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的故事（隋炀帝凿大运河仅为）

导语：隋代大运河是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巨型水利建设工程，它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千多里，不仅使隋王朝加强了对南北方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全国财物向洛阳、长安的集聚，而且大大加强了我国南北东西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隋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乃至今天的经济建设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但是大运河的开凿绝非隋炀帝个人的意志使然，而是出于隋朝交通、经济发展和政治军事统治的需要。

• (一) 开凿通济渠

隋炀帝即位之前曾出镇并州和扬州，这使他认识到开辟一条南北交通线对于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性。即位以后，他便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南北交通线。所以，他在平定了汉王杨谅的叛乱以后，就开始营建东都洛阳。但是，要真正实现控制天下的战略目标，仅营建东都还不够，还必须构建全国性的交通系统。通济渠沟通黄淮，是大运河中最为关键的一段，开通通济渠成为当务之急。

• (二) 重修邗沟

隋炀帝要把政治中心洛阳与东南富庶经济区连接起来，还必须开通淮河与长江的水道。隋文帝开皇年间开凿山阳渎即重开了已经淤塞了的邗沟。但是，邗沟宽窄迂曲不一，入淮、入江口通塞变化很大，于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三月，“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经重修以后的山阳渎，全长约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自洛阳入通济渠，达泗州入淮水，浮淮水至山阳，顺流而下，又由扬子入江，邗沟也就成为沟通江淮南北交通的黄金水道。

• (三) 开凿永济渠

永济渠的开凿是在河北平原的自然条件和前代开凿的基础上进行的。北方虽说是山寒水瘦，水源条件不如江淮地区，但是这里流入黄河的河流众多，如，沁水、清水、淇水、洹水、彰水。前代利用这些自然河道开凿了一些水利工程。特别是东汉末年曹操在平定河北的过程中，开凿了一些水利工程：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将进攻袁尚，为了解决漕运军粮问题，在淇水入黄河处下大枋木使成堰，遏淇水入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故道以成渠，被称为白沟，此渠以淇水、荡水、洹水为上源，利用纵贯河北平原的清河故道至今青县附近，注入滹沱河，成为曹操运兵运粮的水运干道。这都为为隋炀帝永济渠奠定了基础。

• (四) 凿通江南河

隋炀帝重修江南河，是因为原运河水道浅窄，不能行大船，为了出巡会稽、运兵运粮，故在原有水道的基础上进行取直，加深加阔。当江南河一开通，三吴的财富就滚滚流向洛阳及边关。江南河帮助隋炀帝实现了他的政治、经济目的。

大运河工程的完成，首先是由于隋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运河的开凿提供了充足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其次，隋朝在武力统一过程中，形成了控制能力高、汲取能力强的高效社会组织系统，这是大运河开凿的组织保证。再者大运河的贯通，体现了决策者的高瞻远瞩，体现了工程设计、建筑、组织者的智慧。

对于开凿大运河的目的，唐代诗人秦韬玉在《隋堤》一诗中有“种柳开河为胜游”之说，认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想利用通济渠、山阳渎从洛阳乘龙舟游江都，以满足其穷奢极欲。其实，这种说法都是极其片面的。历史上任何一项大工程绝非个人的意志使然，总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的必然，像大运河这样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也同样有其开凿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

• 第一，开凿大运河是隋朝交通发展的需要

古代交通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性非常强，河运虽然在速度上不及骡马，但在运量和运价方面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地形西高东低，主要的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流入大海，缺少南北走向的大河。随着帝国大一统的形成及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用人工开凿南北走向的运河以开通南北水道交通，已经成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

• 第二，开凿大运河是隋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隋朝统一王朝的重建，长安、洛阳等城市，士民糜集，商贾幅凑，在“升平盛世”下，封建统治阶级追求享受挥霍的欲望也不断扩大，而中原、关中由于屡遭战乱，粮食生产已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京都长安，供应更感遗缺。隋朝初年，文帝虽然力行省摇息役，但为“晨昏遭运”，仍于开皇四年命宇文恺调发民夫开凿广通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渗关，长三百余里，“转运通利”，把关东的粮食布帛运往长安。

