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度亡经书（道教劝善的三圣经）

道教作为一个组织健全、思想成熟、理论完备的宗教，像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一样倡导民众扬善抑恶。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

劝善是道教最基本的思想之一。道教倡导多行善，就有好报；多作恶，必然要遭恶报。弘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精神理念，鼓励多做善事，多积德。改恶从善、积善获福，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纲常名教的思想。这不仅承载着华夏民族的优秀品德，而且也反映了广大民众朴素的善恶伦理观，获得了上至皇室下至普通民众的欢迎和好感。

整体来讲，道教劝善书以长生不老、羽化成仙的神学思想作为其根本理念，同时借鉴和融合了佛教思想中的因果报应理论和儒家思想“仁爱”学说的道德价值观。但究其实质来讲，道教劝善书是“从道教神学的角度劝人去恶从善、积善获福的通俗道德教化经书”[插图]。

在道教所有的劝善书中，《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在社会上的影响最大，对民众的道德感染力最强，因此被誉为道教“善书三圣经”。

（一）《太上感应篇》

一切宗教均弘扬真善美的思想，道教的《太上感应篇》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三大劝善书之首，通常又会简称为《感应篇》。该书的具体作者，当前的学术界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具体来讲，“太上”指的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是对老子的神化。“感应”意指善恶报应，天地鬼神会根据世上人们的所作所为给以相应的奖惩。该书认为“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观念。可以明显看出，该书汲取了佛教因果报应的思想，但又与佛教观念有一定的差距。因为佛教认为因果有三世因果，即前世、今世、后世三世，而道教的因果报应则更强调现世现报。

换言之，道教的报应理念比佛教更加注重现实，倡导民众要更加重视现世，更加珍惜现实存在的生命。不可否认，该书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着现实的积极作用。

道教的基本宗教信仰是得道成仙，道书中记载了很多可以羽化成仙的理论或者方法：外炼丹药、服食、内炼真气。但是，更多的是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因为太过玄虚和不切实际。而《太上感应篇》等道教劝善书却倡导另外一种登临仙界的途径，即行善。这是成为神仙的一个现实的路径，具体可见，易于操作。正所谓：“夫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这种做好事，在生活中都是经常可见的。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点滴做起。

《太上感应篇》的内容不是空洞的理论，更多地是立足于当下的社会现实，让人安心地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家庭的和睦。

《太上感应篇》思想健康向上，劝人行善，符合了民众朴素的伦理价值观。在民间流传很广，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演绎成了人民约定成俗的生活习惯。当然这种倡导顺民理念的思想也得到了统治者的好感和扶植，历经宋、元、明、清而久盛不衰。宋理宗在《太上感应篇》的卷首亲自书写八个大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同时，那些诚心修道者也推崇它，因为它不同于一味要求人们凝神思道、清心静虑的心灵修炼术，而是具体现实地提出了行善得道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普通民众渴望通过现实的生活方式也能达到得道成仙的愿望。

（二）《文昌帝君阴骘文》

《文昌帝君阴骘文》作为道教三大劝善书之一，不仅在道教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且深入到民众的生活中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言行。

具体到字面含义，“阴骘”意指阴德。“阴骘”一词原本是指默默地安定的意思。最早记载于《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之后随着历史的演变，被演绎为修善积德，也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为人要积阴德。

《阴骘文》的核心思想是劝导民众行善，以天道为基本理念，用因果报应的理论来告诫民众为人处世的道理。该书为了向世人昭示行善抑恶的道理，几乎把宇宙万物的一切都伦理化了。如“禁火莫烧山林，勿登山而网禽鸟，勿临水而毒鱼虾，勿宰耕牛。”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均与善恶相关联，即和人的祸福有关。今天读来，这些思想仍然具有很深刻的道理，符合人类普遍的价值情怀。

《阴骘文》以文昌帝君的名义向民众宣传做好事的益处，弘扬广行善事，多积阴功的精神理念。多做好事，不仅会今生得到好报，而且会惠泽子孙后代。

文昌帝君是古代道教徒和广大民众尊崇的神仙，他具体掌管人的功名利禄。文昌二字指的是星名，通常也称为文曲星，在古人的眼中，文曲星是主持文运功名的星宿。

中国古代帝王都非常崇奉文昌帝君张亚子，在张亚子身上也充满了神奇色彩。据说，在张亚子出生的地方，生长着一棵婆娑古树。这个树开的花朵是红色的，血红血红的。当地的人们称之为血藤树，枝条折断后会流出鲜血一样的树汁。

