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清华录取名单（民国时期清华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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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清华录取名单

国立清华大学时期的二校门。资料图片

民国时期清华校园。资料图片

清华大学历年招考大学本科学生录取标准（1925-1933）（局部）。资料图片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报刊媒体上时常刊载一些名人在民国时期投考清华、北大等名校时，虽个别科目成绩很低却能够被“破格”录取的故事。那些“偏才”“怪才”的数学、英文等科目动辄个位数甚至零分的成绩，还有他们被大学校长“破格”录取的传奇经历，十分吸引大众眼球。然而，事实上这些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故事，有很多是不够真实或全面的。针对这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故事，学术界已有一些商榷和批驳的文字，也产生了一些效果。不过，这些文字大多是征引时人的回忆来加以佐证与批评，若能够从当时大学招生录取制度的角度进行正本清源的梳理，将更有利于消除这些曲解历史说法的不良影响。鉴于此，笔者以其中流传广泛的一些清华学人的经历为案例，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招生制度为基本分析线索，结合相关回忆资料，进一步辨析这些故事的失实之处。

在民国大学“破格”录取的故事中，无论是钱钟书、吴晗还是钱伟长、闻一多，清华学人的故事流传颇广。的确，当时清华大学的招生制度十分灵活，除了每年一度的新生招生考试以外，还有以转学、借读等形式进入清华的学生。然而，据笔者考察，这些学术大师在被清华录取的时候并未“破格”，相反，他们的录取过程完全符合清华大学的招生规范。所谓“破格”的印象，大部分是由于人们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情况了解不够，将当下的教育制度投射到历史时代而导致的。

一

钱钟书被清华校长罗家伦破格录取的故事广为流传，经久不衰，很多人深信不疑，较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说法来源于钱钟书自己的回忆。钱钟书是1929年被清华录取为一年级新生的，坊间流传的说法是在当年的入学考试中，钱钟书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钱钟书自己的回忆则是：“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范旭伦、李洪岩：《钱钟书评论》）这种说法是否能够站得住脚呢？首先，钱钟书在回忆中并未提及自己的数学到底考了多少分，其次，已经有学者指出，通过一些清华校友的回忆印证，这种“破格”的说法似乎也很值得怀疑（汤晏：《一代才子钱钟书》）。我们不妨从制度层面来进一步考察1929年清华是如何招生的，以及其录取标准究竟有哪些。就报考资格而言，1928年通过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规定，“国立清华大学本科学生入学资格，须在高级中学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国立清华大学条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都有资格报考，清华的招生简章中则对这个问题规定得更为详细：“投考生须具左列资格之一：公立高级中学或经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毕业；国立大学或经立案之私立大学预科毕业；同等学校（如六年制师范学校，惟以公立或私立经立案者为限）毕业。”（《国立清华大学本科招考简章》，《清华周刊》1931年第11、12期合刊）1929年清华大学一年级新生录取标准如下：总平均分40分以上，国文、英文、算学（即数学，下同）三门平均40分以上。其中部分科目有最低分的限制：“国文要求不低于45分，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算学要求不低于5分即可。”（《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大学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清华周刊》1931年第11、12期合刊）因此，若钱钟书的数学成绩为15分，而国文、英文两科又十分优秀，显然符合清华对新生的录取标准，并非是“破格”。据他人回忆，钱钟书的成绩非但不需要被“破格”，而且排名较为靠前，在清华正式录取的174名男生中排名第57（张亚群、刘毳：《也谈大学破格招生——从钱钟书、吴晗、臧克家上大学说起》）。而彼时的清华学生人数很少，师生关系融洽，老师单独指导学生，甚至一起用餐都十分常见，因而罗家伦专门将钱钟书召至办公室，也并不能作为“破格”录取的证据。

钱伟长的情况更为复杂，传闻也多种多样。最常见的说法是：他1931年投考清华时，物理只考了5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分，数学、化学的成绩也不高，中文和历史则是两个100分。中文考题为作文《梦游清华园记》，历史考题为列举二十四史的名称。根据钱伟长自己的回忆，他的“数理化和英文基础很差，在苏州高中补了不少，但究竟不如按部就班那样学得透彻明白。在考大学中只有文史尚过得去，数理化英文很没有把握”，而在投考大学的过程中，他“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钱伟长：《八十自述》）。钱伟长回忆，“我是1931年考进清华大学的，在入学考试中，由于历史和国文考了个满分，虽然数学、物理成绩很差，还是因名列前茅而被录取。”（钱伟长：《论教育》）钱伟长在回忆中并未提及自己是被清华“破格”录取。此外，在1931年清华的新生入学考试中，其实并没有历史这一门，仅有必考的本国历史地理和选考的世界历史地理（《国立清华大学本科招考简章》，《清华周刊》1931年第11、12期合刊）。显然，无论是必考科目还是选考科目，历史和地理都是一并测验的，并不存在单独的历史科目。而且，中国历史地理科目中，有关二十四史的题目也仅是众多考题中的一部分（《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年度考试试题》，《清华周刊》1934年向导专号）。钱伟长也并非这一门考试得了满分，而是在考卷中对二十四史的作者、卷数、注疏者这题得了满分（钱伟长：《八十自述》）。另外，当年国文的考题为作文，题目是“本试场记”“钓鱼”“青年”“大学生之责任”中任选一题，文言白话均可（《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年度入学试题》，《清华周刊》，1934年向导专号），而并非传闻中的《梦游清华园记》。综上，可见关于钱伟长“破格”录取的传说不实。

