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第一忠臣怎么被处死(明朝士大夫为何反天主教)

明清间因天主教而引起的风俗之变,进一步地引起了固守中国传统思想的各方人士的激烈反应。儒道佛三教都有人出来批评天主教。所有批评和攻击都说天主教是“邪教”,而自己是在行“辟邪”之举。

“辟邪”之举,盛于韩愈。《原道》大辟佛老,在宋明思想史上影响很大,它代表正统的中国儒家,确立了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就是明拒暗受,表面上激烈攻击,而内部渐渐对话、融合。整个宋明时期的理学和心学,就是在和佛学、道家和禅学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有趣的是,明末清初,儒家和道教两家,联合已经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稳定下来的佛教,三教共同地用这种基本态度来对付新来的外来文化--天主教。三教中,儒家倾向的攻击者态度最激烈,直接受耶稣会批评的佛道二教反而比正统儒家要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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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谦之指出:“《天主实义》对付中国思想的方法,是分裂儒佛;儒佛对付天主教的方法,则联合起来,和他对抗。”我们看到在所有“辟邪”言论中,确有这样的现象。现存有《圣朝破邪集》八卷,版于崇祯十二年,今天流传的是日本安政乙卯翻刻本。本书在福建,由士绅黄贞收集明万历崇祯年间的反教文章编辑而成。这是近代中国士绅长期反对西方基督教的先声,是儒佛合璧,其中既有沈的《参远夷疏》,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许大受《圣朝佐辟》,黄贞的《请颜壮其先生辟天主教书》,也有云栖和尚的《天说》,虞淳熙居士的《天主实义杀生篇》,释元贤的《缁素共证》,释圆悟的《辨天说》,释通容的《原道辟邪说》,释成勇的《辟天主教檄》,释如纯的《天主初辟》。当时人徐昌治在《〈圣朝破邪集〉序》中说:“闽诸君子,浙诸大夫……,佛与儒同一卫道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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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栖宏,即莲池大师,俗姓沈。浙江仁和人。十七岁为诸生。知佛后书座右铭:“生死事大”,与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相映。嘉靖四十五年 (1566)入北京西山寺。五年后归浙。万历四十(1612)去世,年八十一。他主张“一心念佛”来了却世间万缘,“不出一心,万行具足”。在嚣嚣然,纷纷然的明末,云栖的参禅定心之论打动了很多追求人生真蒂的人们。在他周围的著名居士有:吏部尚书严讷、中书舍人严徵、湖广提学王志坚、编修黄辉、进士虞淳熙等。杨廷筠在入教前也游于这群人中。明清间,居士是佛学中坚,这群人的特点就是行走于儒佛之间。元贤(1578-1657)福建建阳人,字永觉,被称为明代禅学之殿军。万历六年生,为诸生时,嗜周程张朱之学,二十五岁时,在山中寺庙读《法华经》,忽觉周孔之外别有道,四十岁离家为僧。元贤有“儒释一致说”,认为“释迦”有入世一面,而“孔子”也有出世一面,二者正可调和一致,结为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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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知释迦是出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入世底圣人,不入世不能出世也。人皆知孔子是入世底圣人,而不知正出世底圣人,不出世不能入世也。

福建、浙江、江苏地区出现佛教和儒家合同对抗天主教的情况并不偶然。在耶稣会进入江南之前,江南许多士大夫在佛教中寻找人生意义。江南地区,思想异常活跃,禅学、心学和“天学”,以及“东林学”同时并存,既相互吸收,也就相互冲突。明末的社会,经济上富裕,政治却混乱。对知识分子来说,虽然比较地开放和自由,但人事纠纷不断,宦途艰险难测,价值观剧烈冲突。通观明末的佛学、禅学、心学,大多是从人的生存状态,从生命的真正意义来谈论人,关心人。比起当时政治化的儒学、“东林学”来,它们确实有更能够打动人的地方,否则难以出现李贽“狂禅”,风蘼东南的情景。

再看耶稣会的“天学”,他们是在“文艺复兴”后,带着西方天文地理历算等科学技术手段进入中国的。进入中国后,按他们变“西僧”为“西儒”的既定策略,接触的都是传统士大夫。在此过程中,来华耶稣会士主要发挥了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的理性的宗教精神,而不是从柏拉图到奥古斯丁的灵性的宗教精神。因此,在他们寻找和中国文化结合的时侯,自然比较看中重实证,讲理性的儒家,而不是“空谈性理”的禅学、心学。天佛间的对立就不可避免。

在明末思想界大分化、大建立的局势下,儒学在天主教神学面前也一分为二。以徐光启等“三柱石”为首的人,注重理性精神,学习科学技术,通过“天学” 所揭示的宇宙秩序,理解了天主教,成为儒学化的天主教徒。另一些像李贽、焦等倾向佛学的人,虽然曾与利玛窦有过交往,但终于因为耶稣会排斥佛学,没有积极参与明末热烈的人生、人性问题的讨论,所以许多儒家知识分子仍在王门后学“泰州学派”,在佛学中寻出路。这两路思潮,在南京、杭州、福州有面对面的交锋,《圣朝破邪集》就是这争论的实录。

中西学说不是天然对立的,而是各有千秋,相互补充的。偏于理性信仰的耶稣会神学完全可以像他们在欧洲那样,和偏于灵性信仰的其它神学流派共存。“天学”和儒学改革派合力批评佛学、道家。利玛窦《天主实义》联合了儒家,而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暗中吸收了“西学”。这是中西双方改革派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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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和杨光先的态度,代表儒家保守派的观点,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道统”和“心法”不能乱。沈的《参远夷疏》是近代“辟邪”的第一声,“本儒术以定纲纪”,它对儒家士大夫倾向于“天学”尤为痛心:“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圣朝破邪集》收晏文辉疏,卫道之心更明:“惟天地开辟以来,中国之教,自伏羲以迄周孔,传心有道,阐道有宗,天人之理,发明尽矣,无知容以异说参矣。……乃今又有倡为天主教,若北有庞迪我,南有王丰肃等,其名似附于儒,其说实异乎正。”儒家关心道统不能断。

天主教也重“道统”。它骄傲的是耶稣以后,教会的谱系没有断过。为与中国的“道统”相抗,他们说中国的先民是犹太民族的后裔。钦天监官员,中国教徒李祖白(?-1665)编《天学传概》,说:“中国之初人伏羲氏,实如德亚之苗裔,自西徂东,天学固其所怀来也。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沿至唐虞,下迄三代,君臣告诫于朝,圣贤垂训于后,往往呼天称帝,以相警励。夫有所受,岂偶然哉?”“如德亚”,犹太人。说中国人是犹太人的后代。文艺复兴后的《圣经》考据学,和中国历来的经学研究,甚至是二十世纪的考古学、人类学、遗传学都无法证明“三王五帝”是犹太人的后代,但是耶稣士为了建立一个普世的人类世系,拿中国思想来说,就是“统”,他们必然这样做。我们说,人类在人种上应该是同源的,但人类思想和宗教的发生是相当后来的事情,而不是统一起源的。各民族历史上有不同的认识方法。怎样不放弃自己的“道统”而获得一种普世性,这是大问题。明末的中西“道统之争”,证明这问题的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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