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险些被谁取代（周恩来险些被谁取代）

本文摘自《聆听历史细节》第四章，王凡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不让录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经常在全国各地巡视，每年在京、在外的时间几乎各占一半。最初，为了保证新生政权最高领袖的绝对安全，毛泽东每次出行都由有关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陪同。

如果是乘火车的话，铁道部部长、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飞机的话，空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如果是乘军舰的话，海军司令、公安部部长是必陪的……然而毛泽东每次出行的时间不等，有时时间较长。有些部门、军种的第一把手，不可能长时间脱离工作岗位，后来就逐渐降格了，由副部长、副司令员陪同。再往后，有时连副的也不一定陪了。

叶子龙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陪毛泽东出行多一些，后来也不是每次必陪了，但逢有重大会议或比较重要的外出，叶子龙还是要一同前往的。很多时候，毛泽东想上什么地方去，会亲自指示让叶子龙先去看一看，或布置一番，在外地定下活动日程，也由叶子龙同各方面联系、安排。

例如，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那是 1957年底，隆冬时节，北方天寒地冻。毛泽东要我先到南方转一转，说是看看各处的房子，以便安排开会。我就到浙江的杭州、云南的昆明、广西的南宁等地转了一圈。在南宁，发现也 有可用于开会的房子，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决定在南方开会，南宁也是一个开会地点。”

这样，叶子龙又为在南宁开会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当时南宁没有暖气，可若逢阴雨天，室内还挺冷，叶子龙就同上海方面联系，从那里弄来了电水暖器。

笔者从一些材料和书籍中了解到，那次南宁会议气氛比较紧张。从 1957 年下半年始，毛泽东就对 1956年中共部分领导人提出的反对经济冒进的意见展开批评。 12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会时，指名道姓批评了周恩来等人。到南宁后，更把批评反冒进推向高潮。

在南宁会议上，印发了 22份参考文件。其中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报告中反冒进的部分言论，《人民日报》 1956年6月20日的社论，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 1957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都是作为供批评反冒进的材料用的。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几次讲话，在听汇报时几次插话，都是批评反冒进的，且言词激烈。

据有关记载，毛泽东对柯庆施《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非常欣赏，视为反冒进的鲜明对照。甚至拿着该文质问周恩来，能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周恩来回答写不出来后，毛泽东进一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种情况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内，似乎还是第一次。

叶子龙回忆说：“由于毛泽东批评了好几位领导人，而且话说得很不客气，南宁会议的气氛的确显得紧张。以往开会期间，为了松弛、调节一下，时常安排一些活动，跳跳舞。可这次大家会上会下都不怎么说话，舞厅也没有人去了。”

笔者问叶子龙：“对做记录一事，中央是否作过明确的决定，或者要求？”叶子龙说：“我对毛泽东是否专门就此作过什么指示没有印象。尽管毛泽东对记录、录音有时流露不满，但除了个别场合提议不记录、录音外，并未正式决定取消录音和记录。所以，负责记录和录音工作的人员，每当接到开会的通知，就前往会场录音、记录。直到湖南那次会议，毛泽东对录音之事发火了，书记处作出正式决定，才停止了录音。”

毛泽东发火：“叶子龙，当心你的党票子!”

“您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最长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想来也是对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中央政府和各地高层负责人接触场面目睹最多的人之一，您能谈谈他们过往的一些情景吗？”

“他们的过往主要是工作性质的，而当他们谈论工作时，我多数不在他们身边逗留。毛泽东的活动、与人交往，几乎没有能同公务截然分离的。例如 1960年他生日前夕的聚餐，本应是轻轻松松地吃饭，结果他滔滔不绝还是谈与工作相关的问题。”

“我想问一句，您是否看到过这样的场面，当毛泽东谈了自己的主张后，有些领导人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认真听他们充分陈述己见，最后放弃自己主张的情况？”“我刚才说过，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共商政事的时候，我很少在场。你说的这种情形也许发生过，但我没有见到过。我见到的情况不多，但一般都是，毛泽东说了自己的主张后，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没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

