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鲜最后的结果（根据实际列举分析）

李氏朝鲜建立后，确立了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具体而言，李氏朝鲜继承并完善了王氏高丽的“两班”制度，并将社会等级分为：

两班、良人、中人和贱民四个等级。其中“两班”“是能够参与社会政治的官僚或具有能够成为官僚潜质的家门及其士林学者在内的特有社会阶层”，而且“朝鲜王朝的身份制度及其内涵，一方面更严格区分了身份间的等级差别，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两班作为上层统治阶层身份的特殊意义。”亦可理解为“两班”为李氏朝鲜的统治阶级，拥有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特权。

“两班”往往世代同族而居，形成当地的名门望族，这些名门望族之中有诸多中科举者，亦有诸多在政府担任高官之人。另据《八域志》载：“国（李氏朝鲜）俗重门阀，京城士大夫不与婚娶、平交，西北人等不敢与士大夫抗礼，西北两道遂无士大夫，士大夫亦无往居者。”

在对李氏朝鲜赴清使臣的统计和整理过程中发现，一些赴清使臣祖孙几代人均出使清朝或者为父子相继出使清朝，亦或有叔侄、叔伯出使的情况，可见赴清使臣具有明显的家世关系。

据统计，有相关史籍记载的赴清使臣共计221人次，其中具有亲属、家族关系的赴清使臣共计100人次，约占史籍可考的45.3%，几乎达到半数以上。就本朴宗熏等4组家世关系较远之外，其余20组都具有直系亲属关系，约占总数的83%。可见朝鲜赴清使臣群体具有明显的家世关系。

通过对李氏朝鲜赴清使臣的梳理，发现这些使臣存在父子、兄弟、祖孙几代都担任赴清使臣的案例，所以本文将这种情况称之为“出使世家”。其中，以申景禛与申琓；崔鸣吉与崔惠吉、崔锡鼎；洪柱元与洪万荣、洪良浩、洪羲俊、洪敬谟；李瑛与李俣、李侃、李混；李伦与李橿、李栐、李梿、李橉、李泓；金寿恒与金昌集、金履素；李沉与李枋、李柱、李楫；李世白与李宜显；金在鲁与金致仁；李福源与李晚秀、李时秀；洪乐性与洪奭周；赵万元与赵鹤年，这12组赴清使臣最具代表性。

列12组具有家世亲族关系的使臣，大多具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其中李瑛与李俣、李侃、李混；李伦与李橿、李栐、李梿、李橉、李泓；李沉与李枋、李柱、李楫等人为祖孙、父子、兄弟等相继出使，且皆为李氏朝鲜宗室成员，其家世背景不做过多论述。另外几组，申景禛为申琓曾祖，史载其为“高丽开国功臣赠太师壮节公之后……讳华国，成均生员，赠领议政，祖也；考讳砬，赠纯忠积德秉义补祚功臣、议政府领议政、平阳府院君。

祖讳纯爵，高丽检校神虎卫上将军”，至李氏朝鲜，其祖“养德不仕，累赠崇政大夫、议政府左赞成。”其父“官止通政大夫、永兴府使，累赠大匡辅国崇禄大夫、议政府领议政。”洪柱元，其父、祖父也历任为官，“礼曹参判、赠领议政，讳霙，考也；大司宪、赠领议政，讳履祥，祖考也。”金寿恒，其祖父为“议政府左议政”，其父为“同知中枢府事。”

金在鲁、金致仁父子二人均担任赴清使臣，据载其父为“右议政忠宪公。”与之相似的李福源与李晚秀、李时秀等人为父子三人担任正使出使清朝，史载“延安之李，为东韩大族。”至李氏朝鲜，具有家世关系的赴清使臣共计24组，除朴弥、李庆亿、朴泰尚、其祖、父分别任“户曹参判、吏曹判书”等官。

