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后一位蜀王（明朝蜀王们的日常生活④）

蜀王秘档14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后世子孙“包干一切”，除物质上给予岁禄、田地等充分保证外，在教育上也不含糊。朱元璋出身贫苦，没读过什么书。后来都是在“社会大学”中，一边奋斗一边自学成才。所以，他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教育问题。

朱元璋对子孙教育的重要性，站得高、看得远：“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朱元璋这个认识很有深度，别人子孙教育失败，不过是危害其人其家，范围小；但如果老朱家的子孙教育失败，那就不得了，就会涉及老朱家的江山社稷了。

皇族宗室地位特殊，是皇家的代表，言行举止体现着皇室的精神面貌。他们所受到的教育，首先是有良好的修养，能展现皇家的风采。另外，还要进行忠君、孝悌等方面的教育，让他们明白“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一辈子安分守己，恭敬顺从，不要东想西想，尤其是不要造反，以此实现内部稳定。

为教育儿子们，朱元璋身体力行

朱元璋经常设法以多种形式对子孙进行教导。

在思想认识上，朱元璋非常看重培养子孙后代勤俭节约的习惯。宗室子弟吃穿住用“俱受皇恩”，终日养尊处优，不知民生疾苦，很容易滋生安逸享乐的思想。

在朱元璋看来，节俭教育极为必要，奢侈享乐容易导致统治危机。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的一天，朱元璋退朝回到宫内，太子朱标和其他皇子在身边侍候。

朱元璋指着宫里的空地说，这个地方按说应该修建亭馆台榭供大家游玩，但是，我却要叫人在这里开垦出来种植蔬菜。为什么？我们要体谅老百姓啊，不能“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

朱元璋又由此延伸开来，教育儿子们要保持简朴的家风：商纣王奢侈享受，不惜人力修建宫室，最终导致民怨沸腾，闹得个身死国亡。

朱元璋又举西汉初汉文帝的一个事情为例：汉文帝时，民安国富，汉文帝想在骊山上修建一座露台。他叫工匠预算一下费用，工匠算下来后说，要花费“百金”。

汉文帝也算了一笔账：“百金”资产，以民间中等人家来算的话，可以抵得上10户人家的产业了。修一座高台，就要破费10家人的产业，太奢侈浪费了！

汉文帝为了不“糜费民财”，果断地停止了修建露台的想法。

朱元璋以商纣王和汉文帝的例子告诫儿子们：“奢俭不同，治乱悬判。尔等当记吾言，常存儆戒！”

在朱元璋即帝位前的吴王元年（1367），朱元璋带着朱标去郊祀，同时命令左右陪同朱标“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到农民家去体察民情。

面对熟悉的农村，朱元璋思绪万千，对体验回来的朱标进行了滔滔不绝的训诫：

你知道农民的劳动是怎样的吗？他们必须四体勤快，耕种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年勤劳，得不到休息。

但他们住的是茅草屋、睡的是草席子，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是“菜羹粝饭”。因为国家所需的一切，都要从他们那里拿来，他们只有节衣缩食，才能拿得出来。

所以啊，我要让你知道，你今后衣食住行都要感念农民的辛苦劳动。“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不要让老百姓处于饥寒状态，这才是治国之道。

如果横加征敛，老百姓会难以忍受赋税劳役之苦。所以，“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

朱元璋还经常以问答的方式，抽查儿子们的德性修养和知识的掌握情况。

洪武9年（1376），他问儿子们：“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朱标回答说：“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

朱标是个诚实的孩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坦诚自己只懂皮毛，没有领会到其中的深刻道理。

朱元璋也没有责备他，结合自身的经验和体会，耐心地对儿子们进行解释，让大家明白他的治国之道和用人之道。

建皇室藏书馆，让皇子们多读书

为让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朱元璋还建起了庞大的皇室藏书馆，提供大量的史籍文献和优越的学习条件。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可谓深谋远虑。

至正26年（1366）六月，朱元璋攻克建康（今江苏南京市），派人“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阅览”。

两年后的八月，征虏大将军徐达攻入元大都（今北京市）。入城后，徐达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奉朱元璋之命，封存元朝的皇家和中央官府藏书。

