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鲁迅的矛盾（鲁迅和周作人为何失和）

1923年5月10日晚上，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在北京八道湾周府“小治肴酒”，兄弟三人谈笑风生，很晚才睡，周母听了，内心欢喜，为他们的怡怡深情感到欣慰。周母三十多岁便守了寡，含辛茹苦把三兄弟培养成人，眼看着三兄弟成家立业，感情又这么好，想不高兴都难。但是谁都没想到，这顿饭竟然是三兄弟聚在一起吃的“最后的晚餐”。

仅仅过了两个月，也就是7月14日晚上，鲁迅单独在自己屋里吃饭，“自具一肴”。17日晚上，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了兄弟俩失和的具体原因，但是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大约十个字，这桩公案也就永远成了一个谜。鲁迅在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周作人也在回忆录中说：“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地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

18日上午，周作人来到鲁迅房间，亲自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承担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梦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鲁迅读了信一头雾水，派人去后院请周作人过来把话说明白，但是周作人“不至”。半个月之后，即8月2日，鲁迅带着妻子朱安离开八道湾，搬到了砖塔胡同。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取自己的书和物件，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突然从屋中跑出来“骂詈殴打”。当时在场的还有一个见证人，便是二人的母亲鲁瑞。据鲁瑞跟老三周建人回忆：周作人随手拿起一本书，远远掷来；鲁迅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远远回掷，双方争执不休。周作人打电话叫来两个朋友，羽太信子向二人诉说鲁迅的过错，“多秽语”，羽太信子说不完全的，周作人从旁补充。鲁迅说，即使我有千错万错，但是我当年为了你们的生活提前回国，这总没错吧。周作人一挥手说，以前的不算。

经两位朋友劝和，鲁迅取了书和物件走了，兄弟俩此生再没有见过面。

对于二人失和的原因，所有人都很纳闷，周母是最直接的见证人，也不清楚，感慨“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道理来。我只记得，大先生对二太太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贷。”三弟周建人当时不在北京，未能亲眼见证这场冲突，后来鲁迅也没有跟他说过，但他认为，二人“没有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鲁迅夫人朱安也说，二太太对鲁迅夫妇很不满，曾经大声告诫孩子们，不要亲近他们，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两个孤老头冷清死”。

​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月工资300银元，周作人在北大教书，月工资240银元，这还不说两人都写文章，都有稿费收入。当时周家一个佣人月工资两块，别人家都是一块五。周氏兄弟当时买的八道湾房子，花了三千块钱，鲁迅后来单独买了一套四合院，花了八百块钱。就是说，两人收入还是很高的。

但是收入高，支出也高。家里财政大权归羽太信子掌管，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喜欢日本的东西，不仅经常上街买日本货，而且经常请人从日本“代购”，出入都坐小汽车。周氏兄弟虽然工资高点，但是毕竟只是工薪阶层，并未富商巨贾，家里几十口人张嘴吃饭，既要应酬，还要供孩子念书，因此经常搞得寅吃卯粮，只好出去借钱度日，而借钱的重任，便落在鲁迅身上。

大家应该都借过钱，也应该都体会过借钱的难处，古语云“从来上山打虎易，不及开口求人难。”不是迫不得已，谁都不想借钱，一文钱逼死英雄汉，说​的​也是借钱难。借一次两次，鲁迅忍了，经常出去借，鲁迅忍不了，于是和羽太信子的矛盾越来越深，终于彻底爆发。

或曰，家又不是鲁迅一个人的，周作人也有出去借钱的义务啊。这就要说到鲁迅对周作人唯一不好的评价了：昏。他跟周建人说，启明颇昏。又跟许广平说，周作人颇昏，不知外事。所谓“外事”，就是跟外人交往之事。周氏兄弟父亲早逝，鲁迅十几岁便承担起长兄的责任，长兄如父，鲁迅“肩负着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可以说，周家“从小康堕入困顿”时所有的苦，都让鲁迅吃了。因此我们看鲁迅的回忆文章，对青少年时期鲜少快乐的记忆，有的只是族人和路人的冷眼和难堪，但是周作人的回忆却与他截然不同，因为他们遭遇的事情不同。

