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灭亡后皇室成员去哪了(清朝灭亡以后的皇室贵族都去了哪里)

清朝灭亡后皇室成员去哪了(清朝灭亡以后的皇室贵族都去了哪里)(1)

辛亥革命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也宣告了统治中国2000年之久的皇权专制的瓦解,它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因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但对爱新觉罗皇族来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原来世代享有的那些政治、经济特权被取消了,为这些特权提供组织保证的皇族制度、八旗制度也不复存在了,这些变化注定了一个特权阶层的消失。实际情况是,辛亥革命后,广大宗室、觉罗子弟为了自谋生计,只有走向民间,并与其他社会成员很快融汇为一体。

少数皇室近支是个例外,他们凭借祖辈留下的巨大家业,继续过着挥霍无度的寄生生活,经济上的破落,对他们来说往往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政治上的分化采取了新的形式:大部分人逐渐适应了他们正在扮演的社会角色,但也有极少数人,为了实现王朝复辟的迷梦,不惜投靠帝国主义者,充当侵略工具,沦为民族和历史的罪人。在爱新觉罗皇室成员中,后者的人生道路显得尤为坎坷曲折。

生活的困苦

民国建立后,宗室、觉罗的特权被取消了,俸禄、养赡银没有了,除了很少一部分人(主要是上层贵族),通过优待皇室条件,暂时保留了一定的官职和经济待遇外,其他人已形同平民。一些毫无谋生技能的寄生者,生计顿时陷于困境。一些人的家产吃光了,便流离失所,或流浪街头,有的辗转沟壑,甚至冻馁而死。

当时皇族数万余口,类似情况,比比皆是。民国初年,各王府虽然已失去往昔的威风和阔绰,但毕竟"百尺之虫,死而不僵”。因此,一些穷困潦倒的亲戚族人纷纷找上门来,“打秋风”,求救济。醇王府就收到不少这类信函。有的来信自述家中“典质一空,告贷无门,窘迫之情,不堪言状”;有的哀鸣:“时值天寒,尚无棉衣,合家嗷嗷待哺,实无一线生路”。诉苦之后总是转入正题,或请“格外恩施,以救活命”,或请“为儿辈觅一啖饭之所,以济涸辙,俾数口之家,以免冻馁之忧。”需要救济者不可胜数,无论宣统小朝廷,还是宗室王公,即便有心救济,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开办工厂 解决生计

在这种形势下,由48名宗室王公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宗族生计维持会”的组织,其宗旨是:维持皇族现状,筹划将来之生计,及增进自治能力;凡皇族男子年在20岁以上,并有普通知识者,皆可人会为会员。维持会请求将东陵、避暑山庄一部荒地拨给皇族,作为谋生的手段,以后又在载涛倡议下,利用东陵地亩的租金,试办教养工厂一处,以为无业宗族养生之备,使皇族贫寒子弟学习工艺,自谋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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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清末满族家庭

为筹集办厂资金,宗人府曾展开募捐活动。募捐启文说:

“尝思天有好生之德,普施万物,人有当尽之义,惠及宗亲,此情之不能自己者也。兹因近年以来宗族异常困苦,啼饥号寒之家不可数计,耳闻目睹,情实堪怜。虽经前守护大臣奏明,先后拨交本府养赡无业宗族地亩一款,宗支繁衍势难普及。初拟发交各族按户分放,奈何所得亦只能图数日温饱而已。左右思维,惟有以此款设立工厂,收养孤苦幼稚,教以工艺,三年卒业,可以自谋生活。庶几款不虚糜,咸沾利益。······此系公益之举。伏望仁慈善士量力资助,俾得早一日成立,则无业宗室得早一日免于冻馁。是皆出自诸公之所赐也。”

募捐公启发出后,一些宗室王公、民国政要、社会名流,纷纷解囊相助。其中如庆亲王捐钞200元,礼亲王捐钞100元,醇亲王捐钞300元,顺承郡王仅捐票洋15元,似乎已囊中羞涩。其他如洵贝勒、载泽、溥坪、溥培等宗亲各捐款不等。蒙古喀尔喀那亲王、阿亲王、贡亲王也积极认捐。有趣的是,捐款最多的并不是宗室王公,而是民国的新贵,如黎元洪捐京钞1000元,冯国璋捐中钞500元,熊希龄捐现洋200元。这些民国新贵原本是清朝旧臣,与宗室贵族藕断丝连。他们大权在握,财源滚滚,不能不令家境开始破落的宗室贵族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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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筹备,宗人府教养工厂于民国8年(1919)5月正式开办。工厂专收无业宗室,先收100名,凡宗室年龄在10岁以上,15岁以下,身体强壮者,持各族图片证明,都可入厂。工厂分地毯科、织工科、木科、席科、筐科。生徒半工半读,除做工外,还学习国文、习字、算学、图画、体操、唱歌、音乐等课程。工徒全部住宿,每日两餐,每人布衣一件。准备培训3年后,使生徒掌握一技之长,听其自谋生计。但当时就业极难。3年后,宗人府又克服种种困难,于北京东安门内骑河楼东口创设了第二工厂。工厂生徒暂定50名,将来再为推广。

两厂为了打开产品销路,多种途径创收,还四处张贴传单,大事宣传。从传单中,可以大略了解工厂创立时的情况:

哈哈!现在您知道宗人府创立了第二工厂吗?自从第一工厂创立以来,如今才是三年,里头一切成绩如何,不必再细说啦!