十月，朱元璋下诏说：“（元朝）秘书监、国子监、太史院典籍，太常法服、祭器、仪卫及天文仪象、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已令总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在军民之间者，许赴官送纳。”

值得注意的是，诏令中，没有提及元朝皇家和中央官府藏书。是朱元璋疏漏了吗？当然不是，是因为皇家和中央官府的藏书，在诏令下达前，已被运到了南京。

元朝皇宫的秘本藏书和民间藏书，被朱元璋收集起来运到南京，在宫廷内建立了皇家藏书体系，其藏书量可谓有史以来中国之最。其藏书范围，涉及政治、经济、天文历法等诸多方面。

朱元璋为什么这么喜欢藏书？他没说，但他儿子朱棣说了。

明朝人黄佐在《翰林记·收藏秘书》中记载，朱棣曾对大臣解缙说：“置书不难，须常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穷也？”

朱元璋的藏书地点有文华殿、文渊殿、大本堂等。这些地方不仅是藏书的地方，也是皇子们读书修学的地方。

这里不得不说到大本堂。大本堂也是朱元璋深谋远虑中的组成部分，因为，在洪武元年（1368）十一月前，大本堂就修建好并投入使用了。

《明实录》中记载说：“洪武元年十一月戊戌朔辛丑，宴集东宫官及儒士，各赐冠服。先是，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延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分番夜直，选才俊之士充伴读……”

大本堂，就是朱元璋给儿子们修建的学堂。

延请四方名儒，做皇子们的老师

既然是学堂，学生身份又特殊，教材不缺，课外书丰富，谁来当老师，就格外重要了。

朱元璋采取的办法是：“延四方名儒。”具体是怎样操作的呢？除朱元璋在进入南京后就已招聘了的名儒外，主要方式是派人去天下寻求。

朱元璋派文原吉、詹同、魏观、吴辅、赵寿等人，分行天下，访求贤才。

文原吉等人出发前，朱元璋召集他们训话说：“人才不绝于世，朕非患天下无贤，患知人之难耳。”如果你们举荐的人才不能被我所用，反而危害更大，你们要小心谨慎地寻访啊！

一时之间，来自全国各地满腹经纶的大儒，纷纷聚集南京，如宋濂、桂彦良、陈南宾、陶凯、魏观、梁贞、王仪、秦镛、卢德明、张易、孔克仁、王袆、李希颜等。

这些名师寒来暑往，昼夜轮值，耐心细致地向皇子们讲解四书五经。

朱元璋还以身作则，经常与名儒们进行交流。“时时赐宴赋诗，商榷古今，评论文学无虚日。”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他的儿子们大多喜欢读书，不少人文武双全。

朱椿更是深受影响，在凤阳阅武时就与名儒李叔荆、苏伯衡、来复和尚等往来。就藩成都后，更是聘请名儒方孝孺为世子朱悦燫的老师。

朱元璋延请的名师中，不乏个性鲜明的，比如李希颜。

李希颜，字愚庵，河南郏县人，《明史》有传。李希颜品行修养高，博览群书，知识渊深。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听说李希颜的大名，亲自写诏书，征召他进京做儿子们的老师。

李希颜名气大，脾气也大。他上课时，手里拿一把戒尺，哪个皇子上课调皮捣蛋或偷懒，他就要用戒尺打他的脑门。

有的皇子实在调皮，挨打次数多了，脑袋上被打出了痕迹。朱元璋看到后，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心疼啊，就想责怪李希颜。

善解人意的马皇后得知后，劝解朱元璋说，人家李老师以圣人之道教导我们的孩子，你发什么脾气呀？

朱元璋觉得马皇后的话有道理，不但没责怪李希颜，反而授任李希颜左春坊右赞善的职务，此后也一直很尊敬他、善待他。

敢严格对待皇子，无视皇家天威，体罚调皮的皇子，放眼历朝历代帝师，恐怕只有李希颜一人了。

老师们教皇子们哪些知识呢？朱元璋修建大本堂的目的，是为培育权力的继承人，儿子们学什么，就很重要。

朱元璋从实际出发，讲究实用性，要求老师们“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内容包括《四书》《五经》，律令、御制、大诰、六艺，以及往古帝王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等。

