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黄河泛滥区（为何南方多江北方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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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黄河泛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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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中国地图，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北方的大型河流都被称为某“河”，如黄河、海河、辽河、淮河、渭河等，而南方大河则通名是“江”，如长江、珠江、闽江、钱塘江等。

为什么会有南江北河之分呢？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如江大河小，江清河浊。然而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黄河显然比余姚江大得多；海南岛的万泉河水质清澈，远胜钱塘江。

上古时期，中国人的祖先把流淌在华夏大地上的河流都命名为“某水”。《诗经》中的名篇《蒹葭》提到“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下句“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来看，显然此处的水指一条流动的河流而非静水。

与渭、淮、济、洛、伊、涧、汉等上古就有的水名一样，江与河并非河流的通名，而是南北两条大河的专名，即现在的长江与黄河。这两条大河与淮、济并为上古人心目中最重要的四条大河，合称“四渎”。可见并非随便什么河流都可享有江、河的名称。

如上所述，虽然现代中国人对把河流命名为江或者河早已司空见惯，但是这显然并非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

既然如此，南江北河的格局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江： 一个非汉语的外来词

河这个字的词源虽然难以考证并仍存争论，但一般认为这是汉语固有词汇，而江则并非汉语本身就有的词，是个外来户，地地道道起源于南方。

汉语的诸多近亲语言并不用江来表示河流。如同属汉藏语系的彝语用 zhi mo，zhi 即相当于汉语中的水，mo则表示大，这种命名法与上古汉语非常类似。藏文和缅文对水道虽分别有 klung、khlong 的说法，但其实这两个词本来都指山谷。

但在位于东南亚的南亚语言中，江的分布则要广泛得多。如缅甸原先的居民孟人的语言中江是 krung，越南中部土著占语则为 kraung，而越南语中河流的发音 song也来自古越南语的 krong，均与上古汉语江的发音极其相似。

当今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除了鄂西、湘西等少数地方基本为纯汉族地区，但是在上古时期，长江流域的民族分布和当今大不相同。

上古时期中国人的祖先居住于黄河流域，对长江流域并不了解。大约在商王武丁时期，不断向南扩张的中原商人才第一次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站稳了脚跟。甲骨文中甚至没有江这个字。

华夏人群所抵达的长江其实是长江中游，其原本居民为百濮的荆蛮、三苗等族群。关于这些人群到底说什么语言，至今尚有争议，南亚语、苗瑶语、南岛-侗台语均有主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说汉语。

楚国的语言也相当有特色，如楚国著名令尹子文名为斗榖於菟，据《左传》，“於菟”为楚言虎，“榖”则为乳，“斗榖於菟”正是被老虎哺乳之义。

因此，上古时代华夏人并不需要跑去东南亚借入江字。当时长江流域就有诸多现代东南亚族群的先民，只是后来随着华夏人和侗台人的扩张，这些先民才逐渐南缩至东南亚地区。

不过既然南亚语系诸语言中 krong大都是河流的通名，华夏人又为何把长江而非其他河流称作江呢？

一种语言中的通名借入其他语言中成为专名其实颇常见。这主要是因为借入方并不熟悉外语的构词法所致。

美国最大河流密西西比河英文名为 Mississippi River，在当地印第安语言中，ziibi 其实就是河的意思，但是说英语的人并不清楚，以为ziibi是这条河名称的一部分。更有甚者，英国有条Avon River，Avon在不列颠岛古代居民的语言中即为河流的意思，Avon River相当于“河河”。

中文中此类例子也屡见不鲜。流经曼谷的泰国大河在中文中称作湄南河，其实泰语中“湄南”即为河的意思，“湄南河”也是河河之意，而这条河真正的泰语专名“昭拍耶”在中文世界中反倒少有人知。

当上古南下的华夏人遇到了这些说南亚语的人群时，只知道这些人把面前的大河称作krong，他们并不知道krong在这些人所说的语言里表示河，而是认为krong即为面前的南方大河的专名，江就由此得名。

由于 krong 本质上是个通名，当华夏人继续南下，他们碰到了更多的 krong，一条条的江终于迫使汉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江作为南方河流的通名。唐朝孔颖达在《尚书·禹贡》“九江孔殷”条的注疏中就提到：