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唐玄宗带领一批大臣到今天的四川省避难，由于水土不服，有的大臣病倒了。唐玄宗很是着急，在梦中得到张亚子给写的一个药方，果然药到病除，效果非常神奇。唐玄宗赐封张亚子为“左丞相”。在得到唐玄宗的加封后，张亚子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是越来越高，在民间有“北孔子、南文昌”的称谓。

文昌帝君倡导行善，他主张不能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情，常常帮助别人渡过生活的难关，接济他人的贫困，怜悯孤寡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宽容别人的过错，行善事会上合天道，有这么一副好心肠，必定会得到上天的厚报。

《阴骘文》原文记载了很多扬善抑恶的道理，如：勿坏人之名利，勿破人之婚姻；勿因私仇，使人兄弟不和；勿因小利，使人父子不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近报则在自己，远报则在儿孙。

从中不难发现，这些记载的道理都非常浅显易懂，贴近民众的生活，便于说教和实行。《文昌帝君阴骘文》劝人行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贴近民众的生活，谈到的都是一些具体的道理，而不是晦涩不明、抽象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是娓娓道来，深入浅出，有很大的文化感染力和故事性。

（三）《关圣帝君觉世真经》

关圣帝君，在民间的通常称谓是关公，是由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将关羽演化而来的，是道教对关公的宗教神化。

我们知道，关公因忠义、仁勇和诚信而闻名于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一个典型的正面形象。正因如此，后人将关公与孔子并称为“中华文武二圣”。

对关公的尊崇，不仅是道教，而且佛教和儒家都非常信奉。佛教把关公神化为护法神将，尊为伽蓝菩萨。关公受到封建帝王的加谥崇奉。宋徽宗当皇帝期间，先后两次赐封关公，崇宁二年封关公为“崇宁真君”，宣和五年封为“义勇武安王”。明朝万历年间，广大民众尊称关公为“关圣帝君”。明万历三十三年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全文字数很少，大约不到七百字。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人们遵守的伦理道德，劝导人们多行善性，莫作恶事。

在其不长的篇幅中，字字句句都展现出道教主张的济世度人的劝善理想。核心思想是使世人醒悟，思过迁善，积德修身。要求人们从善积德，加福增寿，添子益孙，灾消病减祸患不侵，人物咸宁吉星照临；告诫作恶必报，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报在身，远报儿孙。

更为重要的是，《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汲取了儒家忠孝思想、佛教因果观念，在思想上汇三教为一言。其内容具体，有很大的情感感染力。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记载：“人生在世，贵尽忠孝节义等事，方于人道无愧，可立于天地之间。若不尽忠孝节义等事，身虽在世，其心已死。是谓偷生。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意思是说：人生活在世间，应该有忠诚、孝敬的心思。具体而言，对国家，应尽忠心。对长者，应尽孝养。对自己，应尽节操。对朋友，应尽道义。这忠孝节义之事，都能竭尽心力做到，才无愧于做人，可自立于天地之间。否则就是行尸走肉，不可能得道成仙。

《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倡导民众为人处世要常怀善心、多做善事，保护弱势群体。正所谓是：“实行方便，广积阴功。”意思是说：民众要时时刻刻为人提供方便，多做善事，以便广泛地积累阴功。反对存恶心，不行善事的言行。

具体到该书告诫民众行善的方式，《关圣帝君觉世真经》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相比较，劝善与惩恶参半。该经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汲取内容，用通俗的语言将其戒律生活化和简单化，再结合人们对神灵畏惧的心理，形成明确的奖励与惩罚机制，而不是以完全扬善的说教来告诉世人扬善抑恶。同时，借助神灵的权威在一定程度上恫吓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即从反面的角度来达到让人行善的目的。如《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借关圣帝君之口称：“我作斯语，愿人奉行；言虽浅近，大益身心；若负吾教，请试吾刀，戏侮吾言，斩首分形。”从中不难分析出，《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内含着威慑的心理功能。

综上所述，扎根中国文化土壤的道教，在其劝善精神理念中借鉴和融合了儒家和佛教的思想。道教在发展传统修炼道术的同时，不断思考和探寻着人能成仙的内在依据，其最终理想是把伦理道德的修持定格为新的修炼途径。简言之，劝善是手段，得道成仙是目的。

道教劝善书作为一套道德伦理的解释系统同样具有现代的启示意义和时代价值。我们今天所构建的伦理道德体系应该贴近现实生活，而不能故作玄虚，并且需要与时俱进地作出富有建设性的诠释，同时能对人们未来的道德价值观念给予一个理性化的预设和解释。

节选自《道教》作者：谢路军，陈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