鲁迅结婚第五天，便带着周作人去了日本。周作人在日本期间，“所有对外事由都靠鲁迅出面”。没钱花鲁迅出去借，没书看鲁迅出去买，周作人每天睡到自然醒，翻译一些外国小说。有一天犯懒，睡到鲁迅回来还没起，鲁迅恨铁不成钢，挥拳就打，同屋住的许寿裳赶紧拉开了。周作人回了国，在杭州一所中学教书，郁郁不得志，也是鲁迅踏断蔡元培门槛，自称“晚生”，才把周作人弄到北大教书。周作人初期打不开局面，也是鲁迅帮他把关写教案，介绍学术界的朋友，方才在教授圈站住了脚。周作人生病休息，给蔡元培的请假条都是鲁迅代写的。

由此可见，周作人是个如假包换的“书呆子”，每天不怎么跟外人共事，孤僻疏冷，所以鲁迅说他“颇昏”。因此鲁迅只能自己出去借钱，指望不上周作人。

​​了解这个情况，就能理解周作人绝交书中“蔷薇的梦”是什么意思了。蔷者，从墙；薇者，从微，蔷薇意即细小的草木。蔷薇花柔弱的枝条需要依仗坚墙或竹篱的扶持才能繁茂生长。周作人在日本期间，翻译了一篇外国小说《黄蔷薇》，三万字左右，托蔡元培卖给商务印书馆，挣了六十元稿费。“此书体式取法于牧歌，描写乡村生活，自然景物，虽运用理想，而不离现实，实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周君译以简练忠实之文言，所译牧歌尤臻胜境。”

大意是说，“蔷薇的梦”就是依靠别人生活的田园牧歌式的美好梦想。周作人此前就是一朵蔷薇花，一直依靠鲁迅这堵高墙或者篱笆墙保护，给他遮风挡雨。但是自从某件事（谁都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以后，周作人意识到“以前蔷薇的梦原来都是梦幻”，遂“想订正思想，重入新的生活。”就是说，我要自己生活了，不能总是依靠你。

鲁迅搬出八道湾，大病一场。他给自己取了“宴之敖者”的笔名，表面意思是“宴会上被驱逐出去的人”，鲁迅解释为“被日本女人赶出家门的人”。鲁迅没有指责兄弟，矛头直指弟媳。

1925年10月，周作人发表了一首翻译的罗马诗人写的悼念兄弟的诗，名叫《伤逝》，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我只嘱咐你一声，珍重。

这首诗和他写给鲁迅的绝交信遥相呼应，绝交信最后一句也是“愿你自（己珍）重”。

鲁迅看到此诗二十天后，写成小说《伤逝》。这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篇“爱情小说”，讲述了两个感情深厚的男女大学生毕业后同居，终因缺钱劳燕分飞，导致一死一伤的悲惨故事。在这篇小说中，男主角“涓生”为了两人能够活下去，跟女主角“子君”提出分手，子君于是死掉，涓生获得新生，“写下了我的悔恨和悲哀”。在这篇小说里，涓生最担心的，便是子君离开他之后毫无生活能力，会“死掉”。

这篇小说当时没有发表，直到第二年才发表。许多人不明白鲁迅为何要写这篇小说，只有周作人读懂了。四十多年后，周作人说：“《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都找不出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

会馆便是绍兴会馆，当时会馆里住了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周作人。就是说，鲁迅在兄弟失和之后，重新回过绍兴会馆，重温了兄弟俩在这里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因此周作人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深信我的感觉是不大会错的。”

写完《伤逝》十天后，鲁迅又写了《兄弟》，这篇小说以1917年周作人在北京患病的经历​做​素材，无情地揭示了“兄弟情深”的不可靠。

1927年4月3日，鲁迅又以干将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写了新编小说《铸剑》，其中帮助干将之子复仇的黑衣人名叫“宴之敖者”。在这篇小说中，宴之敖者成为“被利用的人”。

从《伤逝》到《兄弟》再到《铸剑》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兄弟失和的认识有个渐变的过程。一开始，他也悔恨，也痛苦，希望二人可以重归于好，毕竟血浓于水，火比灰热。他把自己和周作人比作一种名叫“脊令”的小鸟，脊令在《诗经》中是“兄弟急难”的代名词，如果兄弟遇到急难，做兄长的依然可以不计前嫌，出手相助。可是随着时间流逝，周作人的冷漠和疏离让他伤透了心，再者他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和许广平重组家庭），也就对周作人这个“颇昏”的兄弟关注度没那么高了，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

​​​​​据知情者回忆，鲁迅晚年最常翻看的，便是周作人的文章。周作人晚年经常翻看的，也是鲁迅的文章。周作人在回忆录中说：“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鲁迅和周作人小时候，都拜过一个和尚为师，和尚给鲁迅取了法名“长庚”，给周作人取了法名“启明”，“东有长庚，西有启明，两星永不相见。”

没想到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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