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值得看吗（带你去逛博物馆）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中国青铜器博物院）虽然处于地级市，但是这家博物馆的级别是博物院，能评为博物院，说明其科研性及行政级别都是非常高的。

而且宝鸡自古是周、秦发源地，出土了大量的国宝级文物，还是最早“铭文中国”的发现地。而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是唯一的一家以“青铜器”为主题展览的博物院，如果想了解中国青铜，这家博物馆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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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博物院建于宝鸡市石鼓山风景区内，是个半山腰，从宝鸡的主干道就能看到这座气势恢宏的博物院，建筑设计理念表达了——从层层考古土基中，代表文明的青铜器，如大树之根一样 屹然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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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在半山腰，门票免费，9:00-17:00开放，每周一按博物馆惯例闭馆。

这家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服务做的非常好，在展厅入口处可以邀请志愿者帮忙讲解，人多人少都没有关系，哪怕只有一个人志愿者都会认真讲解。

博物馆上面有座塔，可以爬山兜兜风，博物馆下面就是陈仓老街，说是老街其实很新，不过集合了很多特色小吃，博物馆逛完饿了可以去吃点小吃，然后再来回头看博物馆的夜景，尤为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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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介绍一下博物馆所在位置的石鼓山，这里被称为石鼓山正是因为国家宝藏介绍的“陈仓石鼓”正是在唐代的时候出土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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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仓石鼓——中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也被称为大秦帝国的“东方红”，还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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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宝鸡的文化底蕴有多么深厚。作为周人和秦人的发源地，宝鸡从汉代就开始不停的出土重器，从这里出土的晚清四大国宝大盂鼎，毛公鼎、散式盘、虢季子白盘包括大克鼎现在分别散落在国家博物馆、台湾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里做镇馆之宝。

虽然一进馆一眼就看到这几件重器的复原件，但是由于这几件并不是原物，所以准备放在文章最后再单独介绍，先按照宝鸡青铜博物馆的布展顺序来一一介绍我印象比较深的文物。

▼ Part 1第一展厅：青铜之乡

第一展厅主要介绍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的原因

当年作为周人迁徙地陈仓之时，浇铸出了大量青铜器。而自汉代以来，这里的青铜器就不断出土，其数量之巨，精品之多，铭刻内容之重要，均居全国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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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馆先陈列了晚清四大国宝，都是出土于宝鸡的，由于是复制品，我们最后来单独解说。

晚清四大国宝复制品 图片为自摄

然后映入眼帘的是杨家村窖藏复原，其实杨家村窖藏的文物相对来说属于西周晚期，如果按时间顺序，杨家村窖藏本来应该是排在这个展厅最后面的，但是由于这个窖藏非常出名，所以被放在了这个展馆的最前面，介绍完杨家村窖藏之后再介绍周人起源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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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杨家村窖藏

（西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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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来源一般有三种：

第一是传世物，历代传承一般都记录的非常明晰；

第二是陪葬品，用于墓室里培养；

第三种就是窖藏，可能是战乱或搬迁，器主人无法将这些贵重的物品带走，于是找了一个地方掩埋起来，待日后归来的时候在挖出来，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这让这些珍宝深藏千年。

2003年，在宝鸡杨家村发现的这处就是窖藏坑，是村民在取土时意外发现一个窖藏，发现的时候里面的青铜大鼎套小鼎，中间空隙被土填满了，所以保存的非常好。这里共出土青铜礼器27件，并且件件有铭文，这在出土文物中还是第一次。一个家族拥有4000多字的铭文记载也是第一次发现，而且标准器众多，气势恢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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逨（lai）鼎——四十二年逨鼎现仅存两个

（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前782年）

四十二年逨鼎

四十三年逨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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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年逨鼎现存两个，四十三年逨鼎应该有十个，但是有两个遗失了，器型表面保存非常完好，甚至可以看到青铜作为吉金的原色，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青铜都是氧化以后变绿的才显得沧桑的，最早都是这种金灿灿的颜色，贵气十足！

其中有件四十三年逨鼎记述了周宣王劝谏监察官的言辞，记录了最早中国特色监察官及制度的故事，监察独立于行政与司法，纠察百官，历经千年，渊源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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逨（lai）盉——龙腾虎跃凤呈祥

（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前7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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盉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酒器,，也可以用来盛水，用来调节酒的浓淡。从铭文得知，逨盉是单氏家族第八代子孙逨为祭祀皇高祖单公而做的一件礼器。

