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矿业产量（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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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撷取能够促进矿业与经济社会更加和谐发展的规律，是矿业模式研究的目的和动因之一。依靠着政府对地质工作的基础投入、跨国公司的资本运营，坚持以最活跃的经济体作为其出口市场，澳大利亚的矿业在19 世纪迎来“黄金繁荣”、在 20 世纪迎来“大宗矿产品繁荣”、在 21 世纪迎来“能源繁荣”。澳大利亚的矿业模式，至今仍然还是其经济多元化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

关键词：矿业发展 能源和矿产资源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推进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矿业模式。这一模式，正好从历史的纵深和发达国家横向比较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矿业何所是、何所为、何所营的样本。这一模式，不仅对于研究现代矿业的发展规律、休戚与共的全球矿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规律有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国和其他国家（地区）发展现代矿业、实现国民经济整体均衡发展也有借鉴意义。

1.什么是矿业模式

所谓矿业模式，是从矿业活动中经过抽象和升华提炼出来的、带有规律性的实践范式。

矿业模式的实质就是对矿业活动的后发的理论总结，从不同现象中，概括出矿业发展的共性与差异性，而后，将其变成促进矿业发展的思想、方法。有且只有那些运作成功了的事物，才可以上升为模式；失败的事物都只能归结为教训。

从矿业与经济的关系来看，矿业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产业之一，矿业模式是经济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世界各国的经济模式因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差异而各有特色，因此，各国的矿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既有其共性的东西，但也不会千篇一律。从大致的分类来看，全球矿业模式主要有三大类型。第一类以美国、英国为代表，实行资本输出、资源输入，且称其为美英模式；第二类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为代表，实行资本输入、资源输出，且称其为澳加模式；第三类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实行既引进来、也走出去，且称其为中俄模式。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三大模式都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还会衍生出不同的表现形式。

从评判的标准来看，一个好的矿业模式，在推动矿业振兴与繁荣的同时，必须能让民众都能从中充分受益，更好地满足民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为民众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必须能让资源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源泉，而不是成为经济发展的诅咒，资源开发越来越快，经济却越来越差；必须能与其他产业结为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融会贯通，而不是某个产业的畸轻畸重、顾此失彼。这是评判成功矿业模式的三个标准，也是衡量矿业发展质量的三个维度。

2.澳大利亚矿业模式的形成与演变

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是后起的中等强国。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资源开发，她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对矿业发展，她选择资本输入、资源输出的道路；融资渠道，她依靠金融和股票市场；战略合作，她高度重视发展与经济大国的关系，紧紧地把资源与世界上那些最有活力的经济体联系在一起。通过这些务实的举措，澳大利亚成功地使自己成为国际体系中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矿业大国[1-2]，澳大利亚的“美好生活指数”长期与挪威、丹麦、瑞士、加拿大等国一起位居世界前列 。

2.1 19 世纪，淘金潮奠定了澳大利亚矿业“黄金繁荣”模式的雏形

19 世纪中期淘金潮出现以前，澳大利亚一直被比喻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和“手持麦穗的国家”， 农牧业才是其经济的第一大支柱。在19 世纪上半叶， 养羊业快速发展，被史学家称为“牧羊业大潮”“牧羊业大跃进”和“畜牧业时代”，养羊业在澳大利亚经济的起飞进程中起了主导作用。1848 年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发现黄金之后，突然改变了澳大利亚经济的发展趋势，采矿业逐步成为其经济中的支柱性部门之一，澳大利亚从此又多了一个美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在19 世纪50~60 年代的淘金潮中，澳大利亚殖民当局主动放开了黄金开采权，建立起了“允许矿工自由淘金，但必须事先缴纳金矿开采许可费以示对皇家所有权尊重”的矿权管理制度。政策上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自由采金向有组织采金、手工采金向机械化采金、地区小规模采金向更深远地区大规模采金的演变，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淘金小镇，道路改进、铁路修建、气灯照明、有线电报、诊所、药房、铁匠铺、马具店、伐木厂、制砖厂、煤矿、石灰窑……很快都发展起来， 新的矿区城镇相继出现。而且随着大批的淘金者从海外赶来，矿工队伍也出现了急剧增长，矿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的比重最高峰时（1859 年）超过15%[1]。加之大量的黄金收入直接给澳大利亚带来了巨额的物质财富，当时澳大利亚所产的黄金曾占世界黄金总产量的38% 左右[5]，矿业产值最高峰时（1852 年）一度占到澳大利亚GDP 的35%，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黄金出口额连续18 年超过羊毛出口额。这些都为澳大利亚19 世纪经济和矿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澳大利亚从农牧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变。

