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日本战犯有活的吗（为何日本战犯痛哭流泪只求一死谢罪）

1950年7月18日，一列平常用于装载煤炭的火车从苏联开出。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一路向南，飞驰而来。闷罐车厢里，满满当当地挤着都是人，他们就是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982名日本战犯。

这些战犯在日本投降之后，被苏联俘虏，已经在西伯利亚接受了五年的强制劳动。这次启程之前，苏联方面并没有告诉他们目的地在哪儿，好多人都以为这是要回国了。

当过了两天列车停下的时候，他们才看见，火车站名是绥芬河,就是这里，中国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怎么会到了满洲呢？还没来得及想明白，这些日本战犯又被送上了另一辆列车，迅速转移。这一次不是闷罐车了，而是换上了有座位的列车。

但是所有的窗户都糊上了报纸，透过暗淡的光线，依稀可以看得见押解的中国士兵。他们这是要上哪儿去呢？

1950年7月21日，终于到了目的地。这些日本战犯本来已经睡得昏天黑地的了，这下一个激灵，全醒了。其中一个高声喊到，完了，我们死定了。

这些日本战犯，最后被送到哪儿去了呢？就是这里，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而那个高喊我们死定了的人，是谁呢？就是他，日本战犯大村忍。虽然建筑前面的牌子已经换了，但是他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正是我自己修的监狱啊。

藤田茂，日本关东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抚顺平顶山大屠杀等惨案的指挥军官。

长岛勤，前日本陆军济南防卫厅司令部司令长官，54旅团少将旅团长，琵琶山大屠杀等惨案的指挥军官。

斋藤美夫，伪满洲国宪兵训练处少将处长，疯狂清剿中共东北地下组织的指挥官。

田井久二郎，伪满洲国齐齐哈尔市警察局特务科科长，刑讯残杀赵一曼烈士的刽子手。

富永顺太郎，前北支那交通团交通地质事主事，大特务头子。

根据当时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会计郑英顺回忆，战犯们来了之后，就给他们大米白面等等细粮吃。

而当时中国人吃的是什么？各种粗粮，小米、高粱米，甚至有时候只能喝点粥，这些战犯们一天三餐吃的都是大米白面。在战犯身上花多少钱，会计郑英顺的账最清楚，所以她也最心疼。

东北军区公安司令部发布的战犯伙食标准

尉级以下吃大灶，每天的伙食标准旧东北货币4200元，折合人民币0.42元。校官或相当于校级的文职官员，吃中灶，每天伙食标准折合人民币1.04元。将官以及文官简任二等以上的吃小灶，每天伙食标准，折合人民币1.54元。

这样的标准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顶级的东北大米一毛钱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一斤。

也就是说，战犯们即便是吃大灶每天也能吃上细粮，吃上肉。有时候管理所的护士们值夜班，能够吃上战犯们剩下的面条就会让其他的同志羡慕不已。

至于每天1.54元的标准呢，这样的小灶相当于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副部级以上的待遇。

那么，上级部门是怎么批复的呢？拿起档案 我们来看看，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向周恩来呈送的报告。上面是这么说的，我们同意东北所提意见，请您批示。

很快，周恩来的批示下来了。同意东北所提意见，经费由国家财政部特别划拨20万。

这是来坐牢呢？还是来住店啊？管理所好多人就是想不通。当时的炊事班长叫刘胜青。战士们就整天缠着他发牢骚说，班长，这小鬼子杀咱们的人，烧咱们的房。咱们凭什么给他们做吃的？还吃这么好。

这个道理，老刘头也说不清楚。他想来想去，给战士们总结了这么一句。这都不明白，现在把他们养肥了，等过两天枪毙的时候崩起来，带劲。

1950年7月21日，982名涉及侵华罪行的日本战犯，以及包括前清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71名伪满高级战犯。从苏联被引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收押进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此之前，中央政府财政部专门划拨了366亿旧东北币。也就是相当于370万人民币，对这座占地4万平方米的监狱进行了彻底改造和修缮。

