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一中李端棻情况（北京大学缔造者）

峡经力士终能剖，山有愚公定可移。缅昔宣尼垂至教，当仁原不让于师。

改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贵州人----李端棻

2019年7月30日，我与几位朋友来到了贵阳市永乐水塘村大关口松山半阜，拜谒清光绪朝监察御史、礼部尚书李端棻墓。其间，我与友人聊起李端棻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时，友人惊诧于在清代地处蛮荒之地的贵州竟有如此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慨叹自己作为贵州人竟对此一无所知，唏嘘不已。于是我觉得有必要拂去历史尘埃，让开启近代教育之门的李端棻先生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

李端棻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中国政治史、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参与了戊戌变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后来的护国倒袁运动，也与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他，这些大事可能会是另一种面貌。他站在时代的潮头，集中体现了贵州人勇为天下先、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是贵州人的杰出代表。

劳筋骨，苦心智，鹤飞冲天

李端棻，字苾园，祖辈世居湖南衡州清泉县，祖父时始迁贵州，定居于贵阳。道光十三年（1833年）九月初十生于贵州贵阳，端棻6岁时,其父李朝显因病亡故, 家中只遗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父亲一死，家无儋石之储，母子二人的生活来源顿时断绝，母亲何氏夫人只得托人承接些女红活做，却也是吃了上顿而无下顿。可怜年幼端棻，为生计所迫，已识得十数种野菜，每日必至城外采摘，待回到城内王家巷家中，已是夜晚。而端棻还要将野菜煮熟，以奉母亲。

彼时端棻外公一家，日子过得也很艰难，对端棻母子的帮助也极为有限，端棻母子过着家徒四壁、隔夜无粮的日子。道光十八年(1838年)，端棻外祖父何正机受命任广东河浦知县，舅舅何亮清也将随父赴任。临行前，奉父之命给姐姐送来一些银钱、油米，却不见外甥端棻在家读书。询问之下，才知道姐姐已无钱给外甥请先生，而年幼的外甥因每日往返数里采摘野菜，饥累交加，时常昏厥。

心痛之际，何亮清心中赞许端棻年幼而孝贤，又为端棻的学业担心。等到掌灯时分，方见端棻提着野菜回家。抬头看见舅舅，端棻赶紧过来行礼。何亮清说道：“你小小年纪便自甘藜藿，备甘旨以奉母，纯孝可嘉矣，但读书尤为要紧，切不可荒废。”端棻赶紧垂手而应。知道舅舅即将随外公广东赴任，端棻虽十分舍不得与只长自己5岁且对自己关怀备至的舅舅分别，但又无可奈何。1844年16岁的何亮清扶榇回乡，舅甥乃得重逢。何亮清在贵阳太慈桥祖茔结庐守孝三年，端棻每日必来问候，何亮清则悉心教授端棻。每日功课授毕，端棻还可就近采上一筐野菜回家，舅甥二人苦中有乐。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何亮清以贵州乡试第一的成绩中举,随即被聘为贵山书院教授，开始了近10年的“舌耕”生涯，也可按时领取“官俸”了。何亮清自身条件稍一好转，即命端棻进贵山书院读书，并对端棻家中“间分馆谷周济之”。加上端棻四叔李朝仪此时已成进士(1845年)并已补平谷知县缺(1848年)，有了官俸，也就定期给端棻母子汇来银两，16岁的端棻，总算结束了生活与学习都极不稳定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可以潜心攻读了。

李端棻晚年向表弟何麟书谈其一生的成长道路时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为学之道，得之吾舅。”“吾叔”即是端棻做过顺天府尹 (相当于今北京市长)的四叔李朝仪；“吾舅”便是端棻母亲的三弟何亮清(道光二十九年乙酉科进士、咸丰十年庚申科翰林）。

李端棻于同治元年（1862年）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光绪十五年（1889年）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端棻先后出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对士子们的学业成绩极为关注，并善于选拔人才。此外，他还历任刑部侍郎、仓场总督及礼部尚书等职。

