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新世界（来自新世界人权）

天赋人权观VS进化人权观

藏在这本科幻小说与堕胎问题背后的权利逻辑之争。

1

这两天跟朋友们持续讨论美国堕胎案，说着说着，突然想起若干年前看过的一部动漫老番：《来自新世界》。

它由日本作家志贵佑介的同名科幻小说所改编，于2012年被动画化。

原著小说虚构了一个世界背景：自2011年起，人类中的一部分突然觉醒了超能力。类似漫威迷所梦想的：蜘蛛侠、美国队长、X战警啥的，真的漫天飞了。

小说在这个很漫威的狂想之后，突然问很严肃的问了一句——然后呢？人类社会的结构，会因此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类似的探讨，柏拉图早在他的《隐身人之喻》中就已经讨论过了：柏拉图认为，当一个人拥有了远超其他人的力量时，人类的现有道德将无法约束他。

该小说也给出了一个类似的残酷答案——那些拥有超能力的人不会像“漫威英雄”们一样成为救世英雄，而会因为失去道德和法律约束成为混世魔王。

因为能力弱小的他人在这些超能者眼中不过是虫豸，根本没理由让他们平等相待。

小说写道，超能力觉醒后，很快发生了“少年A事件”，拥有超能力者像捏死虫子一样随意的虐杀了大量的普通人。

多说一句，真实的日本历史上也发生过一起“少年A事件”……

于是很快，人类的既有道德、法律秩序就随着不受约束的超能力者们的肆意妄为而崩坏了，陷入了长达500年的乱世。

而在这段漫长的“历史”中，不仅普通人和超能力者之间的秩序荡然无存，超能力者与超能力者之间的秩序也是失效的——因为超能力其实早就了一种极度的“攻守不平衡”，一个超能力者如果抢先对另一个超能力者发动攻击，后者必死（想象一下美国的枪支问题，并把这个难题放大一万倍）。

理论上讲，人类在这种极度的攻守不平衡中，是无法达成互信并构建社会秩序的。但人类想要发展，又必须重建一种“新世界”的新社会秩序。让柏拉图所说的这些无法遵从秩序的“隐身人”们遵守另一种新秩序。

那么这种“超人秩序”是什么？

《自新世界》的回答，可以说非常日式——

千年之后，新的社会秩序终于形成了。

在这个社会中，社会想尽了一切办法遏制人们的彼此攻击。

最先使用的是教育的手段、教育超能力者之间不能互相攻击，其次还有心理学（催眠等）、动物行为学（参考倭猩猩的同性恋行为，鼓励人通过这种行为更多的爱自己的同类）。

但仅仅这样还是不足够的，毕竟一个不受约束的超能力者的破坏力实在太强了，出一个就能毁灭整个社会。

最终方案是借助基因改造技术，将“攻击抑制”和“愧死机构”内化到人类的基因之中。

这是一种强化了“人类对伤害行为的愧疚感”的神经反射，让人一旦有了产生伤害他人的念头就会产生“攻击抑制”，强烈的伤害意念甚至会导致死亡（也就是“愧死”），这样就从根源上杜绝了“新人类”互相伤害的可能。

但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基因是不稳定的，万一新生的“新人类”中有哪个人突变掉了“愧死”或“攻击抑制”，觉得杀个人也无所谓怎么办？

又或者，万一哪个“新人类”突变掉了超能力基因，他们怎么在社会中立足？他们凭什么享有免受能力远超他们的超能力者攻击的权利？

另外，“愧死”和“攻击抑制”基因，必须通过催眠和教育的辅助才能起作用的，怎么保证“新人类”的儿童们都能成功的接受这种教育，让这套“新世界”赖以维系的机制一定能生效呢？

于是小说中一个最重要的设定就出现了：参考旧世界认定母亲腹中的胎儿不算人的思路，“新世界”将完整的“人格授予”推迟到了孩子们18岁成年，被验证为合格，并接受完教育以后的人，才会被真正视为完整的人。

而在此之前的儿童呢？他们被认为只是在母亲子宫外发育的“胎儿”，只拥有部分人权的。而一旦发现这些已经出生的“胎儿”“发育不良”（不接受催眠、没有愧死机制、或者丧失了超能力），政府就有权像医生终止母亲妊娠一样，终止这些“胎儿”的发育——简单的说，就是用一些手段把这些孩子杀掉。