19 世纪，与澳大利亚矿业保持最紧密联系的经济体仍是其宗主国——英国。

英国地质学的兴起，带动了澳大利亚大陆地质调查工作的发展。英国是19 世纪地质学领域最先进的国家。为了殖民扩张的需要，一些受过地质学专业训练的英国人被帝国政府委以重任，来到澳大利亚当起了地质调查员、探险队员，组织开展地质科考、探险、矿产调查工作，澳大利亚大陆地质调查迅速活跃和发展起来。英国政府积极鼓励英国移民定居澳大利亚以填补这个过于空旷的大陆。英国的金融机构也十分看好澳大利亚的资源前景，乐于投资，1817 年英国还在澳大利亚成立了最早的银行——新南威尔士银行。黄金的发现使殖民政府在伦敦资本市场享有较高的信用等级，使得澳大利亚的公司能相对容易地从伦敦资本市场获取资金用于支持矿产资源勘探、开采活动， 矿业发展拥有市场化的资金渠道保障。

由于有英国提供的资金、设备、技术，澳大利亚在这一时期有组织地开展了一些重大的地质调查和矿产开发活动，发现了一批如塔斯马尼亚Bisshoff 锡矿（1871 年），新南威尔士Broken Hill 银铅锌矿（1883 年），西澳Coolgardie 金矿（1892 年）、Golden Mile 金矿（1893 年）等的著名矿床。这些矿产地被发现后，即有英国资本家迅速来投资，从而大大加快了澳大利亚采掘与冶金加工业的发展进程。比如，自从1797 年英国人在新南威尔士发现Newcastle 煤矿之后，在19 世纪初这里就发展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采煤中心和煤炭外输港口。1848 年，澳大利亚第一个炼铁厂建立，从而开始有了冶金工业。1860 年，英国专门从事石油和矿产经营的Billiton 公司在荷兰海牙成立，在澳大利亚也有其业务关系。1873 年，世界第二大矿业公司西班牙的Rio Tinto Group 成立，其集团总部在英国，澳大利亚总部设在墨尔本。1885 年，专门经营石油和矿产的BHP公司在墨尔本成立，开始在新南威尔士州Broken Hill 矿区从事银、铅、锌等矿产的开采作业。1889 年，煤炭在澳大利亚各地相继进入商业性开发阶段。1893 年发现了Golden Mile 金矿，让卡尔古利迅速成为西澳的金矿重镇和全澳最大的金矿之城。随着采掘与冶金加工业在各洲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黄金、铜等各种矿产品出口一步一步地超过羊毛和谷类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

虽然19 世纪的澳大利亚还仍然是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但是由于采矿业的发展使得她已展示出由农牧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的前景。钢铁、煤炭、金属冶炼、机器制造、交通运输等五大工业部门初步建成，工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因为淘金潮是19 世纪文化的重要特色之一，而且这一时期澳大利亚黄金行业的表现也最为突出—— 黄金出口迅猛增长、采矿业迅速上升为与农牧业并驾齐驱的支柱产业、单一经济体制逐渐被多种经济体制取代，故而将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矿业的发展模式总结为“黄金繁荣”模式。

2.2 20 世纪，经济本土化促进澳大利亚矿业形成“大宗矿产品繁荣”模式

进入20 世纪以后，英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垄断地位逐渐丧失，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独立性不断加强，澳大利亚经济逐渐地不再作为英国经济的“海外延伸”而走上了经济本土化的发展道路。本土化，不是说澳大利亚与英国的关系要解体，保持与英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依然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本土化，使澳大利亚经济生产的目的由为英国创造财富转为提高本国社会的富裕程度；本土化，使澳大利亚从英国的原料产地开始向独立的工业国家转变[6] 。澳大利亚矿业于20 世纪后半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阶段，步入发达的矿业大国行列[7-8]。澳大利亚矿业公司1998 年的勘查投资占全球矿业公司总勘查投资数的9.5%，位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加拿大和美国。