破旧制，办新学，兼济天下

绵延千年以上的中国封建教育体制至晚清时，已是积弊丛生，百孔千疮，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19世纪晚期，终于有一个人率先破冰发难，他就是从贵州大山中走出去的李端棻。是他最早提出改革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方案，是他在戊戌变法中身体力行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对在神州大地建立近代学制，从理论到实践，他都作出了卓越贡献。

李端棻虽科举出身，属于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封建士子，但却不墨守成规，在晚清重臣中，属于思想开明，胸襟开放，能够抬眼看世界的极少数人之一。

李端棻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就加强海防、整顿武备、简化“大礼”仪制等诸多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襟。在云南任学政时，他奔波于各府州县，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个官员向他行贿，想为自家孩子开后门，被他当面呵斥，令其反省，从而遏制了不正之风。他还根据云贵两省生员入京会试路途遥远，且“士多寒酸”的情况，与当时的云贵总督等联名奏请，对这两省的举人入京会试，“例给火牌驰驿至京”，也就是凭“火牌”沿途可以免费食宿。在李端棻培育关照下，云南、贵州的大山中走出了不少俊彦之才。

中国封建帝王时代的人事制度，千余年来都是以科举取士，清朝更规定科举文章专用八股文，这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人们的聪明才智难以发挥。李端棻自1863年入翰林院至1896年从事学政三十三年，深知科举制度专重考试、忽视教育的弊害，致使大量少年子弟因得不到就学机会，无由成才，难被任用——他的著作中曾有“帖括词章误此生”的诗句——遂萌生变革之意，而有举办学校之请，这与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说“变法之本在育才，人才之兴在办学”的主张相一致。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不断侵略中国，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清政府软弱无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一订再订。究其原因，李端棻认为“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之道未善也”，遂于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1896年6月12日）上奏《请推广学校折》。李端棻在奏折中除请办学堂外，还建议各省设藏书楼，在所建学堂中设仪器室，在京师设译书馆，在京师与各省及繁华商埠设大报馆，又建议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这可称为“一经五纬”，即以办学堂为经，以其他五项为纬，他认为：“若此则中人之士皆可自励于学，而奇才异能之士，其所成就，益远且大。自十年之后，贤俊盈庭，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国耻，何耻不除。上以恢列圣之远忧，下以慑列强之狡诈，道未有急于此者。”

李端棻的主张涉及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其奏折得到了急欲图强的光绪皇帝的认可。1898年戊戌变法正式开始。6月，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令各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8月，原礼部尚书因阻扰变法被革职，65岁的李端棻被任命接替，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

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影响相当大，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成立后，各省的大学堂、中学堂也纷纷建起来了。

从李端棻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出，他摒弃了科举八股皓首穷经博取功名利禄的陈腐教育体制，采取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的一套先进作法。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更有革新，目的是为了培养对国家社会有用之才。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新政虽然废除了，但已经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有幸得以保留。可以说，如果没有李端棻当年的真知灼见和坚决主张，北京大学以及以后的诸多的大学即使终有诞生之日，但也不可能有现今这样悠久的历史，其他有百年历史的中学、小学亦然。追本溯源，都不应该忘记李端棻。

戊戌年，遭贬谪，穷且益坚

李端棻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人士；戊戌变法时，他进一步策划新政，与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海外，参与变法的一应官员被处罚。李端棻因曾经秘密保荐变法的领军人物康有为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给光绪帝，被慈禧以“滥保匪人”的罪名革职查办并流放新疆。

1898年10月，正值金秋时节，李端棻这位65岁的老人一夜之间从朝廷重臣沦为流放的囚徒。“匹马秋风出帝城”李端棻这句诗正是他当时所受遭遇的写照。流放途中他行至甘肃甘州(今张掖市)，因病滞留下来。三年后，慈禧出于八国联军攻陷京城后辛丑和议的政治需要，才将李端棻赦免回原籍贵阳。