通过延展妊娠的概念，小说里的“新世界”终于完成了超能力者之间社会秩序的架构。

《自新世界》是一本被严重低估了的软科幻佳作，志贵佑介借该小说比喻了很多人类现代社会正面临的难题——比如同性恋、拥枪、权力约束、各种族共存等等。甚至小说的最后还安排了一个嘲讽以为浓厚的“惊天反转”……这里我就不剧透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另外，小说比动漫更好。建议先看小说。

但我觉得最引人深思的讨论，还是小说中那个“延展妊娠”的设定，它触及到了一些根本问题——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被视为是一个人？

我们可不可以认为的去界定，人在某个时间点以前不算人，以换取一定的社会收益？

如果认为胎儿不算人，不拥有这些权利，那么进一步的，在某些“形势所迫”下，我们会不会造就一个《自新世界》式的乌托邦，认定儿童、老人、残疾人甚至接受教育失败的“异鬼”也不是人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看起来那样好回答。

2

曾经看过一则新闻，说某家医院的下水道有一天堵了，下水管中还传来渗人的啼哭声，院方报警，切开水管子一看，发现里面居然是一个沾满污泥、粪尿的婴儿。

怎么回事呢？一查，发现原来是一个姑娘意外怀孕了，却一直拖着不敢声张，等到孩子快足月了才来这家医院等打胎。

而可能是因为心情太紧张，排队的时候孩子早产了，该孕妇在如厕时把孩子生下来了。惊慌之下，她下意识的就把这个不该出生的孩子丢进了下水道里。

真相大白之后，这个母亲当然要因为杀婴未遂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个可怜的女孩临被带走之前说的一句话很讽刺：“早知道就再忍耐一下了，等上了手术台就能把这个孩子打掉。”

是啊，明明就隔了一道手术门，为什么医生用碎颅钳、手术刀把腹中的胎儿搅碎，将碎块一片片取出来就是合法的。而母亲自主生产后把孩子丢掉，就要被控告“涉嫌杀人”呢？

看过一个美国电视节目，有个反堕胎者就拿类似的问题去激一个支持堕胎权的女权律师，结果后者被逼急了，口不择言的说了一句“是的，即便婴儿被生下来，女性依然有这个权利（决定婴儿的生死）。”

此话一出，当然是引得的举座哗然。

但你得承认，这位律师至少在逻辑上是自洽——如果你支持晚期妊娠堕胎，那你就应该支持孕妇在把孩子生下来之后仍有权决定它的生死，毕竟两者之间，只差了一次生产。

至少前述新闻来说，我觉得这位女律师说的是对的：当社会允许一个晚期妊娠的孕妇随意打胎，那么它也就不能以“杀人罪”控告那些把婴儿扔进下水道的可怜少女。

3

在之前《反堕胎，就一定是开倒车吗？》和《那个“进步”的罗诉韦德案，为何活该被推翻》两篇文章中，我写了一些对美国最高法近期推翻“罗诉韦德案”的观点。老实说，文章下的功夫不少，在我写过文章中并不算特别爆的那种。但来骂的人不少。

这可以理解，在中文互联网圈里，比较关注美国堕胎案的人其实主要有三类：喜欢美国出洋相的人、国内“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后两种人极力拥护堕胎，前一种则只要能看美国出乱子就好。按说这三种人平素怎么着都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的。此次却结成了神奇的“神圣同盟”，强大的不得了。

在当下的中文舆论圈里，你顺着他们说“堕胎就是好，反堕胎就是糟”，反美的人看成了笑话，自由派觉得打碎了枷锁，而女权主义觉得权益受了尊重。是很讨好的。

但在这种时候，你非要说罗诉韦德案没有传说中的那么伟大，此次最高法的推翻判决也有其道理，无疑踩了所有人的尾巴。

但这种观点，正是我想提醒大家的。严格的说，我并不反堕胎，但我觉得“堕胎权”不应来的那么理所当然、心安理得、不受限制，而是需要立法机构（而不是联邦最高法那样的司法机构）基于民意和医生专业意见慎重协商、讨论，并最终成型的。这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应该是一个非常缓慢、成本巨大的过程。

而50年前，美国的“自由派”为了图了个省事，直接通过联邦最高法判例的方式把这个过程规避掉了。于是50年后，现实正在教育他们这种“图省事”的代价其相当巨大，因为你可以通过联邦最高法院“不走寻常路”的解决这个问题，反堕胎者也可以这样搞啊？

所以，美国这场反堕胎风波，说白了就是这么点事——自由派的一次“投机取巧”招致了美国宪政体制下必然的回摆，本不值得多说。

但我看到有人在我文章下留言，说：“胎儿就是不算人，胎儿只不过是寄生在母亲身上的寄生虫而已，怎么处理当然是母亲自己的事。”

