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写过的诗（乾隆所作的诗文）

被誉为诗仙和诗圣的李白、杜甫，存世的作品共有有两千多首，这个创作量已经是十分可观了，且质量大多上乘。不过，比起数量，他们都远远不如乾隆皇帝，他的诗作几乎和一部全唐诗相当，可谓有史以来，首屈一指。

据统计，乾隆的御制诗集共五集，434卷，收诗41800首。这是在位60年间所写的，平均每天有两首的产出。所谓“五集篇成四万奇，自嫌点笔过多词”。此外，在他即位以前，当皇子的时候，有《乐善堂全集》；在退位以后当了太上皇，有《御制诗余集》。这些还在41800首之外，其数量之多，创作之勤，实可令人震愕。

写诗是乾隆一生的嗜好，在大内、御园居住办公也好，到江南、塞北巡幸也好，乾隆都始终保持写诗的习惯，留下大量诗篇。他自己说：“平生结习最于诗”，“笑予结习未忘诗”。又说：“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嘲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事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莫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

诗是文艺作品，写的多不一定就写得好。乾隆的诗，水平如何？大臣们对皇帝的作品自然是大加赞誉，竭力恭维，什么“金声玉振，涵盖古今”，什么“神龙行空，瞬息万里”，这类过分吹捧的话是不能相信的。乾隆对自己的诗，有两个字的评价——拙速。

拙速，多少能反映乾隆写诗的特点。他写诗很快，不拘格律，不事雕饰，信口拈来，便成篇什。有些诗还比较清新自然，但总的来说格调不高，佳作不多。

​乾隆主张诗以言志，贵有内容，标榜“清真雅正”的诗风。不主张立异猎奇，不使用绮辞丽句。他对杜甫十分倾倒，特别反对宫体诗、香艳诗，诗风和前代帝王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宋徽宗迥异。

不少人误认为乾隆是个风流天子，一定会写缠绵悱恻、儿女情长的诗句。而实际上，乾隆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正襟危坐的道学气味，绝对没有儿女情长、脂粉气。在他写的那多诗中，既没有美女宠妃的形象，也没有轻歌曼舞的场面，甚至诗中从来不用“酒”字。他说：

“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

由于乾隆要“小中见大”，总想在诗中说点大道理，还想表达出自己的勤政爱民、文治武功，因此他的诗矫揉、自诩和说教的味道很浓，不能不落入诗的下乘。再加上写诗太多，出手太滥，不加锤炼推敲，导致其诗味不浓。

​许多应兴即景的诗，他都是信手涂鸦，千篇一律，味同嚼蜡。有些诗还要遵照程式旧例，譬如每年的元旦、上元、冬至、除夕，都要按例写诗，诗的体裁，字数是预先规定好的，“每岁元旦及试笔诗，皆七言，除夕诗皆五言，数十年来，遂成常例”。这类诗，谈不上什么真性情、真胸臆的抒写。

还有一些诗，要凑成五、七言，任意减字、增字，如“土尔扈特”减为“土尔扈”，“札什伦布”加为“札什焕伦布”。这种杜撰的词汇和生硬的用句，比比皆是。有时字句省略太多，上下不连贯，意义晦涩不明。例如，乾隆四十一年，他在巡幸途中，接到北京下雨的报告，咏诗一首：

阁报例应隔日至，均称二寸雨欣滋。

然斯乃谓十八彼，料彼未知旬九斯。

要不是乾隆的每首诗都有注文，想来这样的诗是极难看懂的。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乾隆在巡幸途中，照例两天一次要收到北京送来的阁报，报告中说北京下了二寸雨，易州和北京的雨量不一样。 北京所报的十八日的情形，大约还不知道十九日的情形罢！

乾隆写诗很快，有时一天可以写十几首。如乾隆三十六年，他乘船去昆明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八首，四十九年，他去香山游览，五日得诗六十七首。事实上，乾隆的好胜心非常强，常常因为自己“诗才敏捷”而流露出沾沾自喜的心情。

​乾隆写诗，也有少的时候，一是即位之初，孜孜求治，致力于政务，怕写诗会分散自己的精力，故这个时期诗作很少。乾隆十年以后，逐渐增多；二是他的诗兴，也有季节性，春季诗兴最浓，诗作最多，夏秋次之，到了冬天，几乎搁笔；三是忧伤烦闷的时候，写诗的雅兴随之衰退。但总的来说，他的诗兴一直是很高的，创作活动也长久旺盛而不衰。