“毛泽东是不是有时对自己的观点、主张、看法很执拗，不会轻易改变？”“这很难做定论，毛泽东有时很能采纳别人的合理建议，但确实也有很固执的时候。我记得大约是在 50年代后半期吧，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表扬了外交部，而对当时军队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说军队‘黑了半边天’。此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开常委会，毛泽东决定不邀聂荣臻列席。我想聂荣臻从 50年代初就代表军队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不同意他列席只是暂时的，后来几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我仍然把聂荣臻列入通知到会的名单中，可毛泽东却几次把聂荣臻的名字从名单上勾掉了。”

因游泳之事跟罗瑞卿怄气，很能说明问题。那是 1956年初夏，毛泽东突然生出要游长江的念头。当时，罗瑞卿、王首道、汪东兴都坚决反对，认为游长江水流急，有旋涡，太危险，特别是罗瑞卿反复申明不能冒这个风险。

游泳的好兴致遭到阻止，毛泽东烦躁地对罗瑞卿说：“你不让我游泳，无非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罗瑞卿不安地解释说：“保证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所以我不能让您冒一点风险。”但毛泽东坚持要游，罗瑞卿没招了，说：“那这事得向中央请示汇报后，才能决定!”毛泽东也来脾气了，说：“你向谁请示汇报？中央主席就是我!”

由于毛泽东坚持，只好派人先去探探水的情况，最后确认没有危险，才让毛泽东游了长江。泳游了，可毛泽东的气却没全消，他对罗瑞卿说：“有什么危险？是你不懂水性!所以不敢游!泳都不会游的人，还能指挥军队？”毛泽东这一激，罗瑞卿后来还真把游泳给学会了。

可此后好长时间，毛泽东看到罗瑞卿都不同他打招呼。又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又说了罗瑞卿。因此后来叶子龙几次邀罗瑞卿一起去见毛泽东，罗瑞卿总说怕毛泽东生气推脱了。

约摸过了半年多，叶子龙对毛泽东说：“罗部长经常通过我问候您的生活情况，他一直很关心您。”毛泽东听了说：“那让他来见见面吧。”于是，叶子龙就请来了罗瑞卿。他们见了面，一起吃了顿面条，这场不愉快也烟消云散。

“请恕我冒昧，我想问一下，毛泽东是否也跟您发过火呢？”

“在毛泽东身边二十余年，毛泽东跟我发火印象深的有那么几次。一次是前面讲过的关于东北来电的事；还有刚到北平在颐和园发火，当然那次在场的人较多，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毛泽东有时很严厉，但并不一定发火，可这种严厉比发火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例如，毛泽东有一次对我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

“毛泽东怎么会突然对您这么说呢？您能否详细讲一讲？”

“那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庐山会议前夕，我的身体不太好，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因此在南行前，毛泽东对我说：你的身体不好，庐山开会就不要去了。”

正由于此，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叶子龙留在了北京，没有上山。当时的许多人都没有料到，庐山会议会自反“左”始，而以批右终。从庐山回北京后，罗瑞卿告诉叶子龙，要将彭德怀的警卫班调开，怕出事情。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回来了。

接着，就是中央机关和军队开会，批判彭德怀。毛泽东要叶子龙去听会，听完向他汇报。可听了两次，毛泽东并没向他询问。而叶子龙因为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对当时的情况不了解，见毛泽东没询问，就不太重视此事了，后来的会议就没去听。

偏偏在几次后，毛泽东突然向叶子龙问起听会的情况，叶子龙讲不出，只好如实说没去。毛泽东质问他为什么不去，叶子龙自然说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毛泽东随即说：“叶子龙，你要当心你的党票子!”使叶子龙感到问题很严重。