经济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就是加强地质勘探与调查，促进各州发展采矿业、能源、冶金和制造业，满足本土工业化的发展需求。在联邦政府的组织下，从30 年代开始，全澳实施了一系列的地质填图与科学研究计划，769 万平方千米的国土面积基本实现了不同比例尺地质工作程度的全覆盖，而且还制作了540 余幅的地质图件。1934 年，联邦政府还拨出专款 28.375 万英镑资助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西澳、塔斯马尼亚等六个州去兴办矿山。到50 年代再次对北方领地的Rum Jungle 丛林、昆士兰州的Mt Isa 和Cloncurry 山区进行重点填图与调查，70 年代转向大陆架地质研究；90 年代，开始实施新一代地质填图计划，即《国家地质填图协议》（NGMA）。这项计划的目标是采用现代技术对澳大利亚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进行系统的多学科研究，提供更多的三维信息，产生新一代1︰25 万地质科学图件和相应的数据产品，以便全面了解澳大利亚的地质特征以及固体矿产和油气资源潜力，促进跨世纪的资源勘查工作。

石油方面：1953 年在西澳海上打出第一口试验性喷油油井，1961 年在昆士兰州发现了穆涅油田， 随后又有西澳的巴罗岛油田、南澳的埃尔湖以东荒原油田，以及昆士兰州的莫尼油田、奥尔通油田、康内油田等相继发现，到1971 年巴斯海峡大油田的投产，澳大利亚石油工业开始起飞，石油自给率达到70% ～ 85%[9]。英国石油（BP）、加德士（Caltex）、美孚（Mobil）和壳牌（Shell）等四大公司纷纷进入， 把持澳大利亚的石油生产和销售市场。

铝土矿方面：20 世纪50 年代，北方领地发现了Gove 铝土矿，西澳发现了Darling Ranges 铝土矿，昆士兰发现了Weipa 铝土矿。从1961 年至1979 年，包括昆士兰氧化铝厂、沃斯利(Worsley) 氧化铝厂、戈夫氧化铝厂以及美铝澳大利亚公司所属的三个铝厂， 先后有六大铝厂投产，让澳大利亚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铝生产国。煤炭方面：20 世纪60 年代，随着世界钢铁工业的发展，尤其是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日本对煤炭需求的快速增加，因向日本输出原煤数量日益扩大，澳大利亚煤炭工业得以迅速发展。80 年代，先进的边帮开采系统、煤层气抽采利用技术、索斗铲等新技术加强了采煤作业的安全性，让澳大利亚煤矿生产效率、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澳大利亚也因此成为世界重要的煤炭出口国并保持至今。钢铁方面：到1947 年，澳大利亚有Hamersley、Robe River 和BHP 三大铁矿石公司，还有Kembla、Newcastle 和Whyalla 三大钢铁中心，标志着澳大利亚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钢铁工业体系，这被认为是澳大利亚经济本土化、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澳大利亚从此进入工业化的“煤铁时代”。1952 年Pilbara 铁矿的发现，让澳大利亚成为居前苏联之后的世界第二大铁矿石生产国，而“二战”前澳大利亚还是铁矿石进口国，现在是铁矿石出口国。煤和钢铁产量的迅速提高，为澳大利亚工业化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成为澳大利亚近代工业的重要支柱之一。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面对来自包括日本和韩国等新兴钢铁出口国的竞争，BHP 公司始建于1912 年、投产于1915 年的新南威尔士钢铁厂因产品逐步失去竞争力在1999 年关停，此后，从BHP 创办的技术学院衍生出来的Newcastle 大学接棒钢铁厂成为当地经济的主导，Newcastle 这个钢铁之城成功转型为大学之城。

到20 世纪70 ～ 80 年代之交，澳大利亚的矿业生产几乎覆盖了大宗矿产品的全部领域，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煤、铁矿石、铝土矿和氧化铝、精炼铜、锌、镍、铀、黄金等多种矿产品的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日本是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矿产品最大的销售市场，美国和欧洲工业化国家也都从澳大利亚进口所需要的矿产原料。