赵万元与赵鹤年父子也曾相继出使清朝，据载其先祖为高丽太史，至李氏朝鲜，其家亦数世为官。赴清使臣都有明确的亲属关系，大多为父子、兄弟、祖孙关系。以李瑛、李沉、洪良浩三组使臣为例。李瑛为“宣祖昭敬大王第十二子”，其长子李俣、次子李侃均担任赴清使臣，而且李侃次子李混也担任赴清使臣，相继出使清朝。

李沉亦是李氏朝鲜王室出身，李沉与李枋、李柱、李楫父子四人相继担任正使出使清朝；洪良浩家族，同样是家族几代人相继担任赴清使臣出使清朝。

上述的三组使臣，其中李瑛、李沉为朝鲜王朝王室，其显赫的家世背景不多赘述。洪良浩，高祖“讳柱元，永安尉，尚贞明公主。”其曾祖为“判决事赠吏曹参判”、祖父为“丹阳郡守赠吏曹判书”，可见洪氏家族不仅同朝鲜王室联姻，贵为外戚，而且累世为官，其家世背景亦十分显赫。

通过上述列举的几组赴清使臣来看，其祖、父辈都有在朝为官的经历，亦或是其先祖在王氏高丽就担任高官，合灿温曾提出，“高丽时期，封建等级制度非常明确，高丽的科举无论是入学还是考试都有严格限制，能够入仕为官的一般都还是官僚子弟属于良人阶层，贱民和奴婢阶层几乎不可能入仕，中央朝政仍掌握在贵族世家手中。”前文提及，两班阶层垄断了李氏朝鲜的政治体系，只有出身为两班的人才有资格担任政府官员。

朴晋康提出，“朝鲜王朝初期的‘两班’，主要是高丽后期新进士大夫势力演变为中央官员的勋臣、贵戚等贵族为核心的文武官吏构成”，“‘两班’官吏的子孙及其家族也享有诸多特权和便利，使‘两班’家族又通过与王室及‘两班’之间封闭式的联姻等，逐渐成长为门阀贵族或权门贵族势力。”使臣出使是双方往来的重大政治事件，清顺治年间，就明确规定李氏朝鲜赴清使臣的官衔与品级，徐浩修在《燕行记》中有相关记载，“顺治乙酉，因勅谕，并元朝、冬至、圣节、岁币为冬至使。

每年一遣谢恩、奏请、进贺等使，随事差送，而冬至使以正二品、副使以正三品拟望，谢恩等使以正一品。”另，全海宗提到李氏朝鲜赴清使臣的“正使与副使由正三品以上的宗室及官僚中选拔。”可见，赴清正使均为二品以上官员，而且这些赴清使臣往往具有家世关系，就出现同一家族累世为使的情况。因此，从上述赴清使臣的家世背景来看，“两班”阶层不仅把持着李氏朝鲜的政局，而且在选派使臣时，使臣家世背景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合灿温在《高丽遣使金朝研究》一文中提到，高丽“在挑选入金使者时其亲属有过出使经历的也更加容易被选，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应该是被特别考虑的一个方面。”

由于清、朝两国礼仪、风俗等都存在差异，一方面，具有出使经验的使臣相对于其他人更了解两国之间的差异，对于出使的相关礼仪规程也更为了解，其本人亦会对家人亲属讲解出使过程、礼制以及如何解决一些偶发问题等；另一方面，前文已述，李氏朝鲜具有严格的社会等级划分，“其中两班为官僚社会的统治阶层，不仅包括任职的文武官员，而且还包括与其相关的家族成员，他们享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种种特权。”

而这些赴清使臣，出身于两班阶层，而且一些家族累世为官，不仅其身份更加符合李氏朝鲜的社会等级制度，而且更加了解出使的相关事宜。因此，笔者认为在选派赴清使臣时与历任赴清使具有亲属关系，被选为出使人员的可能性会更大。

综上所述，李氏朝鲜赴清使臣的籍贯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而造成地域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除自然地理环境之外，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文因素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全罗道、庆尚道两道因自然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发达，多文人世族居住，且多为两班阶层，累世公卿，形成了多门阀世族的局面，所以籍贯为该地的赴清使臣就高于其他地域。因此，赴清使臣的籍贯与家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