这件造型别致，器身扁平圆形，口上为凤鸟形盖，凤首高昂，展翅欲飞；头及龙把手，还有盉身的蟠龙纹，再加上龙头足，塑造出龙喷云吐雾的感觉；器身又与盖以虎形链相连。

整体将天上飞翔的凤鸟，水中遨游的巨龙，地上奔跑的老虎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呈现出一副龙腾虎跃凤呈祥的精彩画面，是西周晚期青铜器高超工艺和造型艺术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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逨（lai）盘——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国第一盘，反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西周宣王时期：公元前827年-前7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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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为盛水器，一般与匜配套使用。西周的青铜多为记事，盘口会越来越平阔，这件是件典型器。

上铸有360字，是建国后发现的最长的一篇西周铜器铭文。不仅如此，逨盘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

这是第一次从考古资料里对西周王室变迁及年代世系有着明确的记载，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西周诸王名号，对夏、西周断代工程所拟的西周宣王年表做出了检验，反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而更显其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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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五父壶

（西周晚期：公元前885年-前7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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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五父壶，一共一对一样形制的，制作十分精美，腹部有单头双身的龙，最精致的地方在把手处，由三头各不相同的兽头叠罗汉式构成。

可以看出，西周晚期青铜器的器型已经非常精致，而且具备多样性，铭文字数也大幅度增多，而对比商朝鼎盛时期的青铜器来说，商朝青铜器三层花纹理细腻，适合近看细细品味；而西周青铜器纹理比商朝更为简洁粗犷，更适合远观，也有可能侧面说明当时祭祀场地及祭祀范围的增大。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周人早期青铜铸造的情况↓

宝鸡桑园堡墓地

（商代晚期-商末周初时期）

与杨家村窖藏不同，桑园堡是陪葬坑，1958年，在筑路过程中陆续发现了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陶器等共二十余件，鼎内还残留有动物骨头，鼎下方有烟炙痕迹，经调查，这里应为一处西周早期墓葬群，其中一些器物可早至商代晚期。

2兽面纹鼎（商代晚期）、3蝉纹鼎（商代晚期）、4涡纹鼎（商代晚期）、5乳丁纹簋（商末周初）：1958

这几个鼎分别是商代晚期及商末周初的青铜器，可以看出此时器型较之中原地区还不是非常发达，装饰比较朴素简单，也可以看出周人此时国力还未到强盛时期。

不过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商代晚期的高脚杯，感觉还是挺穿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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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周中期，国力兴盛，器型明显沉稳大气起来。 周原为周人的发祥地，位于陕西省宝鸡市的扶风、岐山附近。作为西周故都，这里不仅是周天子敬天祭祖，举行各种大型礼仪活动的圣地，也是一大批王公贵族聚居和获取食禄采邑的集中地。

庄白一号窖藏（西周中期）

1976年扶风县庄白村村民在平整土地时意外的发现了庄白一号窖藏，窖内103件青铜器放置井然有序。庄白一号窖藏是建国以来出土窖藏中规模最大、器物最多的一座，著名的“青铜史书”墙盘，“艺术瑰宝”折觥均出自这里，但是当天我并没有看到这两件珍宝，但由于这两件文物过于珍贵，所以找来网图解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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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盘——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国的“青铜史书”

（西周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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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墙在周朝做史官，又被称作“史墙盘”。

周武王灭商后，并没有把商王朝贵族赶尽杀绝，商纣王的一位庶兄微子一家就归附了周朝，还受到重用。经五代，相传到了墙这一代，仍在周王朝中担任史官。这位史官墙没有忘记自己家族兴盛的原因，因而更加感激周天子不计前嫌重用他的恩德，于是铸造了一个大青铜盘，并将自己的全部感情凝聚成文字，写成一篇诗文铭记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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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这个家族作为殷商的臣属遗民后成为周朝的重臣，更对研究周王朝接纳异族的用人策略，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正是因为铭文的重要历史价值，墙盘被考古界专家们誉为中国的“青铜史书”。

还有一点就是墙盘的铭文使用的是简明整齐的四言句式，且大多押韵，颇似《诗经》，这是已知时代最早的带有较明显骈文风格的铭文作品，不仅如此，史墙盘铭还是一篇很漂亮的书法作品，书法比较有造诣者基本都临过墙盘的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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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觥——断代标准器