20 世纪，与澳大利亚矿业保持最紧密联系的经济体已从英国变成了美国、日本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当然，英国在澳大利亚矿业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1944 年澳大利亚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资本成为澳大利亚继英国之后的又一主要依靠对象[10]。60 年代，美国资本在澳大利亚表现最为活跃。1963~1968 年，外国资本占澳大利亚矿业投资总额的 80%~90%，而这其中的80% 是美国资本。这期间， 澳大利亚最大的钢铁公司 BHP 在美国顾问的建议下进行了重组，澳大利亚也被美国列为海外投资的第五大场所。美国在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主要放在石油行业和铁矿石、锰矿石、铜、铀开采行业，其次是商业、银行业、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澳大利亚大量的铁矿石、铜、铝、铅、锌、钨、钴、铂族金属、锂、铀都被出口到美国市场。日本：20 世纪30 年代，日本还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市场，到60 年代，日本就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出口对象。70 年代，是日本经济大飞跃的年代，日本的投资大举进入澳大利亚，投资重点主要在矿业上，既有直接投资，也有证券投资，双管齐下；80 年代，投资方向转向兼顾加工制造业，既要保障矿业原料供应来源，同时也要兼顾市场份额，并不失时机地扩大其资本在第三产业和部门的投资。当年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其大部分发展所用的原材料都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日本经济称雄世界的原料基地， 两国的经济兴旺相辅相成。1975 年，澳大利亚对日本出口的铁矿石占其铁矿石出口的比重高达60%，而煤炭的这一比重，在1980 年最高达到54%。英国：她对澳大利亚投资的重点主要在金融业方面，而且占据着主流的影响地位。

由于煤炭、铁矿石、铜、铝等大宗矿产品对澳大利亚矿业的全面繁荣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因此，可将20 世纪澳大利亚矿业的发展模式总结为“大宗矿产品繁荣”模式。

2.3 21 世纪，融入亚洲的进程让澳大利亚矿业迎来“能源繁荣”模式

为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挑战，从1972年工党惠特拉姆政府开始，澳大利亚先后提出了“面向亚洲”“亚洲优先”“融入亚洲”等政治理念。进入 21 世纪后，这些理念一步一步地转化为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战略行动。澳大利亚认识到21 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中国、印度的崛起将进一步改变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的格局。如果澳大利亚希望成为“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将融入亚洲的进程继续进行下去。在 2012 年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融入亚洲”战略的核心目标，通过吸引亚洲投资、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使澳大利亚国内市场与亚洲接轨，使澳大利亚经济能够融入亚洲经济并保持竞争力 [11]。而且在这里，兴旺的采矿业依然被认为是一条可行之路，在澳大利亚“融入亚洲”的战略中将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12-14]。

在融入亚洲的进程中，澳大利亚依据自身的资源特点，重点发展了以服务业、制造业和采矿业为主导的多元化产业体系。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对资源类产品巨大需求的带动下，澳大利亚采矿业、能源业迅速发展，其作为全球发达的矿业大国地位、全球主要的能源出口国地位在21 世纪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找矿研究深入推进。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领地政府均认识到地学研究、地质调查、技术创新对矿业发展的重要性，每年都要拨出预算通过实施重大专项计划来支持矿产、能源勘探。为促进覆盖区内新的矿产地的勘探，2012 年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通过了“国家矿产勘探战略”，启动了“UNCOVER”行动计划[15]。根据这一战略，澳大利亚地学局实施了“勘探未来计划”，新南威尔士州实施了“新边界计划”， 北领地实施了“创造资源勘探机遇计划”，昆士兰州实施了“地球科学计划”，南澳州实施了“加速勘探计划”，塔斯马尼亚州实施了“北塔斯马尼亚地球科学倡议和矿业部门创新倡议”，维多利亚州实施了“矿产勘探计划”，西澳州实施了“勘探激励计划”[16]。这些计划让澳大利亚在获取、开发、应用和提供揭示 其大陆未开发区巨大的矿产潜力的公益性地球科学信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铁矿石生产方面再添一个举足轻重的垄断企业。成立于2003 年的福蒂斯丘金属集团(FMG)，一举打破了20 世纪60~90 年代以来形成的由“两拓”（力拓、必和必拓）对澳大利亚铁矿石的垄断格局。到2016 年，FMG 已发展成为全球第四大、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生产商。煤炭出口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尽管由于一些国家在着力削减煤炭消费，以抑制全球气候变暖，这使得自2011 年起全球煤炭消费总量及增速双双出现了下行走势，但由于有开采成本上的优势，澳大利亚仍然是21 世纪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国、第四大煤炭生产国。2012 年起，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通过铁路运输系统及主要港口升级改造，配备了充足的煤炭铁路运力及较强的港口货物吞吐能力，为澳大利亚煤炭的大量出口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7]。