乾隆在位时间长，亲理政事，用他的话说是“朕御极四十三年，事无巨细，必躬必亲”。他的诗都是在政务之暇，纪事抒情而作。有的叙述某件史事，有的表现某种制度、政策，有的记录自己的行踪游迹，有的反映自己的思想观点与心情。这些诗集是研究当时历史和乾隆其人的绝好史料。

乾隆帝喜游历，体察民情。他不仅接触了很多贵族官僚，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普通百姓。正是因为他多少知道一点民间疾苦，所以写出了一些颇有思想内容的好诗。如乾隆七年，他去易州西陵的途中，遇见一位从山东逃荒来的老人，孑然一身，无妻儿家室，贫病交加。乾隆听了他的悲惨遭遇，写了如下的诗：

我闻凄然悲，所悲非野父。曾记周诗云，君子爱父母。

教养违其方，黎民失怙恃。命医施针砭，或可离痛楚。

白金稠其窘，屋居免露处。固知煦妪仁，所愧泽未薄。

​不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他的思想、愿望、政策、行动都要全力拥护封建阶级的利益，像这类咏叹民间疾苦的诗章毕竟是少数。但他多少了解一点百姓的艰辛生活，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的处境曾拨动过他的心弦，他写过这样一首诗：

老农炙背耕田苗，汗湿田土如流膏。

广庭挥扇犹嫌暑，彼何为兮独不苦。

独不苦兮无奈何，未见应比见者多。

农兮农兮良苦辛，惭愧身为玉食人。

作为皇帝，乾隆帝能写出这样的诗句也算是难能可贵了。

乾隆所写的另一类重要的诗是有关战争的诗，对历史研究很有价值。《御制诗》中有42卷、1520首诗大多取材于前线的奏报军报，可与实录、方略、档案相印证。诗中叙述了战争的起因、发展和战斗细节，透露出作战中的困难、失误，多次在诗中自怨自艾：

西陲方荡平，卒未得休师。勤远非初意，三年乃逮兹。

设能先执领，安用屡移棋。事顺乏人干，乏人责在谁。

又如，在征缅之役中，作战于炎暑瘴疠之地，屡遭挫折，劳师靡饷，损兵折将，乾隆不得承认自己的失策：

一时思靖缅，讵曰非兵佳。

二字蹈轻敌，况复失徘徊。

​嘉庆四年正月初二日，一生写了四万几千首诗的乾隆已经88岁，正中病中，写了最后一首诗，念念不忘前线军情，埋怨将士作战不力，盼望擒获义军领袖。诗中说：

三年师旅开，实数不应猜。邪教轻由误，官军剿复该。

领兵数观望，残赤不胜灾。执讯迅获丑，都同逆首来。

过了两天，即嘉庆四年正月初四日，乾隆驾崩。嘉庆帝为太上皇诗集作跋写道：“己未正月二日，力疾成望捷之诗，孰意此章，竟为绝笔。”这位文治武功不可一世的大皇帝，始终没有见到这场震撼清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的平息，他带着未了的心愿，饮恨而终。

除了上述以外，乾隆还有和宗室大臣们的联句，或给他们的赠诗，多以政事为题，原原本本地叙述某一历史事情的始末，赠诗则表现了君臣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赠诗有大量的游览作品，抒写山川名胜，反映江南塞北的各种风光；有歌咏亭台楼阁、离宫别苑的诗，对于研究古建筑和园林建制很有价值；有治理黄、淮、运河的诗，可以窥见当时的自然灾害和水利工程；有欣赏音乐戏曲、描写骑射冰嬉的诗，反映当时的艺术活动和体育风尚；有品评书画、鉴赏文玩、题写版本刻书的诗，显示了皇家的丰富藏品和乾隆帝个人的爱好和文化素养；还有记载他日常生活、听政、批折、召见、祭祀、读书、行围的诗文。

​总之，乾隆留下的众多诗篇，艺术性虽然不高，但与时政密切相关，多为写实之作，表现的方面很广泛，内容丰富，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他的诗，对于我们了解研究18世纪的中国和乾隆一生的活动，都是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从这一点来说，乾隆爱写诗，且产量多，也是有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