（西周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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觥出土较少，陕西仅出土三件，折觥应属西周昭王时代，还是一件方形觥，更是少之又少，是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器，具有非常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折觥”是以羊的形象为主题设计的，实际上折觥的整体是由各种各样的动物组成。分解开来，羊角部分实际上是龙的形象，羊身上有龙纹、鸟纹、兽面纹，尾巴是一个鸟的形状，整体看是一只华丽的大肥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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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g簋 (xing这个字实在打不出来）

（西周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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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的盖可反过来当碗使用，圆簋方座底座是西周出现的新样式，一方面代表天圆地方，一方面当时的人席地而坐，垫高底座使用更加方便，虽然没有发现烟炙痕迹，不过也有可能实用器的底座可以用于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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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xing壶 (xing这个字实在打不出来）

（西周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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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壶的颜色有些发黑，说明铸造的时候铜锡铅的比例没有掌握好，锡铅比例偏高了。

这个壶主要采用了窃曲纹和波曲纹作为装饰。西周中期以后，装饰纹理逐渐抽象化，形成一种新的主导性的纹饰窃曲纹，这种纹饰是一种适应装饰部位要求而变形的动物纹样，是动物的简化和抽象化。周代打破了商代以来，以直线为主的装饰特点，也打破了对称格式。一般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形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但又未完全摆脱直线的雏形，因而形成直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特点。

西周晚期因为已经在开篇介绍过杨家村窖藏，所以这边按照时间脉络再提样比较精致的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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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父勺

（西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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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公父勺1976年宝鸡市扶风县云塘窖藏出土。这个勺据猜测可能是盛酒器，不过我个人觉得把手略短用来盛酒不是很方便，所以也可能是饮酒器或者分酒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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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削刀一组

（西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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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是一种弧背凹刃的小刀。传说早在黄帝以前，先民们就已经开始使用铜刀了。削刀的用途很多，可以作为短兵器近身使用，也可以用来刻书写字。商周时期，这种铜削刀还是制骨、冶铜等手工业生产的重要工具。可以看出已经做得非常锋利轻巧。

▼ Part 2

第二展厅 周礼之邦

周王朝文化的核心是其礼仪制度，第二展厅以对周礼的追溯和阐释为线索，以寓意周人宗法制的青铜树为开篇，阐明宗法礼制中的大宗、小宗的含义，展示西周的创立和周礼的各个方面。

代表宗法制的青铜树，现代制作 图片为自摄

封建亲戚 • 以藩屏周

武王灭商后，西周以僻居西部的小邦成为中原的主人，面对一个庞大发达而且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商民族来说，如何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合法的统治者？他们实施改革，实行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这种政治体制，深刻的影响着东周乃至后世的统治形式。所以西周的礼器达到高峰，而且多带有铭文。

刚入馆主要展示了各种青铜器的器型。因为西周吸取商代酒林肉池的灭国教训，所以提倡禁酒令，西周的酒器明显比商朝少了很多，民以食为天，西周更多的礼器多采用鼎、簋、鬲等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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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方鼎

(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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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主要出现于商朝及西周早期之前，西周中晚期慢慢流行为圆鼎。这件方鼎1927年宝鸡市戴家湾出土。上面的凤鸟纹尤为独特，把凤鸟纹作为鼎身的主要装饰比较少见。凤鸟纹在商代已开始出现，到西周早期多作为兽面纹的配饰，西周中期昭王、穆王期间，凤鸟纹十分兴盛,被称作凤鸟纹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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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鸟纹方鼎

（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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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凤鸟纹方鼎纹样也是西周早期的铜鼎，出土于岐山县罗家河。这件鼎的凤鸟纹装饰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左右面青铜氧化程度不一样，竟有一种独特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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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鱼（yú）伯双耳方座簋

（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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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鱼（yú）伯双耳方座簋1981年出土于纸房头出土。鼓腹，圈足，下带方座。据说座内悬一小铃，奉簋时铃声响动，清脆悦耳。在上海博物馆看见过一个类似的鄂叔簋，方座下也有一个小铃，可以对比一下↓

鄂叔簋 西周早期 现存于上海博物馆

鄂叔簋 对比座下小铃 图片拍摄于上海博物馆

鄂叔簋，方座下的小铃至今保存完好，稍有晃动即会发出悦耳的声音，用镜子把座底铃铛照了出来。很遗憾弓鱼（yú）伯双耳方座簋没有看到铃铛。座下铃铛的用途不是很清楚，很可能是古人吃饭同时要享受音律，大家一起上菜的时候叮叮当当如同演奏乐曲，很有仪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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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件簋的装饰也比较独特，采用了高浮雕，整个器形庄重、威严、立体感极强。而且把手上叠了一个虎吃牛的造型，十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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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足椭形尊