如今第二工厂又发现,一切内容的完备,您听我说一说:第一样,工徒守规则,所以各科全都发达啦。例如织科——如毛巾,袜子,钱带子···…全都是本国材料,精益求精的。石印科——如广告,传单,西式名片,书籍,簿册······用的全是上等材料,其余还有什么各种的化装(妆)品,真是没有一样不完备的。还有一样可一称破天荒的事情,就是一本工厂附设的中西音乐会聘请侗将军充中乐会长,法人何图先生充西乐会长。作乐的好坏,如果要是有喜、寿、结婚……等事约〔请〕,就可知道如何了。本工厂有售品,所卖的东西全都是取‘物美价廉’的主意。想现在正当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时代,爱买国货的先生们全都快要来啦!

传单是用通俗白话写成的,这应该也是受到当时方兴未艾的白话运动的影响。传单作者显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工厂的影响。传单中提到的中乐会长侗将军即京城内鼎鼎大名的溥侗。溥侗,字厚斋,号西园,别署红豆馆主。他是清道光帝之孙载治的第五子,光绪年间曾受封二等镇国将军(一说为辅国将军),故有“侗将军”之谓。他雅好戏曲,颇有造诣,因有“票界大王”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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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头蛇尾 难以维持

宗人府创办教养工厂,使一些皇族子弟学得一技之长,走上了自谋生计的道路。这对改变皇族子弟坐吃山空,无所事事的状况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宣传意义。但是,它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众多贵族子孙日益破落贫困的趋势。最后,连教养工厂本身也落得虎头蛇尾的结局。

这些自救团体解体的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是缺乏资金,当时兴办经济实体的资金渠道包括旗租、各旗和王府的捐助,不但没有保证,且逐年减少。

第二是工厂的生产性质不明确,收留工徒,包吃包住,管穿衣还管读书学习,仍带有养赡本族贫人的寓意。经济负担重,难以赢利,也就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正蓝旗第三族钟继佐领下学生普忠、普珉在给载涛贝勒(当时主管宗人府)的呈文中自述:修业期满领凭归家后,父亲病故,家境日见艰难,母亲在外佣工,所得佣资每月二圆左右,只自顾一身而已。自己年幼,技艺又未精通,实无谋生之路。并“恳求贝勒爷恩准,生等归回教养工厂重习二三年,得一技之长亦求生业”云。可见教养工厂仍带有福利院、救济院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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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许多宗室子弟未改好逸恶劳旧习,或在厂不认真学习,或干脆不辞而别。宗人府教养工厂经常登出一些斥革工徒及不准毕业工徒回厂的启文,如:“长裕系正蓝旗第五族锡麟佐领下,因假久未到厂,现奉堂谕著即斥革”;“本厂毕业工徒正红旗第五族宗室玉亭、正红旗第五族宗室贵钟、正红旗第三族宗室玉铨呈请回厂,复经检察,工徒玉亭等工作懒惰,奉堂谕著不准回厂。”镶蓝旗宗室柴泰、铁钟两名,入第二工厂未久,前后藉假外出未归;又宗室毓达,入厂后屡犯过失,有违厂规,均被开除。在《宗人府堂》的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些工徒离厂曲前“顺手牵羊”的记录:镶蓝旗六族宗室斌福,请假久不回厂,携去单、夹裤褂各一套;正红旗头族宗室裕清从第一工厂毕业时曾将工厂衣裤携去,以后他申请再次入厂时,奉堂谕:“不准回厂”。更恶劣的如镶红旗工徒寿年、寿益、恩浚等人,还未入厂报到,就携领到的服装两套,被褥各一份扬长而去。类似的例子难以毕举,说明宗室贵族子弟告别寄生生活,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往往需要付出长期而艰苦的努力。对许多人来说,养成劳动习惯,无异于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造。

前文引用了《宗人府堂》多处档案记载。

渐趋平民化

这以后,北京城中宗室、觉罗子弟的就业范围迅速扩大,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民国37年(1948)有关北京城内100户满族居民的调查:工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24%,手工业工人占14%,职员、技术人员占8 %,警察占3 %,其余各类人员占12%。这份调查所反映的,是满人就业的一般情况,同样适应于普通的宗室、觉罗子弟。

民国初年,北京城内60余万满族人口中,宗室、觉罗以及他们的眷属约有7万之多。他们自谋生计的过程,也就是平民化的过程,在生产劳动和各种社会交往中,与其他满族人很快浑然莫辨,陶融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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