“然则江以南水无大小，俗人皆呼为江。”

而在北方地区，江就缺乏南方那样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江”始终难以“北上”。

2、河： 语言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江”在南方成为通名的同时，“河”在北方也逐渐开始扩张，开始挑战“水”的地位。

上古河本是黄河的专名，其性质只是一个单音字的专有名词。但在现实中，“河”并不老实。

黄河中游两侧有黄土高原和吕梁山脉的挟持，河道稳定，水流湍急。一过三门峡，特别是冲出嵩山山地后，黄河就进入了广阔的平原区，河道弯曲，水流缓慢。在上古时期，黄河中上游植被条件尚好，泥沙含量较少，下游地区尚能保持比较稳定的河道。但日积月累，河道自然沉积仍然会导致地上悬河，河流决口进而改道。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的2540 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改道26次，重大改道7次，最北曾“夺海（河）入海”，最南则“夺淮入海”。

在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间有大量与黄河下游平行的河道，包括滹沱水、漳水、济水、漯水、汶水、泗水、淮水等。黄河下游河道在淮、海之间滚来滚去时，这些河流几乎无一幸免，都曾作为“河水”的河道，这无疑严重影响了黄河下游平原居民的生活和语言。

黄河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大决口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 602 年），此前黄河自大禹治水后一直安稳地流淌在“禹河故道”中。这次决口河水侵夺漯水、漳水河道，注入渤海。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决口，向南摆动经泗水入淮水。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黄河决口，再度东侵漯水。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黄河决口，汉明帝召见王景，王景提出黄汴分流，漕运无患。于是汉朝拨十万人，花费百亿修筑黄河大堤，此后800年，黄河无重大改道。唐昭宗景福二年（公元893年），黄河河口段决口，侵无棣水入海。

此后至宋初，黄河下游频繁决口，河道分流不断。直到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 年），黄河大改道，北侵御河（今南运河）、界河（今海河）入海。十二年后又东出西汉故道侵笃马河入海，是为北、东二流。此后宋神宗熙宁年间又东流夺泗入淮，北流合济入海。

黄河可谓汪洋恣肆，于是华北平原地区的民众经常会遇到一条河道既是本来的“某水”又是“河水”的情况，这时用原先的水名去称呼河水的某一段自然方便。

而且早在战国时人们就曾将河水分段称为“南河”“北河”“西河”，那么泛滥时“漳河”“漯河”也就能够标明这一段水道的归属。

黄河在华北地区频繁改道对水道更名的影响显而易见，因为河的名字正是从河北开始流行的。颜师古注《汉书》时写道“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曰河。”到了黄河泛滥的宋仁宗年间，史学家宋祁也提到“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由此“南江北河”的情势奠定下来。

除了黄河泛滥，中原王朝的统治集团变更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河字的使用在宋朝迎来了一个大范围扩张的时期，这与主导的统治集团有密切关系。

北宋时期，来自河北地区的统治者第一次成为全国的领导，取代了隋唐时的关陇集团、山东集团。赵匡胤虽为洛阳人，但祖籍河北涿州，随其开国的潜邸亲信多是河北人，包括文官如赵普（幽州蓟人）、吕余定（幽州安次人），武将如曹彬（河北真定人）、潘美（河北大名人）等。

而河北由于长期受黄河改道的影响，河取代水的进程尤其迅速而剧烈。当河北人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后，“河”开始走出河北，在北方其他地区迅速取代“水”。而北宋初年两位皇帝接连在河北用兵伐辽，并派重兵镇守北境，这些来自北方各地的平民长期驻扎后逐渐习得当地方言，再回到家中后，“河”自然就如黄河水一样在北方泛滥开来。

3、南北通名之争，河是如何胜过江的

不过，虽然唐朝人说北方为河南方为江，但是统计当今河流的通名，河多达 27000 多条，江只有 800 余条。而且其分布远远不如孔颖达所谓“江之南”——现今江的名称主要分布于浙江南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比例尤以珠江流域为高。而更多属于江之南的地方如太湖平原、两湖地区和西南地区，“水无以大小皆称江”的情况则已经是过去式了。

从唐末宋初到现在的一千多年里，河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扩张，取代江的地盘呢？这或许主要与宋以后的大规模移民潮有关。