正是因为隋朝以长安为都城，政治中心仍在北方，但是，北方的粮食生产却远远不能满足京师的需要，三吴地区的粮食和布帛对隋朝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炀帝曾驻守扬州，对江南的富庶有深切的感受，他意识到：只有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开辟一条新的运输水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安、洛阳两都的粮食与其他物资的供应问题，并促进南北经济交流。打开中原通向江南的水上航道成为隋王朝的当务之急。隋炀帝曾一度打算迁都丹阳，这充分地表明了他开河的经济动因。

• 第三，开凿大运河是隋朝政治、军事发展的客观需要

南北朝后期以来，长期垄断政权的门阀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但各地强宗大族犹拥有相当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社会影响更大，仍属破坏社会安定、乃至肢解统一王朝不可轻视的社会政治势力。尤其山东、江南两大士族集团，与关陇集团为核心的隋朝中央政权矛盾相当尖锐，斗争异常激烈。

隋场帝杨广曾任平陈统帅、扬州总管，出镇江都多年，对于江南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当然有所悉察，因而即位伊始，便下令建东都、开御河，明白宣布要往江南“审刑政之得失”，接着便带领几十万人的队伍“巡幸”江都，显然是为了向江南炫耀武力，实行军事威慑，以加强对江南的控制。

其中永济渠的开凿则是军事需要大于政治需要。因为从军事上来看，从隋朝建国开始，便与突厥、吐谷浑对峙。文帝开皇二年(582)沙钵略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突厥传。由于边境不宁，隋朝经常屯兵数万以备边。这些军队的供给仅靠屯田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中原和江淮地区粮饷供给。因此，满足军事供给的需要也是开凿大运河的重要原因。

• 第四、隋朝的政治统一和武库充实，为开凿大运河提供了条件

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沟通黄河、淮河与长江三大水系，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早在北魏时，孝文帝就曾提出过沟通河、洛、汁、淮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于条件还不成熟未能实现。

到了隋代，经过隋文帝二十多年的经营，政治空前统一，经济实力强大。到了隋炀帝即位，国家承平日久，“户口益多，府库盈溢”。据艰《通典·食货典·丁中》载:“隋二氏西京太仓，东都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牛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师及并州库，布帛多至数千万。”这些大仓，难东邻含嘉仓、洛口仓建于大业年间，余皆文帝所置，表明文帝时期的权蓄确实相当可观。这些都为为开凿大运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建造大运河的积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己术来是一件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大好事。但同时，隋场帝开运河，又成了为害社会和人民的虐政，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 首先、徭役过多，严重地摧残了劳动力

众所周知，隋场帝是中国厉史上有名的浪子和暴君。他为了满足个人贪欲，发起开运河，而对于如此重大的事情，不同大臣详加计议，专行独断，急于求成，无论通济渠或永济渠，规定完工期限各不到一年时间。在开河过程中，他不顾人民死活，苛征滥调，急摇重役，仅这两条渠先后调发河南、淮北及河北民夫各达一百余万，这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 其次、大兴“御用”工程，加重了社会负担

开凿大运河其所以演变为虐政，与隋场帝开河的动机密切相关。他开水济渠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军事运输的需要，即为了沟通攻打辽东、侵略高丽的两个水陆军事基地—东莱和啄郡服务的。开通济渠和江南河，除政治经济目的外，也是为了游玩享乐。隋场帝从这种狭隘的目的出发，规定运河水面阔度要能“通龙舟”，两岸必须筑“御道”，并于沿线建置许多专供个人享乐的“御用”工程和从事镇压之用的军事据点。凡此种种劳民伤财举措，浪费了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

不仅如此，运河刚刚完工，又有所谓“三游江都”、“三驾辽左”，接连不断的“巡历”、“游幸”，更把开河幸存下来的人民尽数驱入死亡的深渊。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多集中在运河两岸各地，正是这些地区农民所受剥削压迫特别沉重，阶级矛盾特别深刻尖锐的表现。

隋代大运河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用血汗换来的伟大成果，是劳动群众智慧和才能的结晶。隋场帝在条件已经成熟的时刻，不失时机地发起和组织兴建了这一雄伟工程，完成了时代赋予的重大使旬建立了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但是，也由于他的荒淫暴虐，给当时社会带来了严重灾难，又有其一不可逃脱的历史罪过。

隋场帝开运河的功过，也和大运河的必然出现一样，主要是时代的产物，个人的作用是极其次要的。虽然大运河贯通以后，隋炀帝曾多次游玩江都，贪恋江都的玉树琼花，但这只能反映出其开河的某些动机，而不是其开河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