另一个广为传播的故事是关于吴晗的，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吴晗原本就读于上海，后追随胡适到了北京。他投考清华时数学考了零分，因为文史成绩特别优异而被清华“破格”录取。而事实则是吴晗的数学的确不好，在投考清华的同时他也报了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但都因数学成绩太差而折戟沉沙。但是，他被清华录取时参加的是历史系二年级的转学插班考试，并非一年级新生的招生考试。在吴晗投考的1931年，清华历史系招收二年级学生的考试科目如下：“一、党义，二、国文，三、英文，四、中国通史，五、西洋通史，六、大学普通物理、大学普通化学、大学普通生物学、论理学任择一门。”（《国立清华大学本科招生简章》，《清华周刊》1931年第11、12期合刊）显然，其中并没有数学一门，因此传说自然不攻自破。

除了以上所述之外，还有传说闻一多也是因作文颇佳被“破格”录取至清华的。其实，这件事发生于清华在湖北省的初试环节。该年的湖北省内“初试是在武昌举行的，科目有历史、地理、算学、英文。他的这些成绩都较平平，但是一篇《多闻阙疑》的作文却得到考官的惊异。这篇题目与闻一多的姓名有关，好像曾经练习过，关键是他摹仿梁启超的文笔——那时最为时髦的笔法，竟出自一个少年之手。果然，这篇出类拔萃的作文使他获得备取第一名，有了入京复试资格。复试时，他以鄂籍第二名被正式录取”（闻黎明：《闻一多传》）。因此，闻一多并非因为一篇作文而被清华“破格”录取，最终决定他能够被清华录取的是在北京参加的复试的成绩。当时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学生选拔，首先由各省推荐，而各省内部往往由于缺乏经验，选拔过程各异，尚未形成一种严谨的制度规范。闻一多所在湖北省毕竟还为此事专门举行考试，而有的省份甚至只有口试。

二

近些年来，对民国时期大学的怀旧形成一股热潮，这些流传甚广的民国学术大师被“破格”录取的故事，实际是这种“民国大学热”的具体表现。这类故事在一些报刊媒体上频频亮相，一方面传播了失实的历史，一方面则可能令一些青年对民国时期的大学产生误解，盲目地“心向往之”。这些“破格”录取的故事，“不尊重历史事实，片面引用史料”，“任意打扮历史、假设历史”实“怀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之一（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评析》）。

事实上，这些民国时期的学术大师在偏科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被一流大学录取，是符合当时大学的招生制度和规范的，并非所谓“破格”。民国时期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时期，以今天的评价标准来看，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有诸多不完善之处，而当时大学看似灵活、多样的招生制度，实则是出于教育水平发展落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无奈之举。

仔细考察那些民国时期“破格”录取的故事，从中不难发现，这些所谓被“破格”录取的学术大师，大多数是文史大家，他们不擅长的学科通常是数学、英文或物理、化学之类，而他们的国文成绩则普遍颇佳，甚至不乏满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教育在学科、地域等方面存在的发展不均衡等情况。

近代以来，传统的科举制度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需求，新式学堂、大学纷纷设立。不过，近代教育的转型尚需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因为当时大学课程中多采用英文教材，而许多理工学科对学生的数理水平要求也较高，所以彼时决定一个学生是否能够被一流学府录取的关键因素，往往在于其英文和数学的成绩。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资源不仅十分匮乏，在城乡、地理区域之间的分布也极不均衡。一方面，初等、中等教育发展水平落后，学校数量远远达不到社会的需求（苏云峰：《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另一方面，中学作为当时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教育质量更是参差不齐，千差万别。一般情况下，只有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会，或者至少是省会城市里的中学才可能具有较高的英文和数学教学水平，也只有这些地区的中学，才可能为一流学府输送生源（梁晨、李中清等：《民国上海地区高校生源量化刍议》）。可是，就读于这些大城市的著名中学，对一个家庭的经济资本和社会关系等方面都有着较高的要求。当时一名学生在大城市的著名中学一年的花费一般需要200～300元，而当时一名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过才10元左右，这般开销自然不是普通工农家庭所能够承担的。如果生在乡村或者小城镇，往往需要有家庭、宗族、朋友等社会关系介绍，学生才有机会到大城市的中学读书。与之相对应的是，民国时期的私塾教育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那些出身于传统知识阶层家庭的学生也往往容易在家庭教育中打下良好的国文基础。两种因素结合起来，若生于书香门第的学生在中学阶段未能接受良好的英文、数学教育，甚至几乎从未接触过这两个学科，自然就会出现文史颇佳但英文或者数学极差的“偏才”。本质上，此种情形是由当时中国教育发展水平不成熟、不均衡导致的，恰恰意味着教育制度需要在发展进程中不断进行革新。

有学者指出，历史研究和历史知识传播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有其存在的经济和文化土壤，彻底消除它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和消除历史虚无主义，我们需要更多地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武力：《唯物史观视角下的历史虚无主义辨正》）。笔者认为，还需要在具体史实、个别事例中与历史虚无主义针锋相对，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科学求证来戳穿其歪曲历史真相的本质。只有将宏观层面的理论方法和有的放矢的针对性辨析结合起来，才能够切实提高大众历史素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从而增强其正确辨析和自觉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

（作者：张铭雨，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