大本堂学堂里，除教师外，还有一批重要的人物：伴读。在大本堂里充任伴读的，一般人没有资格。

洪武元年二月，国子生国琦、王璞、张傑等10多人被选中为伴读。后来，一些开国功臣的子弟也加入其中，如徐达的儿子徐允恭、常遇春的儿子常茂、康茂才的儿子康铎等。

朱元璋空闲时，也会去大本堂视察。他在《睹春光记》中写道：“洪武六年，岁在癸丑正月十有二日甲寅，时当巳漏。坐大本堂，阅幼儒习诗书……”

在朱元璋眼里，正在学习的儿子们中，还没有朱椿的身影。因为，洪武六年时，朱椿才3岁，还没到去大本堂学习的年龄。

不过，几年后，朱椿就出现在了大本堂。教导他的老师中，就包括被朱元璋赞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

宗室教育事务，由王府官员负责

亲王们各自就藩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亲王的子孙后代多了起来。如何对这些宗室成员进行教育呢？

不用担心，朱元璋早就想好了。

为把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家风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朱元璋想到了立言修书的办法。

他把古代著名的孝行和自己艰难起家的经过，制成画册印刷，送到已就藩的亲王们那里，供他们及其后世子孙阅读。

后世的皇帝也多以《皇明祖训》《大诰》等书，赐给亲王们，教育他们要安定守法，一起保卫大明江山。

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洪武14年（1381）七月，朱元璋说：“分封诸王，择贤以辅之，势虽有小大而事体则一，故辅臣良则政清而民乐，辅臣奸则事烦而民困。苟有致君之志者，何古人之不可及也。”

在各大王府中设置的官僚体系，就是朱元璋设想好的宗室教育体系。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与反复，后世皇帝根据实际情况又做了一些调整，各大王府拥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教育体制。

王府纪善所纪善、仪所典仪、伴读、教授等官员，主要负责王府宗室的教学事宜。

教授一职设置得比较早，洪武3年（1370）八月，朱元璋就下诏，在各大王府中设置教授一名，品级为正八品。

朱元璋对王府负责教导的官员职责有明确规定：“凡与王言，当广学问以充其行义，陈忠孝以启其良心，使其聪明无蔽，上下相亲。”

总之一句话，就是：“导王以正道。”让亲王们走上他所期待的正道，这就是教育的成功。

对此，朱元璋的儿子朱棣感触特别深，体会特别切。

永乐10年（1412），朱棣选派国子监司业赵亨道、董子庄出任赵王府长史。

为什么朱棣要把这么重要的两个儒臣任命为赵王府的长史呢？说起来，还真是无奈。

赵王是朱棣与徐皇后所生的第三子朱高燧，这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仗着深得父母的宠爱，“多行不法。”

如果只是欺压下人、折损花花草草什么的，在朱棣看来，都不是事儿，随他去。但这熊孩子长大后，不仅不明白事理，反而暗中与二哥汉王朱高煦合谋，想把大哥、太子朱高炽的位子给夺了。

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时时谮太子”。谮，是说别人的坏话、诬陷、中伤的意思。太子是未来的皇帝，怎么可能被人无中生有地说坏话？

永乐7年（1409），朱棣知道朱高燧干的“不法事”后，大怒。朱棣认为，朱高燧之所以这样，都是因为其王府长史没有履行本职职责：“长史掌王府之政令，辅相规讽以匡王失……若王有过，则诘长史。”

所以，朱棣把赵王府长史顾晟诛杀，又准备剥夺朱高燧的冠服以示惩罚。宅心仁厚的朱高炽出面为三弟求情，朱棣这才免去对朱高燧的惩罚。

朱棣选来选去，把赵亨道、董子庄选为赵王府长史，并语重心长地对二人说：“朕子赵王，年少多愆礼度。今简尔等为长史，宜悉心辅导，论以美德；使博究经史，以知古先圣贤之行事，及修身齐家之道；屏邪佞，亲忠良，随事规诲，勿归于正，以承藩辅之重。”

赵、董二人到赵王府就任后，朱高燧的举止稍微有些改变和收敛。

总而言之，明朝各任皇帝对宗藩成员教育的期许是：诸王有渊博的学问，懂得忠孝礼仪，德行优良。

至于教育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规定，可以随意授课，不外乎是经史知识、涵养德行之类。

