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再来和重新来过（不如我们从头来过）

这是新年的第一天，所有光彩夺目的可能性依然触手可及。

有一份报纸的新年献词说，历史并不常常在某个特定的时刻让一切发生改变，只是在我们的心里，习惯找一个开始。

朋友圈里的大多数人在迫不及待地标注一个新的开始，当遇到人力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我们通常将希望寄托于时间。

2018年是中国财富重新分配的一年。一刷社交媒体，每天都能发现各种没上车或上错车的人间悲喜剧。

过去四年，中国主动负债家庭的资产年均增长率为 9.9%。如果在 2014 年谷底买了房，等于比那些没上车的人多赚了十年工资。

一些钱被消费了，另一些钱灰飞烟灭了。

经历了这样一轮财富的跌宕起伏，再愚钝的人也会发现了一个规律：

一夜暴富的真正诀窍，就是借钱，加杠杆。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吃亏。曾经我们有诗和远方，但现在，我们只想买房。

没房的问要不要买，在哪儿买；有房的问，我要不要借钱投资，别人都财务自由了；财务自由的人问，要不要去国外买房，除了买房，能不能去做区块链炒币。

大到家国，小到个人，都活成了一个公司。

1

在《瓦尔登湖》里，隐居的梭罗劝人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那颗北极星：

然后像水手和逃亡的奴隶一般坚定不移地追随它。

亮了四十年的北极星，终于逐渐暗淡。水手们四处逃散，寻找新的目的地。连领导都在新年贺词里说，放眼全球，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常说十年一个周期。10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20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那2018年对于中国来讲，很可能也是一个经济周期的结束。

一个周期结束，它有始有终。我们足够幸运，在有限的生命中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周期坐标。

人们将以不同的口吻向后来者描述这个经济周期，但从商业的角度，我认同吴晓波在年终的总结里所说：

过去的四十年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跟你智商高不高，跟你的资源丰富不丰富，都没有关系。只跟一个东西有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你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包邮区记录了太多这样的企业家：将房地产做成富士康和沃尔玛的杨国强、用800亿库存换千亿销售的王文学、填海造陆1.2万亩的许家印、公开放2000亿卫星的黄其森、为乐视损失了100亿的孙宏斌......

他们曾经是农民、厨子、钢铁厂工人、银行职员和计算机系统推销员，他们异于常人之处在于，从职业生涯早期开始，就打定主意：

要做的事情，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做成。

1999年，王文学做商业街项目，王石给他引荐了一个人，王文学当场表态：

我手头只有700万，项目做成，我把这700万全部给你。

那个项目最终给王文学挣了一个小目标。

许家印做恒大冰泉时，要求一年内完成十亿销售额。没有完成任务的总经理潘永卓马上被撤职，换刘永灼上。聪明的刘永灼在十个月的时间内打了十个亿的广告，终于完成了十亿的业绩。

许家印很满意。

这样的执念，就是西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让他们的事业无人阻挡。但在过去的这一年，经验罕见地系统失灵。

碧桂园在成为了宇宙第一大房企之后，商业模式竟然遭遇到了全盘质疑；许家印的海花岛如往常一般轻松通过了所有审批，却倒在了环境督查面前；王文学押注产业新城，黄其森高负债囤地，都被调控政策一夜打回原形。

王健林去了延安，许家印回老家，马云成了同志，企业家都如此，更何况普通人。

你包叔的好友兽爷说得好：

未来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充满不确定性。

2

雷曼兄弟破产前夕，一位员工环顾四周，看到全公司灯火通明：

员工通宵翻箱倒柜清理物品，甚至复印客户联络资料，为求职做准备，只是大家彼此心照不宣。

这家公司经历过30年代的大萧条，那样艰难都生存下来，但最终也没能成为百年老店，灯火下楼台，为冒进买单。

今天我们脚下发生的很多事情，就是在为过去还债。

1998年中国已经禁止直销，但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不得不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放直销市场。结果就是权健这类企业的壮大。直销公司横行13年后，因为一个四岁小女孩之死被推上风口浪尖。

几个月前，鸿茅药酒因为一个医生而成为众矢之的。这颗种子早在15年前，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它列入非处方药的时候，就已经埋下。

恒大、碧桂园、泰禾这些开发商的壮大，都有太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人们为了住更大的房子，政府为了卖更多的地，容忍了这一切。

但积累的情绪，终归会有一个出口。

印度政府为了稳定国民的情绪，把中产阶级的标准定为“一天消费2美元到4美元”，这样一来，印度有6亿中产阶级，整个国家洋溢在一片和谐中。

在中国，中产的概念也曾让一些人有过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被D&G、加拿大鹅和戴森卷发棒等高档消费品不断强化。但在面对疫苗、权健卫生巾、鸿茅药酒，在收到碧桂园交付的房子时，心成了一片焦土。

人可以活成公司，但不能忘记，决定公司生死的，是负债。

3

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会说，罗斯福新政拯救了大萧条中的美国人民。我倒认为，拯救美国人民的，是他们自己，是千千万万的家庭主妇。

她们用面粉口袋做衣服，用廉价口红打扮自己，用黄油和全是淀粉的午餐肉喂饱家人。

新一代美国人很难理解那筚路蓝缕的十年。就像大多数年轻人也不知道，四十年走到今天，鬼知道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

写海南的千年大计，我才知道从楼市泡沫破灭至今，这座岛屿的基本发展方针换了8次，每换一次都是鲜血淋漓；

写天津的地方债务，我才知道，唐山地震后，津门有15万人在大街上睡了四年；

写户籍制度改革，我才知道，20年前四川南部县的纺织女工宁愿投江自杀，也不愿意再回农村。

一位读者看完这篇文章，留言说：

我母亲也是自杀身亡，和她的郊区户口有一定的联系。我深深痛恨户籍制度。

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繁荣，不知道，眼前所有稀松平常的东西，都曾有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如果一帆风顺，那无论多么成功，后人都会说我们是躺赢。甚至有一天，我们也会无聊到如《搏击俱乐部》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因为“没有经济大萧条可以恐慌，没有世界大战可以经历”，所以最大恐慌不过自己的生活，最大战争不过是内心之战。

心是生机之源。不管贫贱或富贵，疾病或健康，保持内心温润，方能感知幸福，免流离之苦。

莎士比亚在《辛白林》里说：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

时代如此，不如抛入洪流。就像木心说过，如果问问九十岁的人，什么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会说是三十年代：

因为我们甘苦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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