（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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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一般为圈足，这种四兽纹足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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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纹罍

（西周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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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涡纹罍，肩两侧有牛首耳，双耳间饰有3个等距的浮雕涡纹。

涡纹是最早出现在中国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近似水涡，故为涡纹。但是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所以其实代表了火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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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耳方座簋

（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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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簋用涡纹和窃曲纹作为装饰，而且是四耳的，纹路清晰粗壮，器面简洁，显得造型很独特少见，看到有点阿拉伯风情的感觉。

营建洛邑•宅兹中国

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原殷商治地的控制，成王即位后就遵照先王遗训，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把大批商贵族迁到那里，派兵进行管理。由此周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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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镇馆之宝，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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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何以为尊，我有中国，来宝鸡看“中国”看的就是这尊何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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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见到最早的证据，就是何尊内底所铸的铭文“余其宅兹中国”。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记述的是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是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镇馆之宝，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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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文化价值，何尊上高浮雕的兽面纹也非常有意思，以前看的都是平面的兽面纹，眼角眉牙的纹路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画，何尊的兽面纹是高浮雕的，完全让人看懂了平面纹路得兽面纹代表了什么。

对比平面兽面纹：冉方彝 商代晚期 现存于国家博物馆 拍摄于深圳博物馆

终于找到了一张比较清晰的兽面纹器物的照片，可以与和尊立体兽面细节一一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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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制礼•天下归心

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开国元勋周公姬旦摄政。历时七年平定了管蔡之乱分封诸侯稳定了周初政局。同时周公依据周人原有制度参酌殷礼制定出一套完整的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这就是后世儒家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之礼”。

沃盥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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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盥礼是周礼中重要的礼仪之一。一直都在书中看到《礼记》中提到：“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在这里竟然看到实际复原的场景了。

沃盥就是浇水洗手的意思，搭配工具铜盘和铜匜。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用活水洗手才能洗的真正的干净。《礼记》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行沃盥之礼时，年轻的人跪着捧着铜盘，年长的人用铜匜来倒水，旁边的仆人拿着毛巾伺候擦手，复原的场景完全一致。

史籍无载•（弓鱼）yú国史话

（弓鱼）国是一个史书上从无记载的小国，但是在宝鸡市区的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等地发掘到多处墓葬，让这个史料中缺载的小国也因此重返历史舞台尽情释放它独特的文化魅力。

竹园沟七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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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园沟七号墓规模较大，有侍妾陪葬，上面小坑为侍妾墓，小妾侧身面向墓主，下肢微屈，仿佛随时在等候墓主的召唤。小妾身上还有黄红条格相间的麻布衣痕迹，显示出当时视死如生的丧葬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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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卣

（西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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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园沟七号墓最著名的文物就是这件伯格卣，有一大一小两件，还有一件伯格尊。卣是一种盛酒的酒器，这种酒器专门盛加了郁金香料的特殊酒——“鬯chàng酒”，主要用于祭祀。这件卣可谓以羊作为装饰部件的代表作，在提梁与器身结合处铸两个羊头，大角卷曲，双目圆睁，羊头把提梁和器身链衔接的地方遮盖起来，也起到了固定提梁的作用，以防提梁掉下来损坏器物本身。

竹园沟7号墓还出土了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一组3件编钟，约在西周早期康昭之际，只能从墓室复原场景看到角落里的那三件，应该是复制品。

异性通婚•子孙必蕃

竹园沟十三号墓最早发掘出来是一对夫妻合葬墓，墓主人应该是（弓鱼）国诸侯王（弓鱼）伯以及其夫人，后来发现了旁边一个更为豪华的之井姬墓里的才是正妻，才知道躺在（弓鱼）伯旁边的应该只是一个妾妃，（弓鱼）国虽然未在历史上留在姓名，而这位井姬出身就高贵了，她可能是井伯之女，井国由周公旦后裔执政，而井伯经常出现在西周金文中。

西周为了巩固分封制和宗法制，姬姓贵族通过整治联姻、甥舅关系等手段将异姓国联姻转化为两国或多国的联盟，使贵族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周代的婚俗在我国古代婚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奠定了我国古代婚姻的基本礼仪和习俗，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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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姬独柱带盘鼎