天然气行业蓬勃发展。LNG 项目被澳大利亚列为21 世纪的优先产业，吸引着全球的投资。从21 世纪澳大利亚重大项目的投资结构来看，2003~2008 年，所有大型投资项目相对均衡地分散在各个不同的资源行业——能源开发、矿产开采、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矿产加工；2008~2011 年，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项目，特别是液化天然气项目上[18]。2006 年能源项目投资占澳大利亚在建和拟建大型项目总投资的35%，到2011 年，这一份额增长至66%[19]。伍德赛德、壳牌、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以及中国的中海油、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跨国公司都参与其中。自1989 年开始出口LNG 以来，澳大利亚的天然气产量和LNG 出口量都以较快的速度上升，2008 年还是世界第六大LNG 出口国，到2013 年就上升为第三位，81% 出口被供应给日本，15% 被供应给中国。随着西澳的西北大陆架、昆士兰州柯蒂斯岛等六大LNG 项目的投产，澳大利亚预期到2018 年左右将取代卡塔尔，成为世界最大的LNG 出口国。

铀矿产业从世界第三位上升到第二位。随着Beverley 铀矿于2000 年获准开采以及Olympic Dam 铀矿产能的扩大，澳大利亚铀矿生产在21 世纪进入了顶峰时期，成为继加拿大之后的世界第二大铀矿生产国，2007 年占世界铀矿总产量的份额达到20.9％ 的高峰，向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核原料。以锂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矿产发展加快。锂、石墨和钴是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三大关键资源，全球都在争夺其资源供应。尽管澳大利亚的锂矿储量位列世界第四，排在智利、中国和阿根廷之后，但是其锂矿产能近年来扩张迅速。2014 年澳大利亚是继智利之后的全球第二大固体锂矿生产国，2017 年即上升为全球第一，占全球总产量的市场份额从36.8% 上升到43.5%。Talison 公司也一举超过美国雅宝公司、美国FMC 公司、智利SQM 公司成为当下全球最大的固体锂精矿供应商，这四家企业掌控的锂资源（岩矿和卤水矿）合计约占全球总量的90％以上。目前，Talison 公司Greenbushes 锂矿等多座矿山都在进一步的扩产过程中，这将确保在未来一段时期澳大利亚仍将是全球锂产品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澳大利亚也拥有一定储量的石墨和钴资源，新的开发项目正在加快推进。

21世纪，与澳大利亚矿业保持最紧密联系的经 济体除了继续有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之外， 随着其经济向亚洲经济逐步靠拢，中国市场和中国企业与澳大利亚矿业也更加紧密地相连在一起。

矿业在构筑21 世纪中澳经济关系上发挥着重要 作用。中国成为21世纪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矿产品成为21世纪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的主力产品。

2016 年和2017 年，澳大利亚以金属矿砂为主的矿产品出口额占其对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的70%。成立于1987 年的第一家中澳合资矿产企业——恰那铁矿， 经过2014 年及2016 年的两次补充协议，现已运营了31 年，这是中澳两国矿业领域合作时间最长的一个项目。成立于2002 年的宝瑞吉合资项目矿山，由中方主体出资46%，合同期限20 年，现已运营了16 年。

2002 年，中澳签署下LNG 购买合同，在当时那可是澳大利亚从未有过的最大单项贸易出口合同。2004 年、2009 年、2011 年，中海油、中石化和中石油先后入股澳大利亚多个LNG 建设项目。2013 年，天齐集团入股Talison 获得了Greenbushes 锂矿的产能份额， 其选址于奎纳纳（Kwinana）工业园内的锂精炼厂于2016 年获得土地租赁期权，计划在2018 年底投产。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澳资源投资论坛、澳大利亚釆掘者和经销商大会等平台，自创办以来已经成为21 世纪推动中澳两国矿业界常态化交流、促进矿业项目洽谈与合作对接的重要机制。

由于21 世纪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新亮点是液化天然气和锂矿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因此，可将21 世纪澳大利亚矿业发展模式总结为“能源繁荣” 模式。

