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茂起初为什么不想攻打宜阳（甘茂是怎么攻下宜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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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谈到，赵累替周赧王游说楚国统帅景翠，使景翠不费一兵一卒就从秦国那里拿到了大把好处。那么，景翠到底得到了什么好处，楚国有没有因此受益？这些问题的背后，很有一番勾心斗角的戏码。

前边讲过，甘茂高调进攻宜阳，这当然会让秦国的盟友变颜变色。原本张仪努力搞连横，于是三晋也好，楚国也好，虽然不情不愿，也纷纷低头认秦国当了大哥。依照常理，以认怂换和平，天经地义，谁料到认了怂，结了盟，竟然还会挨打。

在山东六国看来，秦国实在太不讲武德了，所以退出连横，重新建立合纵秩序，就成了各国外交政策里一个很值得认真考虑的选项。

而且，秦国攻打宜阳，屯重兵于坚城之下，胜算并不太高。那么，这显然就是一个逆转强弱之势的绝佳契机。

楚怀王就这样行动起来，这才有了景翠的大军对秦军构成的威胁。

秦国会怎么应对新局面呢？甘茂的意见是：放宽心就好了，楚国就是摆摆样子而已，不会真动手的。因为楚国一定不愿意替韩国当出头鸟，韩国也一定会提防楚国，怕楚国嘴上说抗秦援韩，等韩国全力对付秦国的时候，楚国却反过来在背后插韩国一刀。

甘茂的分析虽然在理，但毕竟人事也好，战局也罢，变数太多，秦武王可不敢冒这个险。

怎么办呢，一个名叫冯章的人替秦武王出谋划策，首先点明局势，说宜阳如果还拿不下来，那么韩、楚两国就会联合起来，趁着秦国师老兵疲的当口发动反攻，那样一来，秦国可就有危险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拆散韩、楚联盟，拉拢楚国，孤立韩国。韩国只要失去了楚国的支持，也就容易对付了。

那么，怎么才能拉拢楚国呢?冯章的办法很简单：割地，把汉中割让给楚国。秦武王果然派冯章出使楚国，办理割地事宜。

按说楚怀王受过张仪那么大的骗，早该学乖了才对，但也许是看到张仪被秦武王赶走，因此相信秦武王不会是一个奸诈小人，而是一位可以拍着胸脯说话算话的大国领袖，楚怀王也就同意了和解。所以在景翠那边，就算没有赵累的那番说辞，景翠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按兵不动。等甘茂攻克了宜阳，楚怀王向秦国索要汉中之地。

但冯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履约，他的安排是：自己离开秦国，秦武王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答复楚怀王，说割地那些事全是冯章自作主张，根本就不能代表秦国。

就像赵累游说景翠的套路不是原创一样，冯章推卸责任的套路也不是原创，而且楚国对这种事是有过经验教训的。《华阳国志》有记载说，在巴蜀还没有被秦国吞并的时候，巴国有一次发生动乱，将军蔓子向楚国求救，许给楚国3座城邑。

楚王答应了，派兵帮忙平乱。等帮完了忙，使者来请蔓子履约的时候，蔓子的回答是：“这个事我确实答应过，也确实感激你们楚国帮忙，但是城邑我是不会给你们的，责任我自己扛，把我的头颅拿去好了。”蔓子就这样自刎了，人头请楚国使者带回去交差。

显然蔓子也和冯章一样，从订约一开始就没打算履约，只不过蔓子更有血性，主动拿生命承担违约责任，背信而不弃义。所以楚王很受感动，也不提3座城邑的事了，以上卿的规格厚葬了蔓子的头颅，而在巴国那边，同样以上卿的规格厚葬了蔓子的无头尸身。