但正因为没有对教育作出具体的科目，也没有明确的考评准则检验宗室子弟接受学识的能力，加上王府官员素质不断下降，宗室人口膨胀导致学生多、老师少，教育质量大打折扣。

宗室犯罪突出，是教育出了问题

到明朝中后期，宗室违法犯罪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犯罪问题类型多样，如谋叛、乱伦败度、偷窃、窝盗、抢劫、侵夺商贾、擅出城廓、致死人命、赴京妄奏、开办赌场等。

即使是以贤名著称的蜀藩，也同样出现不和谐的现象，如朱椿的二儿子华阳郡王朱悦爠及其后人的所作所为。

各地宗室出现这么多问题，不仅藩府本身，就连朝廷君臣，也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追溯其根源，大家认为，是宗室教育出了大问题。

怎么办？改革呗。怎么改？大家说。

嘉靖9年（1530），丰林王朱台瀚上奏朝廷，呼吁建立教育宗室成员的学堂，即宗学，并提出了构想。

朱台瀚建议：亲王、郡王都在一个城市的，可建一个学堂；亲王、郡王在不同城市又隔得远的，可分开建学堂；宗室子弟年满8岁，没有受封的，进入学堂读书，3年一次进行考试；学习优异者，上报朝廷给予奖励。

朱台瀚的奏章，是目前所见最早讨论设立宗学的文献，其对宗学的建议，首开明朝宗学教育教学制度设计之先河。

朱台瀚要求设置宗学及宗学教育教学应制度化的原则，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在具体细节上，大家又有不同的看法。

嘉靖42年（1563），南陵王朱睦楧提交了对设立宗学的构想：

一个王府设一所宗学，亲王、郡王、将军、中尉的儿子中，年满10岁的，都要进入宗学接受教育；老师从王府教授、国子监监生中选拔；选派一名科道官管理宗学，对宗学学生严加考试，学业优等者，予以奖励。

第二年，武冈王朱显槐在朱台瀚、朱睦楧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全面的构想：

凡是有王府的地方，就要找一块空地，修建宗学学堂，学堂要修得高大雄壮，“以耸观德。”

推举宗室成员中品行高洁、学问渊博的为宗正或宗表，具体负责管理宗学。其他事宜，由当地官员委派一个提学官负责。

亲王、郡王以下，年满10岁的宗室子弟，必须进入宗学读书。具体学些什么？可以参照“举业”科目。

在老师的选择上，还是以王府教授为主，如果老师不足，则选王府纪善等。

提学官每3年对宗生进行考核，“文义通彻者”才能毕业，才能享受全额岁禄。

宗生中，如果有不听教诲、怙恶不悛的，一经查实，轻则进行斥责，严重的，上奏朝廷给予黜革。

朱显槐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高度认可。

嘉靖44年（1565）二月，礼部受命会同各府部、科道，博采众议，议定处置王府事宜67条，这就是著名的嘉靖《宗藩条例》。

《宗藩条例》中，有对宗学的条款规定，完全采纳了朱显槐的建议。明朝宗学教育教学制度正式形成，但宗学并没有真正建立。

明三彩琉璃婢女捧食盒佣（昭王陵出土文物）。明蜀王陵博物馆供图

宗学制度形成，蜀王府建立宗学

隆庆3年（1569），山西的晋府、沈府及庆成、永和、安宁、隰川、阳曲、西河、交城、灵丘、山阴、襄垣、怀仁等亲王府、郡王府，率先建立了宗学。隆庆4年（1570），周、赵、唐、崇王府也建起宗学。