（西周中期，1974年宝鸡市茹家庄二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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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鼎我竟然拍糊了，原谅我只好用了张网图才看的清楚。单足带盘的设计为西周鼎中所罕见，带盘鼎为温食器，鼎中盛食物，盘中放炭火。鼎腹底部还残留有厚厚的烟炱。

古时吃饭是每日两餐。第一顿饭叫朝食，时间大约在上午九时左右，第二顿饭叫哺（bu）食，时间在下午四时前后。哺食多半是把朝食剩下的熟食热一下就吃，不再做新饭。带盘鼎正是“哺食”时用来加热食物的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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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双耳方座簋

（西周早期，1980年宝鸡市竹园沟十三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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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园沟十三号墓出土的文物都是（弓鱼）国的，这件方簋比较独特之处在于其把手处龙角的纹样与四川三星堆的纹样十分雷同，带有蜀地特色，同批器型有多处类似蜀地特点的纹样或者工艺，说明「弓鱼」国和古蜀国可能有着一定的渊源。

把手处龙角纹样及造型特点与三星堆文物相似 图片为自摄

对比图：三星堆青铜面具 图片源于网络

桶形直棱纹提梁卣 西周早期，1980年宝鸡市竹园沟十三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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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形直棱纹提梁卣，看起来很像今天的保温饭盒，是当时外出提酒的桶，非常便携，这种类型的器型一共只出土过五件，国内宝鸡出土两件，甘肃出土两件，还有一件在国外不太清楚情况，碰巧我拍到过甘肃的，发来对比一下，还是宝鸡这两件更为精致。

泾伯卣 西周早期 出土于甘肃 现存于国家博物馆 图片为自摄

蝉纹斗。西周早期，1980年宝鸡市竹园沟十三号墓出土 图片为自摄

蝉纹斗。西周早期，1980年宝鸡市竹园沟十三号墓出土。

直棱纹提梁卣还配备了蝉纹斗，两折三曲，放在提梁卣里取水大小刚刚合适，弯曲度又可以保证取酒不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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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鱼）yú国青铜銎内钺

（出土于宝鸡竹园沟13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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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钺我没有在展厅看到，不过挺独特的，就搜了个网图给大家看看。在上齿端接有一个人首，方脸大耳，面部微凹，浓眉立目，脑后有发辫，8个发结清晰可见，感觉与三星堆的小立人也有点相似，再次体现了弓鱼国蜀地的渊源。

对比金沙青铜小立人，现存于金沙遗址博物馆 图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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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鱼）yú伯蓥yíng

（西周时期，1974年宝鸡市茹家庄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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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鱼伯蓥是与盘合出的西周新式器型，这件器型比较少见珍贵。“蓥”其实就是商周青铜器中常见的盉。盉是中国古代盛酒器，是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盉的形状较多，一般是圆口，深腹，有盖，前有流，后有鋬。

在迄今已经出土的青铜器中，叫“蓥”的极为稀少，只有铭文有“鎣”字才会被称为青铜蓥，无“鎣”字被称为青铜盉。

列鼎制度

鼎自古被视为立国重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到了西周，衍变成最重要的礼制——列鼎制度，一组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的组合，不同身份的人使用不同身份的规模，鼎里供奉的肉食和簋里供奉的粮食也不一样。《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春秋中晚期礼崩乐坏，很多诸侯都开始使用九鼎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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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鼎四簋（儿鼎、儿簋）

（ 西周中期，茹家庄一号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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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严格遵守列鼎制度，“茹家庄一号墓”从墓葬的形制（甲型墓、有墓道和车马坑）和墓室中青铜礼器的组合（五鼎四簋）上看，墓主人（弓鱼）伯应是诸侯的身份，也就是说他应是西周丰镐畿内一个诸侯小国的国君。其中8件有“（弓鱼）伯自作用器”之类的铭文，也验证了他的爵位等级属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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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盘夔足鼎

（西周中期，1974年宝鸡市茹家庄一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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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盘夔足鼎上鼎下盘，组合起来是一件袖珍的小火锅，下面的盘子带有小孔，可以通风排灰，十分有趣，不过这件器物可能不是实用器，而是古人用来用来“盘”的观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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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柄铜匕