3.澳大利亚矿业模式的基本特征

澳大利亚矿业模式是资源条件和地理环境均得天独厚的澳大利亚为推动经济增长、保持社会持久长期繁荣所推行的一种发展模式。从19 世纪中叶开始，这一模式经历了“黄金繁荣”“大宗矿产品繁荣”“能源繁荣”等三个发展阶段，呈现出阶梯式的发展状态， 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前发展。为了克服经济危机周期性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在每个阶段都能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其矿业的发展道路和目标，找到当时最合适的发展方向，从而才有了从一个台阶前进到另一个更高台阶的飞跃。

纵观澳大利亚矿业模式的发展，可以看出，它具有如下三个基本特征：

3.1 依靠地质工作的支撑

地质调查与勘探是矿业发展的基础。澳大利亚之所以能成为先进的矿业大国，是因为她是世界领先的地质勘探国家。

自1823 年英国人James Mac Brien 在新南威尔士进行矿产调查，到1946 年澳大利亚联邦矿产、地质 与地球物理局成立，1992 年更名为澳大利亚联邦地质调查局，2001 年改为澳大利亚联邦地球科学局，澳大利亚地质调查与勘探事业已开展了将近200 来年。

这200 年来，每届政府都会利用财政预算连续和周期性地组织实施一批地质调查与资源勘探的重大项目，陆上的项目着重于提高矿产勘查的水平，海上的项目着重于发现、识别潜在的油气田。全面深入的地质调查及其所获得的各种比例尺地质图、地质报告、矿点、岩心和岩石标本、岩石化学分析数据等资料，让澳大利亚建成了先进的地质信息系统，各方面的信息获取都十分方便。在应用方面，为了让非专业人士也能看懂这些专业资料，相关机构会进行相应的转化，形成能用用户可理解的方式来表达的成果。地质信息获取的速度加快，使得地质学家从专业的角度、矿业投资者从商业决策的角度对大洋洲大陆各个成矿区带进行综合性的成矿规律研究成为可能，也为地质找矿理论的创新与商业勘探实践的创新创造了条件，对商业性矿产勘查和采矿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现在许多公司都感觉在澳大利亚进行地质找矿比 在其他国家更容易获得成功，除了地下资源有潜力之外，澳大利亚有方便可用的先进的地学数据库、知识库以及信息系统应是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可以向投资者、勘探者提供全面的勘探数据与生产信息，以便降低勘探风险。正是凭借其信息服务等多个方面的优势，澳大利亚连续多年在矿业领域全球营商环境评价中都位居前列。

3.2 依靠先进产业组织形态的引领

组织形态是调动矿业的积极因素使其发挥作用的关键，与一定的矿业发展方式相适应。组织形态的优劣，直接反映了矿业发展方式科学与否，影响和制约着行业效能的发挥。

从历史兴衰更替中走来的澳大利亚矿业，依托于大型跨国公司以及金融和证券市场，采取资本经营的组织形式，成功地实现了从黄金繁荣、到大宗矿产品繁荣、到能源繁荣的转型与升级。这其中的每一次的转型都为澳大利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带来社会财富呈几何级、爆发型增长。

18 世纪末，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完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生产技术由手工劳动向机械化转变，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为主转变。在英国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带动下，19 世纪澳大利亚矿业也迅速地从“简单的商品经济阶段”进入“有发达的市场体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阶段”。那种单纯依靠氏族部落管理 商品经营的矿业组织体系迅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跨国公司为主导、以规模化和资本化大生产为特征的资本经营。矿山生产开始依据合同进行，由一方（比如英国的某家银行）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本，而另一方（比如澳大利亚的某家采矿企业）则以一定的产品份额作为回报。（殖民）政府的作用之一是加强对贸易的管制，重点是对产品能出口给谁的管制。

19 世纪中期“淘金潮”的出现，使得澳大利亚矿业进一步资本化。除了政府的资金投入继续是矿产勘探和规模开发可以依赖的渠道之外，社会的资本也大举进入采矿领域，由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采矿公司逐步控制了澳大利亚最主要的矿区。在澳大利亚采矿业资本化的过程中，外国资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来自于英国、荷兰的某些大型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澳大利亚设立分支机构，开始跨国经营采矿及冶炼活动。如前面提及的BHP 和Rio Tinto 等著名矿业公司，它们作为现代跨国公司的先驱，在澳大利亚都有着近百年的矿业开发历史。