随着各地王府宗学的建立，宗学制度的缺陷和问题逐渐显现出来。

万历4年（1576），河南抚按孟重等人上疏12条建议，对宗学进行调整和充实，得到批准并推行。

万历18年（1590），礼部又对宗学出现的问题进行补充规定，加入《宗藩要例》中。到这时，宗学制度才最后确立。

第二年，蜀王府也建立了宗学，功劳归于蜀端王朱宣圻。

在朱宣圻的过问下，蜀王府宗学选任温良练达的德阳郡王府辅国中尉朱宣堣为管理宗学的宗正，博雅孝友的汶川郡王府奉国将军朱承炎为宗副，两人协理负责宗学事务。

朱宣圻将此上奏朝廷，四川抚按也按程序上报。礼部据此向万历帝汇报，万历帝同意，批准蜀藩设立宗学。

由此，蜀王府宗学正式运行。关于蜀王府宗学的运行情况，相关史料没有过多记载。不过，根据蜀藩的宗室人口情况，蜀王府宗学的运行应该是中规中矩。

完善的宗学制度，包括教育教学设施及辅助设施的规模和布局、主管官员的选拔及职责、科目的设置、教师的选用与考核、宗生的管理与考试等诸多内容，繁杂而详细。

相比其他学校，根据当时宗室成员贫富差距悬殊的实际情况，宗学呈现出其独特之处：采用“一校两制”的办学模式，即对贫困宗生和非贫困宗生分流教育。

对家境良好的宗生，其教育特色是“专重德行”，文化知识放在第二位。

为什么要对非贫困宗生如此要求？因为非贫困宗生衣食无忧，成天无所事事，很容易滋生犯罪行为。

所以，就要培养他们的道德，让他们按《皇明祖训》等祖宗经典文献自觉规范行为，不要做出危害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的事情来。

为此，教学上和考核上都做了配套规定。

非贫困宗生学习的科目为《皇明祖训》《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典籍，《四书》《五经》《通鉴》等只是“相兼诵读”。

《皇明祖训》是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对子孙后代的告诫“语录”；《孝顺事实》是明成祖朱棣叫人编纂的古今孝顺之事的书籍，让子孙后代学习后，明白什么叫“百善孝为先”；《为善阴骘》也是朱棣让人辑录的165个有道德的慈善人士的传记，希望子孙后代能拥有一颗慈善的心。

考核上，在他们向朝廷请封后，每年由提学官进行考试，只要能记诵《皇明祖训》《孝顺事实》等，年满5年，就可毕业，并全额支付岁禄。考核不及格，就扣发岁禄。

对贫困宗生，在不放松道德教化的前提下，要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从制度上进行资助，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赖以谋生，是宗学的主要任务。

宗学设置“助学金”，对那些品性端正、生活俭约的贫困宗生，由宗正核查，给地方政府打报告，获得批准后，用宗学的公用钱粮给予资助，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能潜心求学。

那些虽然贫穷，但喜好奢侈的宗生，是没有资格得到资助的。即使得到了资助，如果出现这类行为，也要取消其资格。

教学上，宗学对贫困宗生开设医学职业课程。贫困宗生中，有愿意学医的，由王府良医所选派王府医生为老师，教授《难经》《素问》等医书。让贫困宗生掌握医学技能，毕业后能行医养活自己，不给国家增添负担。

宗学对宗生的考核极为严格。为有效地检查学习情况，宗学举行频繁的考试，分月试、季试、岁试。考得好的，进行奖励；考得差的，给予惩罚。

讲究道德至上，宗学教育有效果

宗学制度实施后，总共有16个亲王府和14个郡王府设置了宗学。

事实证明，宗学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增强了宗室成员的道德素养，犯罪率大大降低，缓解了因宗室问题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张明富教授在《论明代宗学的教育教学制度》一文中，根据《明实录类纂》一书的记载，对正统到崇祯各朝宗室犯罪情节严重的案件及年发案率做了统计。

正统朝发案两起，景泰朝9起，天顺朝6起，成化朝16起，弘治朝17起，正德朝21起，嘉靖朝70起，隆庆朝29起，万历朝71起，天启朝6起，崇祯朝一起。

以上数据显示，从正统朝开始，宗室案件不断上升，到嘉靖、隆庆、万历时期达到顶峰，然后骤然下降。

从案发率来看，最高的是隆庆朝，4.83%；嘉靖朝虽然案发70起，但案发率只有1.56%；万历朝有71起，但案发率已降到1.48%，比嘉靖朝低，说明宗室犯罪已出现下降趋势。

所以，宗学的逐步设立，以道德至上的宗学教育的实施，其作用和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只是，宗学的设置和实施太晚了，起到的作用比较有限，难以挽救大明王朝滑向深渊，各地宗室也跟着一起走向万劫不复，在明末战乱中惨被荼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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