今天在重庆市中心，一处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地方，有一座渝海大厦，进门上楼就是常规的商业楼，下楼的话，却能看到一座古墓，有民国年间的刻碑题字：“东周巴将军蔓子之墓”。重庆就是这么有魔幻色彩。墓葬的年代无从考证，也无从确认墓主的身份，不过，从清朝以来，人们就认定它是蔓子将军之墓了。

冯章没有蔓子将军的胆色和风骨，这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以奉武王这样一个讨厌张仪的人，这样一个渴望成就赫赫武功的人，竟然也能同意冯音这种百分百张仪风格的方案。就这样，楚怀王又一次被坑了——这既不是他的第一次，也不是他的最后一次。

当我们看过楚怀王、景翠、赵累、冯章、樗里子、公孙爽这些人的种种表现，就很容易体会到置身于风暴中心的甘茂承受着何等压力了。

对于甘茂而言，所有压力都可以归结为4个字：夜长梦多。也就是说，战局拖得越久，失败的概率就越高。但问题是，打野战容易速战速决，攻坚战要想抢时间谈何容易。

强攻宜阳城到底有多难，《战国策》的线索是：甘茂3次击鼓，士兵们竟然装聋作哑，全都不往前冲。按说以秦国士兵的好勇斗狠，拿打仗当狂欢节的劲头，这种抗命怯战的现象前所未有。那么推测下来，原因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接连几个月的攻城，伤亡实在太惨重，所有人明白了，冲锋形同送死。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现代性的问题，在一战期间的欧洲战场表现得特别突出。拿一战的经验来看，大概率上甘茂会无计可施，攻坚战变成了消耗战，但并没有。

一战时期的欧洲，个体意识觉醒，国家机构对平民百姓的压榨程度远不及战国时代的秦国，所以动员力也就远不及秦国，这就像二战期间盟军的动员力远不及日军。动员力越高，胜算当然也就越大。

再看宜阳战场，士兵不肯卖命了，甘茂还能怎么办呢？

副将提意见，原话是：“公不论兵，必大困。”

这句话很难理解，古代注释家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说副将劝甘茂执行军法，对那些不听号令的人该杀就杀，该罚就罚，不然就死定了；二是说副将批评甘茂贪功冒进，明明没有金刚钻，非要去揽瓷器活儿，该着宜阳打不下来。

甘茂的回答是：“我客居秦国，担任丞相，我凭啥呢，还不是凭着我愿意顺着秦王的心来强攻宜阳么。宜阳打不下来的话，朝廷里有樗里疾他们想方设法要搞垮我，朝廷外有公仲挟韩国举国之力要逼死我，我的职业生涯就算到头了，再也没法翻身了。如果明天还攻不下宜阳，我就死在城下好了。”

甘茂对所有利害关系看得清清楚楚，但问题是，看清楚了又能有什么对策呢？自己虽然肯拼命，但三军将士不肯为了他的利益去拼命啊。

怎么办呢？办法就是让三军将士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去拼命。

秦国有完整的法治建设，怎样的军功能换来怎样的好处，一切有章可循，即便甘茂想要加大赏格，也不能坏了规矩。所以，甘茂拿出私人财产给赏格加码。既然人生成败在此一搏，那么散尽家财、孤注一掷自然也就变成唯一选项了。

我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甘茂的抉择，并不觉得这有多难，但事实上，即便是死到临头，很多人也舍不得散一点财，结果命也没了，钱也没了，这才是历史上的常态。即便是甘茂这样的狠角色，也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跨出了这一步。如果他能够预料到这个结果的话，一定会在开战当天就这么做了。

宜阳就这样攻下来了，秦国这边的战功统计数字是“斩首六万”，虽然战损率有多高不得而知，但秦国的胜利一定是一场惨胜。

一将功成万骨枯，甘茂通过这一场豪赌给自己挣得了安身立命之地，让秦武王狠狠地风光了一把。但运气就是这么离奇，秦武王赢得了这场风光，却也死于这场风光，甘茂赢得了秦武王的欢心，却忽然失去了秦武王这位老板。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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