，包括教育设施的投资。

3. 从社会经营资本的角度来分析，更能说明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这是因为，工业化不等于新工厂一一建立、新矿山一一被开采，工业化是社会的投资过程，所以社会经营资本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比如说，交通干线的建设、港口和港口设备的建设、通信网络的建设、城市公用设施的建设等等，都有赖于社会经营资本的增长。没有用于这些方面的起始投资和后续投资，工业化是无法进行下去的。

社会经营资本的投入对工业化和持续经济增长起着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它成为工业化和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二是它为工业化和持续经济增长提供服务性的生产能力；三是它使得所形成的资产具有规模经济。但社会经营资本的投入是有风险的，利润率不确定使得私人投资者不敢贸然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需要政府给私人投资者以保证，而且需要政府提供帮助以便产生规模效益。加之，社会经营资本的投入量是巨大的，通常不是个别私人投资者所能承担的，因此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但由于风险的存在和收益的长期性，金融机构一般不愿介入。这正是西欧各国工业化开始时所遇到的难题之一。

19世纪英国工厂

还应当补充说明，工业化开始前，西欧各国民间借贷利率高得惊人。据坎蒂隆在1730—1734年间所著《商业性质概论》一书所述，当时伦敦鱼市场给贩鱼商的贷款利率是一年260%。而巴黎小商贩承担的贷款年利率竟高达430%。可见，在工业化开始时，投资者一般很难按承担得了的利率从民间融到资金。

在讨论“投资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时，有必要强调产权明确的重要性。考特在分析英国工业化开始时，曾经强调产权关系到投资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问题。他写道：“在经济变化的过程中，人口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口的适应性；资本投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私人投资也好，公共投资也好，都离不开对投资所产生的后果的承担，这就是产权问题重要性的表现。英国工业化开始前就已经对私人产权进行保护，这样，产权的界定和得到保护使得投资的责任和投资结果的归属都清晰了，这才能使投资人作出投资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把18世纪的（英国）经济史视为一大批人所作出的经济决策的结果”。

由于投资范围广泛，所以要弄清楚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因素关系，我们不能轻率地就得出更多的资本形成本身就会导致相应加速的生产增长的结论”。这主要取决于投资的结构，即投资的去向或用途。比如说，资本形成如果大量存在于房屋建筑方面，或者存在于流动性存货的增加，那么生产就难以出现明显的增长。

现代化运输的标志——火车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对经济增长起作用的因素中，投资虽然是一个关键性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因素。例如，制度的变革可能引起较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但不一定反映于投资的大量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能同投资有密切关系（如购置新设备），也可能同投资的关系不大（如生产组织的改进）。因此，“在投资仅仅是起作用的若干因素之一的情况下，把产量增加归功于高投资，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确有必要加以怀疑”。

当然，提出这些争议并不意味着投资不再是工业化的第一推动力。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道理：工业化开始后，有了投资并不说明工业化一定取得重大进展，因为这还取决于其他因素；然而，如果没有投资，那么工业化就无法进行。

【本文摘自厉以宁著《工业化和制度调整》一书，标题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