（西周中期，1974年宝鸡市茹家庄二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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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匕看起来很像勺子，但是前端是尖的，这是一件多功能工具，可像勺子一样舀汤，尖头可以用来像叉子一样扎肉，锋利的侧边可以像小刀一样切肉，一件铜匕就可以代替西餐三件套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西周时期，随着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分封制的实行，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面，周天子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共主。为了维护和巩固这种理想的政治格局，以对祭祀权和征伐权的掌控为目的的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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㝬hú簋——商周青铜簋中最大一件，西周“簋王”，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西周厉王时期青铜器，出土于扶风县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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㝬簋是周厉王用于祭祀的礼器，㝬簋的㝬，同“胡”，是周厉王的名字，铭文记载了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词，比较有趣的是，史传周厉王是个暴君，而这篇祝词上他把自己写的无比贤明。

而且㝬簋不仅是一件王自作器，还是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所以这不仅是一件王簋，它又被称为西周“簋王”，是中国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在洛阳博物馆藏着一件春秋早期的王自作器，虽然这个墓葬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规格最高的东周墓，推测该墓主人可能是东周第一代天子周平王，这件王鼎↓器型粗糙、残败不堪，可见当时国力衰退到何种地步。相比起来，上面那件西周晚期㝬簋虽然造型简洁，但是器宇轩昂，霸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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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王作鼎

（春秋早期，现存于洛阳博物馆）

图片拍摄于洛阳博物馆

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礼刑并用是西周社会的特点之一。《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九刑主要指西周的九种刑罚，分别是墨刑（刺字）、劓刑（音义，割鼻）、刖刑（音月，砍脚）、宫刑（破坏生殖机能）、大辟（砍头）和扑、鞭、流、赎等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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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人守门鼎——座记录西周刑罚制度的火锅

（西周中期，宝鸡市茹家庄窖藏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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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鼎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火锅，上面是锅，下面是炉子，正面的门打开放炭掏炉灰，左右的窗通风助燃。

而门闩上赫然插着一个人，这个人虽然很小，但由于铸造精致，依旧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头发扎在脑后，全身赤裸。最诡异的是，这个人只有一条右腿！说明这个人是一个受了刖刑的人，别的活干不了了，只好来守门。

刖刑在夏朝称膑，周朝称刖，秦朝称斩趾，刖刑指砍去双脚，春秋时和氏璧的发现者卞和即被施以刖刑。

公车千盛•萧萧马鸣

西周马车沿用商的形制，主要由木制成，并使用青铜作为配件，当时的贵族十分重视车，除了等级身份的标志以外，马车在战场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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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到的马车构建都是分开的，这边这个复原马车比较形象，各个零构件的用途一目了然。

赫赫宗周•黯然东迁

二百多年的发展，西周王朝开创了政治、经济、文化的盛筵。但到了晚期，王公贵族与民争利，政治腐败，国力衰竭。当北方的犬戎南下侵周，国家已无力抵抗，只得弃城而迁。周初成王为监视殷商遗民筹划营建成周洛邑，至公元前770年时竟成为周王朝的避难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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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琱生尊——记载土田纠纷处理情况的器物

图片为自摄

琱生尊有几件，其中带有铭文的五年琱生尊最为重要，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一件。这件器物的铭文讲述了西周晚期王朝贵族间的土地诉讼案。它们与传世的五年琱生簋、六年琱生簋记述同一纠纷的不同阶段，一个是纠纷的原因，一个是最后处理的结果，为理解该事情的来龙去脉，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

正好我也有六年琱生簋的图片，可以放在一起参考一下↓

六年琱生簋 西周晚期 现存于国家博物馆

图片拍摄于深圳博物馆

六年琱生簋传世件，相传清代出土于宝鸡 ，铭文内容均记载了琱生与其他贵族之间因土地引起的纠纷及诉讼，与五年琱生尊讲述的事情将前因后果互为补充，是研究西周晚期土地状况及诉讼的重要史料。

土地纠纷诉讼是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内容，折射出王朝末年各级贵族之间矛盾重重，国家政治、经济风雨飘摇的衰退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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亻朕（Yìng）匜——被誉为“青铜法典”，中国最早的判决书

图片为自摄

亻朕匜现存于中国法院博物馆，这里的是一件复制品。“亻朕”是一位奴隶主的名字，亻朕匜造型带有盖，比较少见。这件器物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其铭文，记载的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诉讼判决书，记叙了西周时期一起奴隶买卖纠纷的经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西周法律制度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而铭文记录的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西周早期用礼仪制度约束人民，出现争议时，人们可以彬彬有礼的和解，而西周晚期，开始诉诸法律途径解决，特别是原告地位低于被告，在当时竟然敢以下犯上，与周礼相违背，这不仅是礼崩乐坏的前兆，同时也是依法治国的萌芽。

未完，见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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