两宋之交的北人南下，明朝云贵大移民，清朝湖广填四川等大规模移民以及随之相伴的人口重建，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很多地方的人口和文化构成。而南方不同地区受北方影响程度不同，也导致了南方各地河流名称不同。

观察河作为通名占优势的流域，可以发现基本和官话区相重合。这正是由于南方说官话的地方，其人口来源多为较为晚近的移民，发生于“河”在北方已经占据优势以后。

西南四川等地本是溪为主的地区，但是迁入的移民并不习惯用“溪”，对于他们来说，溪远远不如通用的河来得熟悉。因此正如当年南亚人作为通名的 krong 被当作专名，在四川很多地方，古老的溪被当作河流专名的一部分，形成了“某溪河”的名字，如重庆大足县发源的沱江支流就叫濑溪河。只是在下川东地区，溪仍然维持了一定的势力。

但是在南方其他地方，“河”的优势则远没有那么明显。以地处江南的太湖平原吴语文化区为例，太湖平原位于长江南岸，与北方距离较近，自然条件也较为优越，向来是北方移民南下的首选地区。

但作为南方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太湖平原人口稠密，土族力量强大。早在东晋永嘉南渡时，江南本土势力已经颇成气候。在南渡北人鄙视南人的同时，江南人对北人也并不待见，甚至专门用“伧父”这个词来讥讽北人粗鄙。而在北方地位崇高，为太学所使用的语音洛生咏因声音低沉在江南竟被戏称为“老婢声”。

中古之后，太湖平原继续吸纳大批北方移民，江浙北部地区文化发展至鼎盛，甚至超过了北方，因此太湖平原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都没能占据压倒性优势。加之太湖平原开发程度极高，河道人工化严重，太湖平原也就成了中国河道名称多样化最高的地区之一。

据统计，在太湖平原上河道名称常见的有 19 种之多，例如港、塘、泾、浜、浦、溪、运河、荡、漾、湾、渠、潭、洋、漕、渠道、涧、口、沥、门等河流通名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人类活动有关。

与之不同的是，闽语区的福建山多地少，虽然在唐朝以前作为人口输入区接收了大批北方移民，但经过有唐一朝的发展，福建人口迅速增加，超过了土地的承载力。经过唐朝一朝的人口繁衍，福建已无余力吸收外来移民，相反，宋朝以后福建，尤其是南部的闽南地区不断对外输出移民，甚至占领了东南沿海大片地区。

在其所及之处，河流的通名往往以“溪”为主，与早年四川的情况相同，如浊水溪、凤溪、梅溪、吴丹溪等。

最特殊的则是粤语区的广东。广东虽然地处中国南端，但是其文化直接受晚期南下的北方汉人影响。与江南和福建不同，广东虽早早被纳入中国版图，广州更是早在唐朝就成为重要港口，但整个广东移民开发则是在宋朝才达到高峰。

大批南下的北人对广东文化有着更迭式的影响。以至于在很长时间内广东人都被视为“比中原人更中原”。朱熹曾说“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盖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来，只是太边南去，故有些热。若闽浙则皆边东角矣，闽浙声音尤不正”，精辟总结了当时广东接收了大批中原移民后被视作中原正统分支，与闽浙不同的情况。

因此，虽然珠江流域表面上“江”在河道中占比全国最高，但是其实这只是一个出现于书面语的假象。

在口语中，广府地区对河流的称呼以河、冲 / 涌为主，后者多指小型河流。江用得相当少，甚至对于一些知名大江，口语中也并不称江，如广州人把珠江称作珠江河，东江称为东江河。同属广府地区的中山人则把岐江称作岐江河。广州人称珠江南岸地区为“河南”，更说明了在广州人的概念里面，珠江仍然是一条河而非江，这点和把长江北岸称作“江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此，广府地区江占比高只不过是书面语中留下的早期遗迹。虽然不断南下的北方人将河带入了南方口语。许多小型河流就此改“江”为“河”。但南方大河的名字却不是那么好改的。因此不独广东，南方地区如汉江、嘉陵江、岷江、珠江、闽江、潮江之类的大河名称不管当地口语怎么称呼，在正式名称中仍然叫江。

而“水”这个从上古汉语乃至原始汉藏语就开始有的河流通名，在现今的中国，已经渐渐被人遗忘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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