五米高的厚重围墙，四面架设的机枪岗哨，这些都和其他监狱没有什么区别。但管理所内部各种新建的设施，已经和往日的伪满典狱大相径庭。

宽阔的运动场，提供暖气，热水的锅炉房、医务室、理发室、图书馆、面包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一个活动俱乐部，而当穿过走廊，走入监室之后。犯人们会发现，虽然最多的是安排16个人一间屋。但是绝不拥挤，宽敞的大通铺上被褥、枕头一样不少。桌子上整整齐齐的摆着口杯、暖壶、牙刷、牙粉、毛巾、肥皂。要不是因为，门和窗户上钉着钢条，谁还能看得出这是个牢房啊。

从前是暗无天日的恐怖炼狱，如今却变成了宽敞豁亮的改造空间。这让这些战犯们，还真有些不适应。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些战犯还真就是这样想的，看到锅炉房，他们就觉得那是焚尸炉。带他们去医务室体检，他们就会想，是不是要拿他们做细菌实验。

为什么会这样呢？还不是因为这些事儿，他们以前就对中国人干过。

在西伯利亚砸了五年的石头，也没把这些战犯的反动思想给砸碎。反而让其中有些人，变得像石头一样又冷又硬。

自打到了抚顺，这些人就根本就没想过，还能活着出去。所以一进了管理所，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闹事了。

我们来看一样保存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非常特殊的文件。拿起监狱规则 就是它，这是一张被撕碎了，然后又被捡起来粘好的监房规则，1950年7月22日，也就是日本战犯到达的第二天，刚刚贴出来就被战犯给撕碎了。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落款，战犯管制所。

日本战犯的高级军官里面，有很多其实是懂中文的，这个规则他们完全看得懂。但是这个监房规则给他们，他们连看都不看。就抓住其中的战犯管制所几个字不放。其中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子跳出来喊到，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叫你们长官出来说话。

9-1 全景画右入画 对于战犯这个称呼，这个老头这么敏感。他是谁呀？他就是前日本关东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

藤田茂是这批日本战犯中，级别最高的武官。为什么一看见战犯两个字，这个藤田茂就像被针扎了一样，一下就跳了起来。最直白的解释就是，根据《日内瓦公约》、《波茨坦公告》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等国际文件。战俘是享有人道权利的，而战犯却是可以杀头的。

那么这982个日本人，到底是战俘呢？还是战犯呢？藤田茂不是要拿这事和长官理论理论吗？那好，管理所所长亲自出马，对阵藤田茂。

孙明斋抚顺战犯管理所第一任所长，此前曾经担任抚顺市公安局副局长。孙明斋是个山东汉子，他参加过抗日战争，和小鬼子面对面地拼过刺刀。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面，他的话比刺刀还要尖锐。

他说，藤田你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国际法划分战犯依照三条罪状，危害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战犯？藤田茂不说话了。

藤田茂完全不用想，他在中国干过什么？他太清楚了。下令侵华日军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刺杀，他自己亲口说过，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罪行累累，罄竹难书。982名日本战犯，没有一个不是身上背负着血债的。

孙明斋对阵藤田茂，是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第一次面对面的交锋。这是一张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全家福。当时担任看押任务的是东北军区公安第18师53团3营10连，11连的干部战士。

此外，考虑到工作的特殊性。管理所还从全国各地的公安、政法、教育、医疗系统里面精挑细选上来几十名工作人员。

照片上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叫赵毓英，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1950年赵毓英刚刚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组织上一声召唤，她兴高采烈地就奔抚顺去了。但是等她到管理所报到才发现，原来组织上交给她那个神秘、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就是照顾日本战犯的健康。

这个一向服从纪律，听指挥的小姑娘当场一下就急了。她说，当年日本鬼子杀了我们那么多人。现在居然让我们来给他们治病。

而这个时候，正赶上朝鲜战争爆发。那些在二战中被美国人打得满地找牙的日本人，这下反而兴高采烈地闹了起来。美国人那么厉害，朝鲜人根本就不是对手，你们中国人也不行。等美国人打过来了，我们就解放了。

