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地位 张治中举了一个例子

1949年，中国原本面临的该走向何方的问题，已经泾渭分明，国民党大厦将倾，蒋介石下野将李宗仁推上代总统。至此，在李宗仁的操纵下，国民党决定促成国共和谈，进而实现“划江而治”。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国民党将张治中任命为首席谈判代表，作为毛主席曾称赞的“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对于张治中，李宗仁与白崇禧二人对他寄予了厚望。

为此，张治中与国民党众人在这其中极力排除各种困难，力求促成这次和谈的成功。然而，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在国共和谈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中，张治中所发表的一番言论，却让与之深交多年的挚友周恩来愤怒不已，对此十分不赞同的周恩来，在张治中发表完“个人感想”后，当即做了回应，而这也使得张治中在听完后，面露尴尬。

向来与我党持友好关系的张治中究竟说了什么？为什么会引得周总理如此反驳？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势如破竹之下，南京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为了“卷土重来”，蒋介石在一片“求和”声中，决定再次重演“重庆谈判”戏码，以此拖延时间，重整兵力。

但毛主席早早看透了蒋介石“求和”背后的虚情假意，先是发表了《评战犯求和》进行驳斥，随后进一步以《关于时局的声明》戳穿蒋介石“虚伪的求和”的假象，同时指出蒋介石的和谈，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谈的条件”。

最终，蒋介石因阴谋未能得逞，暗淡下野，由李宗仁出任国民党代总统。此时的李宗仁知道，而今的国民党最好的结局不过是“划江而治”。因此，不愿再继续打下去的他，在刚刚上台之时，就迫不及待地发表了和平攻势，极力争取和谈。

而在同一时期，我党也与傅作义完成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为了给李宗仁指明方向，我党在这其中明确表示“我们热烈欢迎北平式的和平，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不久，在《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榜样——以和平方式接受战争》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至此国共北平和谈正式提上日程。

为了促使这次和谈获得成功，国民党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这其中，李宗仁曾让自己的秘书程思远专程到台湾，希望能就此释放张学良，以表示国民党的诚意，但因蒋介石早早做好准备，此事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在这期间，国民党人士愈发认识到，这次和谈最大的阻碍，非蒋介石莫属，因此李宗仁、白崇禧二人曾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能“识趣”的出国。

蒋介石与张治中

在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后，张治中与吴忠信也专程赶到溪口，充当说服蒋介石出国的说客。

但是，蒋介石哪里不知道张治中等人前来所为何事，因此在稍作寒暄后，不等张治中道明他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劈头盖脸的痛斥道“我知道你们此次前来的目的是为什么，昨天报纸已经刊登出来了，你们就是想要让我出国！”

蒋介石的话一出，张治中等人都面露尴尬，但蒋介石不给两人说话的机会，再次气愤地表示“逼我下野可以，但要我亡命不可能！下野以后我不过是一介平民，在哪里居住，是我的自由。而且这是我的家乡，你们无权干涉！”

蒋介石的话，让张治中等人再也无话可说。最后只能将国共和谈的事宜，作为接下来展开的聊天话题。在悉知李宗仁等人的打算后，蒋介石很是赞同，并表示如果能和谈成功，自己愿意就此下野，再也不执政。

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蒋介石的欲盖弥彰，他依旧想要就此保持国民党的势力，等待合适的时机，再次与我党开战，夺取胜利。

因此，在得知张治中在和谈之前，赶往溪口面见蒋介石，这让我党十分恼火，并认为这次和谈很有可能依旧是蒋介石在幕后执掌，非李宗仁等人所为。

再加上，在张治中等人刚刚抵达北平之时，南京就因学生游行时，要求国民党接受我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而出现了流血事件的惨案，对于国民党和谈的真诚与否，一切都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而这也就此加大了这次国共和谈的难度。

在张治中刚抵达北平，周总理在与张治中等人寒暄后，不满地开口道“文白兄，我请问你，既然你来北平是为了和平解决两党的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事前还要亲自到奉化溪口，向战犯头子请示呢？”

周总理的话让张治中愣住了，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他满是尴尬地说道“恩来兄，我也是有苦衷的啊！为了不让这次和谈因为各种原因夭折，所以我们必须将所有的阻碍全部扫清，我这次去就是为了摸个底！”

但是对于张治中的回答，我党并不满意，因为蒋介石到底想要做什么，这次下野是否只是掩人耳目，这一切关于中国未来和平的事宜，在尘埃落定之前，都不能掉以轻心。

4月13日，在中南海，双方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在这其中双方你来我往的一连商谈数次，最后在以南京代表提出40余条意见，中共接受20余条意见，完成《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初次谈判。

随后双方又就草案的全部内容再次交换意见，4月15日，我党将《国内和平协定》定稿送到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手中。

这其中，我党为了促成和谈，表露了极大的诚意。随后国民党代表团将和谈的进度以电报的形式传递给李宗仁，只要同意，李宗仁到北平签字即可，如果仍然有异议，则可以继续商量。

对此，张治中就此事与李宗仁推心置腹进行规劝，并将这其中的种种利害，以及早年各种矛盾全部澄明，希望能就此促成和谈。

但是，随着谈判的深入，李宗仁也逐渐意识到，尽管自己一心想要将蒋介石取而代之，但就而今的形式来说，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远小于与我党的矛盾的。

所以，在4月15日举行的第二次正式会议开始后，尽管我党做出了巨大的让步，但在李宗仁等人的意见下，谈判也因此陷入了僵局。

张治中与周总理

在这次正式会议上，此时两党代表已经没有字斟句酌的余地。周总理郑重地宣布，南京国民党是否会在这份文件上签字，需要在4月20号之前做出决定，如果到时候还不能做出协议签字的话，我党只能渡江，不会有其他结果。

