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节选白居易解析（白居易长恨歌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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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长恨歌》中有关于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的著名诗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这两句诗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是史学家陈寅恪从典章礼制的角度对这两句诗提出了质疑。陈寅恪说，此诗所咏乃骊山华清池长生殿。据《唐会要》记载，此殿别名集灵台，是祀天神之斋宫，“神道清严，不可阑入儿女猥琐”。“据此，则李三郎（唐明皇）与杨贵妃于祀神沐浴之斋宫，夜半曲叙儿女私情。揆之事理，岂不可笑？”（《元白诗笺证稿·长恨歌笺证》）也就是说，他认为在长生殿这样一个庄严的神殿中做儿女私情活动是绝不可能之事。

但为什么白居易会犯这个错误呢？

陈寅恪说，这是因为唐代长安还有另一座“长生殿”。此殿在长安而不在骊山，乃是帝王寝宫。白居易写此诗时尚年轻，“不谙国家典故，习于世俗，未及详察，遂致失言”。（《元白诗笺证稿》）这一断案，乍看起来很有道理。以现代人的眼光指出唐人咏唐代史事之错误，真是石破天惊，一举而发千古之覆！殊不知，这一断案本身就是错的。在这里，实际上蕴含着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一个重大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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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错在哪里呢？

这要从“长生殿”的由来说起。原来，长生殿不是普通的宫殿，它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一种特殊的象征。为了说清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先谈谈汉武帝时所建的一处宫殿——益寿馆。

据《史记》记载，汉武帝有一座行宫名叫甘泉宫。甘泉宫中有一座神殿，名“益寿馆”，简称“寿宫”，又称“斋房”。馆前有一座台，名“通天台”。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是一位非常迷信神仙之事的皇帝（“帝于淮南王之后，颇信鬼神事”），而他所建的甘泉宫既是他的行宫，又是他的祭神之宫。益寿馆和通天台，则是甘泉宫中最重要的建筑之一。

益寿馆中供奉着一位女神，名叫“神君”。据《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经常在此斋戒、祓禊、停宿和迎候女神。据说女神每次降临都在深夜，到黎明时即飘飘归去。据《史记》记载，这位神君，普通人“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送饮食。……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而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由此，了解中国民间宗教和风俗的人不难看出，汉武帝在寿宫中所使用的这种迎神方术——所谓“画法”，其实就是中国民间流行颇广的那种降神扶乩的巫术。“法”与“符”，一音之转。所谓“画法”，其实就是画符。

又据《史记》记载，甘泉宫中有多位女巫——晋巫、荆（楚）巫、梁巫、胡巫。那么，女巫为汉武帝请下凡间的这位神君究竟是谁呢？此事未记载于正史，却广泛流传在汉代小说家们的笔下。原来，这位神君，就是著名的西王母：

“甘泉王母降。”（《北堂书钞》引《幽明录》）

“武帝接西王母，设珊瑚床，又为七宝床于桂宫，紫锦帷帐。”（《类林》杂注引《西京杂记》）

“桂宫”，本是月宫之名，但在这里它是长安城中一座皇宫之名。据《汉书》记载，桂宫，又名“飞廉桂馆”。“飞廉”，其实就是飞鸾，是中国神话中有名的通天使者，别名青鸟，而其真相有人说是凤凰，有人说是燕子，也有人说是喜鹊。这两种鸟都是报春鸟，即春之使者，又是爱情的象征——在古代诗文中经常可以读到。在另一些汉代小说中，汉武帝会见西王母的场所却并非在长安桂宫，而是甘泉宫中益寿馆的通天台：“元光中，武帝起寿灵坛。至夜三更，闻野鸡鸣，忽如曙，西王母驾玄鸾，歌春归乐，谒乃闻王母歌声而不见其形。”（东汉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寿灵坛，就是益寿馆中通天台的别名。更详细也更耐人寻味的几则记述如下：

“汉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泽以求神仙之道。时西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当来，乃供帐九华殿以待之。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云车而至于殿西，南面东向，头上戴七胜，青气郁郁如云。有三青鸟，如乌大，使侍母旁。时设九微灯。帝东面西向，王母索七桃，大如弹丸，以五枚与帝，母食二枚。帝食桃辄以核著膝前……王母赠武帝长寿仙桃。唯帝与母对坐而食，其从者皆不得进。”（晋张华《博物志》）

“（西王母）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蔼，容颜绝世，真灵人也。下车登床，帝拜跪。……因呼帝共坐，帝南面，向王母。母自设膳，膳精非常。……帝乞赐长生之术。王母告汝要言。”（《汉武内传》）

“歌毕，因告武帝仙官从者姓名，及冠带执佩物名。至明旦，王母别去。”（《汉武内传》）

我们可以把汉武帝会西王母的故事与《史记》中汉武帝会神君的史实，以及民间流传的降神扶乩术相互比照一下，不难看出这三者的深层结构实际是相同的：

——鸾、青鸟是使者，女巫是迎神人。

——下降者是一位女神。

女神传授给汉武帝的长生术究竟是什么呢？参照《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述，我们可以断定，这种秘术其实就是“房中术”——中国古代流行的一种男女秘戏之术。行这种秘术时，往往还配有神秘的音乐，即《汉书》中所说的“房中乐”，别名又叫“寿人”之乐。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房中乐”与益寿馆的关系。（参见《汉书》）据记载，这种“房中乐”是上古时代一个名叫“清庙”的神宫中的专用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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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再回头来看白居易《长恨歌》和陈鸿《长恨歌传》中所记述的唐明皇、杨贵妃事迹。