做着马上就要被解放，这样的春秋大梦，这些日本战犯的气焰是越来越嚣张。1950年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管理所上演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出闹剧。

中秋节到了，管理所给战犯们发放了月饼。月饼上有包装纸，包装纸上有这样的图案。大家看看，像什么呢？

没错，这个图案像菊花，日本皇室的标志。

就这么一张小小的包装纸，弄得这帮日本战犯来劲了。有的人当场就咬破手指头，把这圈里边完全涂红了。蘸点唾沫，贴在墙上，就开始磕头。

还有的人用写交代材料用的笔，把周围勾勒出花样来，然后一边膜拜，一边喊着天皇万岁。完全顾不得这上边还写着，豆沙、五仁这样的字样。

看到战犯们这样的丑态，管教员们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他们冲到牢房里，把这些月饼、膏药旗什么的都给没收了，拿出去烧掉。

在他们身后，那些战犯是哭天抢地，一片叫骂声。带头闹监的，被关进了小牢房。自己伤了自己的，被送到医务室包扎，事态很快就平息了下来。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当年冬天，美军飞机轰炸丹东。出于安全考虑，管理所全体人员转移哈尔滨。而孙明斋没有一起走，他带着战犯们的表现报告和同志们的种种疑问和不解去了北京。通过公安部领导，这些意见被迅速上报到了中央高层。这些日本战犯都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收到来自基层战线的强烈呼吁，中央领导表示理解。

但是，杀掉了他们，就足以平民愤吗？而且冤冤相报的仇恨，真的就能够化解吗？孙明斋临行前中央领导叮嘱他说，要从思想根源上对日本战犯进行改造。

这是比战争更为艰巨，但却能真正造福后代的灵魂工程。并让他向管理所的同志们，转达周恩来的一句话。让大家相信，这些日本人现在是战犯，但二十年后，他们会成为朋友。

1950年底，志愿军出兵两个月，就把来势汹汹的联合国军打回了三八线以南。随着朝鲜战场上形势的变化，抚顺战犯管理所很快又回到了抚顺。所长孙明斋从北京带回来的，不仅有中央领导的嘱托，还带来了一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队。

周恩来总理指示，对日本战犯的改造过程，应该真实的记录下来。这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主权国家，为世界和平献上的一份礼物。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三位摄影师用八十卷胶片，留住了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后来这些影像资料被剪辑成片，在国外发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们经过多方查找，得到了一些珍贵的片段，一起来看一下。

电影的名字叫做《人道的宽待》，这是一部不需要解说词的纪录片。画面本身说明了一切，每一个日本战犯的生活，都得到了切实的保障。除了吃得好，玩得欢，生病有人治。在管理所里，战犯们连监号服都不用穿。而是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穿当时流行的列宁装。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很多日本战犯都用到了惭愧这个字样，认为自己根本不配受这样平等的待遇。

战犯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个寓言故事，旅行人在蹒跚中前行，寒风刮得越猛旅行人身上的斗篷，就裹得越紧。而当温暖的阳光洒下，旅行人那厚重的斗篷也就自然脱掉了。

这部电影，为什么一直没有公映呢？可能大家能够猜到了，因为这些画面，直到今天为止很多人看了还是不大理解。因为这些看上去，过着神仙般日子的人，毕竟是一群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可是，顽石点头，坚冰融化，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一天清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医务室前，一如往日的平静，一个蹒跚的身影出现了，他走得不快，因为他背上还背着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背上那个看上去有些惭愧的人又是谁呢？

医务室里的人都习以为常，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每天都能看到管理所医院的医生温久达陪着一个名叫藤田秀夫的战犯看病，藤田秀夫在打仗时失去了一条腿，不能走路，每次去医院检查，都是由温久达医生背着他。

当温久达像往常一样背着藤田秀夫走进去的时候，他感觉到脖子后面有些湿润，原来是藤田秀夫哭了，耳畔传来低低地抽泣声，温久达说，你是疼得忍受不了了吗？藤田秀夫回答说，不是的，大夫。我实在感觉到，太对不起中国人了。