这其中，张治中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我不能再有话说下去，但是我想提出一点个人想法，这只是我的个人想法，不是代表团的想法。”

随后张治中看了一眼周总理说道“在中国有句古话，说起来恩来先生可能会觉得有封建意味，这句话就是‘兄友弟恭’，我觉得这句话是不无道理，比方说，国共两党之争，就如同兄弟之争，都是中国人，都是一个民族的同胞。谁吃亏，谁占便宜，这个不必太过较真。”

在顿了顿后，张治中接着说道：

“过去哥哥有错，自己对于过去的错事，感到惭愧，如果弟弟能把家当好，哥哥还是会为之高兴，并尽力扶持弟弟.......以上只是我个人的己见，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恩来先生和各代表包容。”

周总理与张治中自黄埔军校时期就已经是好友，所以二十多年的交情，让两人关系十分深厚。并且，张治中本人是一个十分为民族着想，为国家和平事业奋斗的人，对于他，周总理十分尊重。

但是对于张治中本人的这番“兄弟论”，周总理并不赞同，所以在张治中话音刚落，周总理便说道“对于文白先生的话，我想辩白几句，假使双方都是为了国家和平而奋斗的，这样说无可厚非，今后大家都可以摒弃前嫌一起合作。但是就拿国民党过去20多年来说，蒋介石的领导来说，这并不是兄弟之争，这就是革命与反革命，这番话即便是说给孙中山先生听，想必他也是不会同意的。就像当年，孙中山先生，对清政府，对袁世凯的讨伐，都不是兄弟之争，都是革命与反革命......”

会后，尽管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已经很明显，但张治中还是希望能就此说服其签字，促成和谈成功，而对于这一点，周总理等共产党人士也是如此期望的。

但是，《国内和平协定》中的内容与李宗仁等人的期待还是相去甚远，并且，在蒋介石看到这份文件后，更是拍桌大骂张治中无能，“丧权辱国”。至此，国共北平和谈以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字破裂。

4月21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发起全国进军的命令，至此红色中国的到来进入倒计时。

在国共和谈失败后，李宗仁等人一连多次的致电要求张治中回去，但均被张治中拒绝了。作为长期与共产党人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张治中，一直以来都在为中国的和平奔走，并且不管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时期，国共和谈中都有张治中的参与，因此对于共产党人追求的革命理念，张治中是十分认同的。

不仅如此，作为“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张治中与中共有着良好的关系。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刚刚历经过数年战争折磨的老百姓都希望能就此重建家园，拥有久违的和平。

然而，蒋介石的野心，却使得两党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之中。但蒋介石却没有合适的理由发动内战，不愿受到舆论谴责的他，在赫尔利的建议下，决定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谈判，倘若蒋介石给与了合适的诚意，我党却依旧拒绝的话，那么蒋介石就可以以此为由，发起内战。

至此，蒋介石三邀毛主席到重庆“共定大计”。而毛主席深谙蒋介石这些动作背后的意图，因此在做好万全的准备后，毛主席由周恩来与王若飞陪同，以“弥天大勇”抵达重庆，开启国共第一次和谈。

但蒋介石的心思众人皆知，再加上重庆彼时是国民党的地盘，因此对于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十分担忧。在张治中与赫尔利代表国民党接手中共代表团之时，周总理曾敞开心扉的对张治中说道“毛主席此次到重庆，安全问题是我最担忧的。”

张治中思索一番后，答道“美国与苏联两国国家的领导人，他们都对毛主席的来去自由做了保障，在重庆毛主席是绝对安全的。”

但是，对于美苏两国的保障，周总理却并不完全放心，所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周总理希望在重庆之时，张治中能保护毛主席的安全，因此他谨慎的表示“文白兄，美、苏两国的担保是他们的，但是我们对毛主席的安危不能大意，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

在得知周总理的顾虑后，向来主张“和平”的张治中当即表现出了友好的诚意。而在重庆虎穴之中，处处都是国民党无孔不入的特务，住处是众人不得不面临的重要问题。

为了给毛主席提供安全的住处，张治中当即举家搬到一个简陋狭小的平房中，将自己的住处让给了毛主席。

不仅如此，在进入重庆的时候，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并不多，对于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情无法应对，对此，张治中通过几次与周总理讨论后，由周总理拍板决定让宪兵承担这一重任 ，而张治中则负责找到宪兵司令，再三交代，这才保证了保护人手的可靠性。

在这其中，张治中对于毛主席的安全十分关心，也多次过问。不久，重庆谈判后期，两党关于协定事宜基本商议完成，可这其中，周总理的秘书李少石却突然被枪杀。

此时正值毛主席准备离开重庆之际，却突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一时间周遭的环境变得复杂了起来，不少人纷纷劝毛主席尽快离开。

对此，周总理也就此事与张治中进行了沟通，周总理表示“让毛主席一个人离开，我们不放心。”

张治中当即反应过来，随后表示“恩来兄，你放心，我既然亲自接毛先生到重庆来，当然是要负责送回去的。”

于是，在张治中的护送下，毛主席在返回延安险象环生的旅程中，才得以相安无事。在张治中返程时，毛主席曾称赞张治中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而正是因为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多次到延安的旅程，让他与我党本就深厚的友谊更进一步，也让他在我党中广受好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在党中央的邀请下，“和平将军”张治中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至此以后，这位一生都在追求和平的将军，一直在为新中国的统一奔走。

但不幸的是，1969年，张治中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