不难看出，这个故事的原型几乎可以说是汉武帝会西王母故事的翻版：

（1）时间相同——都是七月七日。《长恨歌传》：“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试问牛郎织女会于何处？——民间传说为鹊桥。鹊桥是由喜鹊搭成的，而喜鹊正是青鸟——鸾的一种变形。

（2）地点也相同——唐明皇、杨贵妃幽会于骊山长生殿。不难看出，唐代长生殿其实就是汉代益寿馆的更名。最有趣的是，如果唐代长生殿有两处，一在骊山，一在长安，那么汉代益寿馆也恰有两处，一在甘泉，一在长安，亦即“桂宫”。

（3）建筑布局相同——唐代骊山长生殿前有“集灵台”，汉代益寿馆前也有一座“通天台”。

由此看来，七月七日，唐明皇与杨贵妃谈情说爱于骊山长生殿前（无论仅作为诗人的一种艺术想象还是真实的史实），不仅于典有证，而且完全合于长生殿这一特殊神殿的功能。因此，诗人白居易并没有错，倒是史学家陈寅恪可能是只知其一未详其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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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陈寅恪之所以作出上述的断论并不是偶然的。宋明以后，道学家用他们的价值观来看待男女爱情特别是两性关系，把其视为一种伦理禁忌，一种可耻、不洁和渎神的人类行为，这种价值观是影响陈寅恪作出上述误断的主要原因。

殊不知，在中国上古以至秦汉，甚至直到隋唐时代，中国人的两性观念中虽然存在着一些与神秘宗教观念有关的性禁忌风俗和族内婚的伦理禁忌，但同时流行着一种颇为开放的两性文化，特别是对未婚男女来说更是如此。这种开放的两性文化，一方面体现在每年三月三日和七月七日，这实际是两次盛大的野外节日（社日）。在这期间，“奔者不禁”。“奔”，训诂作“朋”。“朋者不禁”，即未婚男女可以自由聚会和结合。另一方面，这种开放的两性文化，又体现在古代女神宫的通神幽会中。这种幽会，具有多方面的宗教文化含义——既是祈祷多子、祈祷丰收、祈祷风调雨顺的巫术，又是一种奇特的宫廷神妓制度。那些侍奉女神的巫——古书中称作“神女”“尸女”或“女须”（胥，儒），她们在祭祀时以歌舞娱神（这种歌舞神妓乃是古代乐府妓乐制的真正起源）。同时，她们不仅能降神、代神传谕，而且可以作为神禖行阴阳采补之术的神妓。

唐代长生殿，不仅在名称上保留着汉代“寿宫”的含义，在功能上作为高禖女神宫也具有祈祷多子和长寿的含义。这种“寿宫”，在先秦各国以方言不同而分别称作“ 宫”“秘畴”“清庙”或“春台”。在宋元以后，则演变为各地的娘娘庙。当然，由于两性伦理和价值观的迁移，唐代以后的这种神宫已经越来越少有公开的神妓了。（《汉书·地理志》：“齐桓公见哀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参见《春秋公羊传·哀公六年》东汉何休注：“齐俗，妇人主祭事。”《战国策·齐策四》记齐人曾向田骈言道：“臣邻人之女，设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则不嫁，然嫁过毕矣。”此种以长女献于神庙为巫儿的风俗，实际就是一种神妓制度。）

据史籍表明，中国古代的这种女神宫只设有女性神主（寿君、瑶姬、西王母、碧霞元君或太阴神）。这些女神，往往又是某一部族的女性始祖。例如，《诗经·鲁颂》中《宫》一篇，就是祭祀和赞美周人姜嫄的颂诗。这种神宫的建制，往往采用“前殿后寝”的方式，因此既是神庙又是寝堂、卧室（《吕览》高诱注）。正因为此堂又是寝堂、卧室，可以行男女交合之事，所以上古时又将其称为“合宫”。其实，《楚辞》中著名的巫山高唐（台）神女（名瑶姬，居朝云馆）也应是楚国的这种神妓，而无论是帝喾之女吞燕卵生子的故事，楚襄王游云梦遇神女的故事，汉武帝会西王母的故事，曹植洛水遇宓妃的故事，以及唐明皇、杨贵妃长生殿的故事，还有李商隐的多首《无题》诗篇，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作品中描写的事迹虽不一定指实，但就深层结构看所蕴含的都是相同的文化原型。

最后，还应指出这种女神宫由来之古老是惊人的。1983—1985 年，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一座五千年前的大型女神庙。据《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家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8 期）记载：

遗迹有一“平台”形地（长175 米，宽159 米）——这似乎是类同于通天台、神灵台或春台的台坛。“女神庙”位于“平台”南侧18 米，出土多个女神泥塑像，其形制与真人大小相仿。

如果我们说，属于新石器时期中后期的红山文化的这一女神庙，应是由先秦高唐（台）女神庙、宫、清庙春台，到秦汉的寿宫、益寿馆和唐代的长生殿，以至宋元以后民间的娘娘庙的宗教文化原型，那么庙中的诸女神作为爱神、春神就是中国的“维纳斯”。——这一结论，恐怕未必很孟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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