回到家乡的李端棻已是68岁须发皆白的老人了，他看到离别了多年的家乡依旧是那样的闭塞落后，百姓生活困顿，读书人拖着长辫子，还在摇头晃脑醉心于子曰诗云，坐井观天，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于是，他决心传播西学，以“奖励后进开风气”为己任。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李裕增四人出于“谋黔省教育之发展，振兴贵州文化，培养新学师资以应教育发展之需求”的目的，商议集资创设贵阳公立师范学堂。该学堂是贵州第一所师范学校学堂，以贵阳次南门外名胜雪涯洞、丁公祠、昭忠祠、来仙阁（今贵阳学院河滨校区，文化路校区）为校址，定名为“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以培养教育人才。

四人公推于德楷为总办，其他三人为帮办，他自己担任学堂副校长，主持教育工作。学堂第一年招收学生30人。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即贵阳市师范学校的前身。据有关史料，“贵阳公立师范学堂”为全国第一所中等师范学堂。学校课程除国学外，开设了算术、代数、几何、化学、博物、日文、万国历史、万国地理、地文天文学、生理学、法制学大要、国家大要、国际公法大要等课程，并聘请了两位日本教员任课。

归乡期间，时任贵州巡抚的邓华熙聘请李端棻为贵州经世学堂校长。这所学堂原是贵州学政严修创办的，而严修又是李端棻在变法中向光绪帝举荐的新派人物之一。严修当初对贵阳原有的书院进行了改造，开设了经史、时务、算学、英语、格致、地理等课程。其中，“中学”只占十分之一，而“西学”却占十分之九。办学宗旨是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因此将这所学堂定名为“经世学堂”。严修去职后，学堂停办。

李端棻到职时，八股已废除，改用论说文。第一次月考，他出题为“卢梭论”。学生们根本不知道卢梭是哪个朝代的人，翻遍人名辞书，都无从查考。李端棻将梁启超主编的一期《新民丛报》拿了出来，上面有卢梭的传记。大家纷纷抄阅后，回家作文，原本第二天交卷，改为三天后交卷。经过评比，获得头名的一篇文章是拿卢梭与孔孟相对比，由此，一些顽固派人士认为这是亵渎圣人。此外，顽固派还认为卢梭的天赋人权说，传播自由平等思想有悖于纲常伦理，实属大逆不道。

后来，李端棻又召集学生们在家中客厅讲学，介绍西方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第二次月考李端棻出的题目是“培根论”，又将《新民丛报》中有关培根的传记交大家抄写。之后，街头上出现攻击诽谤他的诗歌。其中两首说：“康梁遗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由此可见，李端棻当初顶着多么巨大的压力来传播西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端棻联合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尔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次年这个学堂改为“通省公立中学堂”。1908年该校又迁入河神庙新址，这就是现在的贵阳一中的前身。

已是古稀之年的李端棻，矢志改革教育培育新人的初衷一直不减。他曾撰写了一副对联，请人木刻后悬挂在经世学堂内。上联是：我犹未免为乡人，甫邀恩命释回，莫补前愆，敢谓藐躬堪表示？下联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所愿英才崛起，突超先辈，庶几垂老睹文明。他还在一首诗中道：“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比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其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才的渴望，对教育事业的记挂。他一生钟爱陶渊明的诗歌，却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垂暮之年依旧在为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为教育事业而效力。

1902年，清廷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就是在《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基础上制定的。1905年，朝廷终于废除了科举、废除了八股，中国的近代学制也终于得以建立。

1907年李端棻病逝，终年75岁。临终前数日他还致信梁启超道：“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留下遗嘱，将平时省吃俭用的1000两白银捐给贵州通省公立中学作办学经费。终其一生，李端棻为了中国的教育改革，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文章来自《贵州史话》李旭老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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