“据您所知，中央各部门或地方的领导人，同时也包括您自己，有时在受到毛泽东很重的批评时，是否会感到委屈，想不通，或者有些抵触情绪？”

“没有，我觉得当时我们大家都是习惯于从自己这方面找原因。”

“这就是说大家对毛泽东的批评，都很服气？”

“谁会不服气呢？毛泽东的威信太高了，大家对他太尊重了。因为我们这些从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人，都看到了这样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每当毛泽东处于受排斥的地位，军事斗争就受挫败，武装力量就被削弱，党和军队的生存就岌岌可危；而反之则相反，就会转危为安，就会由弱变强，就会充满信心地感到岌岌可危的是我们的敌人。从大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到解放战争，这一点，被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谁会怀疑毛泽东会领错路呢？”

195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就在这之后，叶子龙随毛泽东去了广东。从广东返回时，叶子龙回了一趟湖南浏阳老家。

毛泽东从他的稿费中拿出 300元钱，给叶子龙做探亲补贴。桑梓的乡亲见到久别的故人，分外热情。他们向叶子龙介绍了家乡的变化，诉说了眼下稼穑和生活的情形，使叶子龙对农村的变迁生出良多感触。

回到北京后，叶子龙把在家乡的所见所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看出，毛泽东对他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从那以后，毛泽东身边的人再回家探亲，毛泽东便嘱咐他们要兼搞调查研究，渐渐地形成了制度。康一民、李银桥、孙勇等回家，毛泽东都要他们去做调查，而且每次毛泽东都要从他的稿费里拿出一部分钱，给搞调查的人。

重视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在他青年时期，在井冈山时期，直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后，他每年都要到各地走一走。后来，中央从保证领袖的安全出发，制定了一些保安规章，使得他接近群众不像当年那么方便了，但他还是千方百计设法听取到来自最基层、来自最普通的群众的声音。让身边的人利用回家探亲时，兼搞调查研究并向他汇报，就是一个新渠道。

1960年毛泽东 67岁寿辰前夕，他把身边工作的九位同志召到一起，共进午餐。他随兴致所至，追溯起早期从事革命的历历往事，道出了他之所以注重调查研究最深厚的根由。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基于多年的与社会底层的接触和调查，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因而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依靠力量，有了清晰的认识；并目睹了因不了解中国国情、缺乏清晰认识导致的右倾路线给中共带来的血的教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是基于调查研究，毛泽东形成了正确的中国革命方式、道路、战略观；并再次感受到因对中国革命环境和现状隔膜而几度出现的“左倾”路线，使中共蒙受的惨重损失。

然而毛泽东的正确认识，却受到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人的打击和压制，被撤了职，“两三年一个鬼都不上门”，还被戴上许多帽子。他们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城市里才能出马列主义。而毛泽东认为他恰恰是因为从城市走进了山沟、乡村，多了一番调查研究，才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之途。听了毛泽东的回顾，叶子龙更理解了毛泽东为什么把调查研究看得那么重，以至提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论点。

那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听毛泽东抚今追昔。饭吃完了，可毛泽东的心情却没有平静。当晚，毛泽东又给参加吃饭的人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全都下到基层去，说是锻炼，但同时要他们每周写文字汇报， 3个月后回京当面汇报，反映情况。这也就等于了解民情，调查研究。

“那么您下去了吗？”“当然下去了。我去的是许昌地区，虽说还不是最艰苦、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但生活依然相当艰苦。吃的是棒子面、红薯叶子掺和在一起的窝头或饼子，就这还吃不饱，刚 3个月，我的皮带就缩进去五 5个眼，差不多有 5寸。”

每天与社员同劳动，种庄稼、施肥，自己砍柴、做饭。这样的生活，使叶子龙常常回忆起转战陕北，和毛泽东一起吃黑豆，甚至吃马料的艰苦岁月。这种锻炼、这种了解民情的方式，对党和政府那些日常坐机关的干部来说，实在是十分有益的。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