20 世纪80 年代，澳大利亚以证券交易所为纽带，建起了自己的风险勘查资本市场。除了传统的负债融资（银行贷款、发行债券）方式外，又形成一种新型的矿业权股权融资的方式。这种运作方式给那些初级勘探企业、矿山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提供了便利条件，它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分散投资风险，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目前，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矿业公司有一半以上都在海外运营，特别是在非洲的足迹尤其广阔。澳大利亚采矿企业在海外的价值发现已经是数倍于国内的发现。

进入21 世纪，大型跨国上市公司实际上充当了澳大利亚矿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影响日益扩大。这些大型跨国公司有着先进的调查、勘测技术手段和较强的探索能力，掌握了前沿的研发和应用技术，旗下矿山现代化水平高，资源开发、生产、贸易集中度高， 使得澳大利亚矿业进一步呈现出高度垄断的格局。这也表明了有了强大的企业才有强大的矿业的道理。而且，随着大型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延长、关联企业的增多，矿业发展就不再是单纯地就矿业论矿业了，而是以矿业为载体，同步发展与矿业需求互补的产业，尤其是高科技的产业，实行产业集群发展、协同发展、融合发展。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下，澳大利亚在矿山远程遥控、装备自动化、光纤传感技术的集成应用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目前，全球矿业软件的60% 都是由澳大利亚矿业公司研发、提供的。

3.3 依靠对外贸易的拉动

澳大利亚是一个外向型经济的国家，农牧业、采矿业、旅游业、服务业是其现在的四大主导产业。其中，农牧业和采矿业两者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农牧产品的70%、矿产品的50% ～80% 都用于出口，对外贸易在这两大传统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喻为是这两大传统产业的“生命线”。而旅游业、服务业的兴起则使其成功地避免了对单一产品的过分依赖，这种均衡的、多元化的经济结构使本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得以提高。

澳大利亚矿产品大量出口的有利条件，一是矿产丰富，开采容易；二是国家人口少，本地市场需求小；三是产地靠近沿海，便于海上运输。每届政府在制定矿业发展政策时，着眼点之一就是在保证国内需求的同时，鼓励资源行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努力保持并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努力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从而为国内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矿产品出口方向，19 世纪主要是英国，英国是19 世纪的经济和贸易强国，澳大利亚历史上的贸易对英国的依附性极大；20 世纪80~90 年代以前，是日本和美国、英国、德国；20 世纪80~90 年代以后， 则是亚洲地区，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在联邦政府的倡导下，各州逐步将其贸易的重点转向亚洲新兴经济体市场。可以说，上述这些国家大多历史上是世界地缘经济格局的重心、全球最活跃的经济体、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澳大利亚总是能想办法与这些新旧大国保持紧密的依存联系， 积极主动地参加到他们蓬勃发展的经济进程之中，利用大国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和由此带来的市场机遇，采取出口导向的政策，努力把自己的矿业搞好，把国内的经济搞好。

4.启示

中澳同为世界重要矿业大国，从澳大利亚矿业模式中，我们可以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要注重保持矿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要保持经济平衡发展、全面发展，既要把矿业类支柱产业放在突出位置上，也要重视推动其他先导产业、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要把矿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控制在合理化的区间，加快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生态之间的不平衡问题，避免矿业一业独大、落入资源诅咒的陷阱。

第二，要注重完善矿业资本市场。国内风险勘探资本市场从上海开始，后来又发展到天津和北京，但即便到今天依然活跃不起来，成为制约矿业发展的又一个瓶颈。我国又是全球勘查队伍及矿业公司最多的国家，应加快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使得处在矿业不同阶段的勘查开采企业不用到境外去上市融资，在国内也能选择到合适的融资途径，得到资金支持。如此，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

第三，要注重打造具有独特核心竞争力和重大影响力的现代化大型矿业公司。我国地勘单位数量众多，同质化现象严重；矿业公司小而散，行业集中度低； 那些既有领先的技术优势，又有稳固的行业地位，还 有稳定的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现代化的大型企业，虽然有一些，但不是太多。现代化的大企业是配置全球资源和参与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坚持做强实体企业，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才是高质量发展中国矿业的关键所在。

虽然澳大利亚矿业模式的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她所依托的地理条件、文化背景与市场经济体制等许多方面都和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在学习借鉴的同时勿忘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推动我国矿业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 作者： 吴初国 池京云 马永欢 曹庭语 汤文豪 ）

来源：《国土资源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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