每当看到这种留言，我就特别想把上述这几个故事讲给他们听，然后问一句：如果算不算人可以被这样轻易定义，如果被认定为“非人”就可以被随意处置，那么这个定义应该由谁来做呢？怎么做呢？像小说中那样可不可以？你自己，又有没有可能被定义为另一种语境下的“寄生虫”？

再强调一遍，我问这些问题，不是说我反堕胎，而是我希望大家有些更深度、不站队、不那么情绪化的思考。

4

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新世界》中的那个看似奇特的社会规则。

你会发现它与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社会最本质区别，其实在于人权观念的不同。

不可否认，现代社会的人权利观念起源于西方，而西方的人权理念其实是深度受到基督教的影响的。在基督教理念中，人之为人的权利是被上帝赋予的，这也就所谓“天赋人权观”——认为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起，他的那些基本权利就被“天”（上帝）一整块的、不可分割、不可剥夺的赋予给了他。人类整个现代社会，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塑造的。

但“天赋人权”会产生一个理论BUG：人究竟什么时候才算是人？既然“天赋人权”，那这个“天”到底在哪一个时刻把“权”赋予了这个人的？

这种社会在讨论堕胎这类问题时必然会非常纠结。因为人们需要寻找“人权”被“天赋”的时间点。

如果有人非要代天界定说：“出生以后才算”，就会有人抬杠问：“那剖腹产咋算？”这样争下去，最原教旨的理解，一定是一杆子插到底，认定受精卵就算人。

所以堕胎权是“天赋人权”观的一个死结。是争不清楚的，只要你在这个权利逻辑下讨论这种问题，无论你信不信基督教，你其实都是在“代天立言”。

而《自新世界》那种社会，它就不会纠结这种问题，因为与“天赋人权观”不同，这种社会的人权理念，可以被称为“进化人权观”。

就像小说所体现的，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其人权不是生来就有，而是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小说中的接受教育、超能力觉醒、接受催眠、产生愧死反应等等）之后，才被分批次阶段性赋予的。人之为人的权利是随着人的成长，一点一点“进化”出来的。

那在这种社会中，堕胎肯定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人之为人的权利赋予是一个随其能力成长的平滑的曲线，孕妇腹中的胎儿，既然没有任何作为人的能力，自然也就没有任何作为人的权利。

所以，别说堕胎了，就算是像小说中那样“处理”未达标者，在其体系下也是被允许的。

于是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中的孩子们在成长中有极大的焦虑感，因为他们如果做的不好，就会“人间失格”，被淘汰掉。

那么，“天赋人权观”与“进化人权观”究竟哪一个正确？——或者功利一点说，哪一种让人们能活起来更舒服？

请您闭目沉思一秒钟，先凭直觉做一下这个选择，给出自己的答案。

然后我们进行接下来的讨论。

5

从历史上看，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天赋人权观”，反而是一个“制度孤岛”——在启蒙时代以前的几乎所有人类社会，都是遵从“进化人权观”的。

也就是说，志贵佑介所写的那个“新世界”逻辑，其实是我们刚刚走出的“旧世界”逻辑。

比如在我国古代，贵族男子20岁时会举行隆重的“及冠礼”，被正式赋予各种权利，有权参加社会生活。

而婴儿早于一定年龄夭折则是“不叙齿”的，没有权利加入家族的排行，大家就当这个孩子没出生过。

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讲过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的故事，以今天的观点看，为了让母亲有口吃的，把亲生骨肉活埋了，这绝对算不上值得鼓励的孝行。

但在古代社会的逻辑下，这个行为是说得通的，因为被埋的那个幼儿连“叙齿”的权利都没有获得，压根就不算个完整的人，在必要时，当然可以为了更“重要”的母亲被牺牲掉。

也是在同样的逻辑下，“易子而食”这种词在我国古代也只被用来描述百姓生存的艰难，而不含道德谴责意味——因为人权是“进化”出来，还没有成长完成的孩子没有人权，被认为死不足惜。

你看，这种社会体系，跟志贵佑介所描写的那个“新世界”是非常相似的——“人只有满足一定条件才被视为人。”志贵佑介也并不讳言他从日本旧社会的风俗中获得了灵感。

比如《楢山节考》，在日本古代，不仅婴儿“不是人”，老人也不是。

而在西方，在基督教传入以前，这种“进化人权观”其实也非常普遍。

比如在古罗马，“公民”的这个概念是被无限细分的，从最高等的“罗马公民权”、到“拉丁公民权”、“友邦国民权”，再到最低的“外国人”。各自有各自的义务和权利，有一个人，可以像玩游戏升级一样，在这个体系里的“升级”。你为罗马服兵役、或者交更多的税，就会有机会获得更高“公民”资格，完成你的权利的“进化”。

美国科幻作家海因莱因就非常认同这种制度，他在其小说《星船伞兵》中就描述了一个非常类似罗马的未来社会体系。

在该体系中，人刚出生的时候都只是权利受限的“国民”，想获得公民资格，必须通过服兵役才能获得。

这一对比，就非常有意思了——如果说海因莱因在设想的未来中“复兴”了古代西方式的“进化人权观”。那么志贵佑介也无非是在其小说中复刻了古代东方式的“进化人权观”。

虽然今天的现代社会是以“天赋人权观”为基础的，但在东西方，对“天赋人权”的怀疑，都从未间断过。很多人都设想过，我们的社会会在一定条件下，放弃目前的“天赋人权”理念。

6

而实事求是的说，更为古老的“进化人权观”确实能帮我们规避掉许多在现代社会“天赋人权”理念下无法争论清楚地问题。

比如女性是否可以随便堕胎？社会要不要拿大量的钱“养懒汉”？政府是否有权驱逐外来非法移民？

原因很简单，因为“进化人权观”将人是否为人的界定标准把握在了人自己手上。遇到这种难题时，你做个界定，说胎儿、懒汉、非法移民都不算人（或者是权利次一等的人），就很好选了。

可是“进化人权观”也有一个非常大的BUG——把这个理念用的态度，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野蛮当中。

比如堕胎问题上，如果我们斩钉截铁的说：“胎儿不是人，孕妇有完整的人权，而胎儿尚未‘进化’出人权，所以必须优先尊重女性的选择自由。”那么紧接着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孩子生下来后，父母是不是依然有权利为自己“追求幸福”的选择自由而弃养？

如果你的回答是不可以，那请问：为什么生出来的孩子有这么多权利，而一个晚期妊娠的胎儿就没有呢？

思索后你会发现，如果想破解这个悖论，还是要借助一点“天赋人权”的理念。认定一个胎儿，在他发育过程中某个时刻，在他还什么都没做之前，就被赋予了一些不可被剥夺的基本权利。

至于这个时间点应该怎样去界定，这么严肃的问题，必须要让一个社会真正达成共识之后，才能最终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立。而不是几个法官讨论一下，自己就把事情给定了。

就像在“罗诉韦德案”中投反对票的威廉·伦奎斯特大法官说的那样：“我并不反对女性为自己争取堕胎权，但是最高法院无权反应美国社会不断变化或扩大的价值观，这是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职责，属于立法权的领域。司法不能够越过边界，干涉立法。”

因为立法关乎一个社会要按照什么样的权利逻辑来运行。如果一个社会真的要重新订立共识，在“天赋人权”与“进化人权”之间光谱上重新选择一个位置，那么这种讨论也应该更严肃认真地进行，容不得走捷径和投机取巧。

7

结尾，我想再跟一些过于激进的主张堕胎权、支持晚期妊娠堕胎、随意堕胎的人说两句：

如前所述，我其实并不反对堕胎权，但我在与你们的讨论中，发现了一个问题：你们中的很多人，好像把“自由”“权利”这些词汇，当做了工具而不是信条。你们强调孕妇“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完全自由决定腹中胎儿的生死”，甚至“即便孩子已经生下来，女性也有权做决定。”那么请问，你们这样说，对生命最基本的尊重又在哪里呢？如果对人之为人的尊重都没有，又何谈尊重女性呢？

还是说，你们口中的“自由”和“权利”，仅仅是一种拿来说事的工具，于己有利则用之？不合则弃之？

我不反对堕胎，我支持所有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立法，平衡并保护孕妇与胎儿在孕期各阶段分别应该被保障的权利——包括胎儿的生命权，当然更包括女性的自由选择权。

但这种法律，必须谨慎的讨论，达成社会共识后走正常立法来形成。而不是几个自由派大法官写上一篇小作文，就这么轻易决定了。

我也不想跟任何满嘴说着“自由”、实则只想着利己的人讨论问题。因为他们的观点一定是极端，而任何极端所最终通向的，一定是一个拿人不当人的反乌托邦。

《来自新世界》的副标题，叫“与伪神的对抗”。这句话的意思很深——随意决定他人是不是人，这本不是人有能力做的事情。即便迫不得已，我们有时必须要给出界定，也不应该做的那样武断而随意。

否则我们将面临一个反乌托邦，今天你随意的“堕”了孩子，明天自会有人来随意的“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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