这是温久达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第一次看到日本战犯掉眼泪。

温久达，来自中国医科大学内科学院的专家级医生。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一干就是17年。在这17年里，最让他感到激动的恐怕就是这一天。

温久达激动地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中央领导的政策果然没有错，人道的宽待收获的是人性的回归，不久后，战犯藤田秀夫在管理所的帮助下安装上了一条假腿，他开始能够独立行走，而这样的故事，在管理所里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照片上这个人是982名日本战犯中，文官官职最高的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这个总务长官的级别有多高呢？在伪满洲国说白了武部六藏就是天。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他亲自颁布了一系列法西斯政令，奴役残害东三省军民。

伪满时期的武部六藏目空一切，志得意满，一进了战犯管理所，他得了突发脑溢血，这要是在以往的伪满监狱，像武部六藏这样的瘫痪犯人，早就一张草席裹上拉出去活埋了。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武部六藏一躺就是五年。五年期间，他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可是，却没有生过一次褥疮。而这一切，都靠了他身边那个特别护理员，焦桂珍。每天喂饭、送药、翻身、擦洗将近两千个日日夜夜。焦桂珍就这样默默地悉心呵护着一个日本战犯。

直到后来，人们整理材料的时候才发现，居然找不到一张焦桂珍的正面照片。在所有的影像资料中，她都是戴着口罩在专心工作。

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的回忆，有好几次在接受焦桂珍照料的时候。武部六藏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伪满太上皇，会像孩子一样的哇哇大哭。

中国人以德报怨，唤醒了日本战犯久违了的天良。同时，更促使他们用全新的眼光去反省战争的苦难，去审视他们自己的罪行。开

唱歌跳舞，吟诗奏乐这些都是日本战犯们喜欢的文化活动。而把这些活动综合在一起，就打造出了战犯们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原子爆》。在这部话剧上演的时候，台上台下哭成一片。战犯们这样记述着观看话剧的感受，这就是大东亚共荣圈宣扬的王道乐土吗？无知的我们，手持杀人武器把中国变成了像广岛一样血的海洋。诚然，我们是战争中的受害者，但我们更是战争中的害人者。

从只管死忠天皇，但求玉碎的愚昧，到学会将心比心、悲天悯人的警醒。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悄悄发生的变化虽然不是那么的轰轰烈烈，但却凝聚了荡涤思想尘埃的精神力量。

1954年底，由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将在中国关押全部日本战犯的名单带到了日本，立刻引起了轰动。这些战犯的家属们终于得知自己的亲人并没有战死，而是在中国生活得很好，他们流泪了。家属们纷纷上书，要求当政的吉田茂政府严肃反省战争，改善对华关系，重修中日友好。

年迈的父母和久盼的妻儿们心里明白，随着战犯名单的全部公开，一个重大的时刻应该就要到来了。尽管他们不知道，在那个时候将会发生什么？

1956年6月21日，抚顺市人民委员会礼堂戒备森严，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在周围不停地巡逻。这一天，虽说是阳光明媚，但是这座建筑物上所有的窗户，都用厚厚的丝绒窗帘捂的严严实实。难道说在这个地方，将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吗？

上午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军法少将王之平走上了礼堂的讲台。而台下，已经坐满了早早等在这里的300名日本战犯。这一天，他们将接受中国的处理决定。王之平庄严宣告，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同时，姑念该犯等在关押期间悔罪表现较好。免予起诉，即行释放。

免予起诉，立即释放。当王之平少将说出这八个字的时候，台下哇的一声，爆发出了哭声。即便是从日本投降那天算起，这些战犯也已经有十多年没回过家了。

6月21日释放的第一批，一共有295人。从这一天起，依据中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关押在抚顺、太原的一共1062名日本战犯中，1017人因为罪行较轻，表现良好。而得到了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那么剩下的45个人呢？

1956年6月9日上午8点30分，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前陆军117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军事系统战犯提起诉讼，审判持续了11天，159名受害人出庭作证。同期 女：赶到井台上，拿长刀砍几下，把脖子砍断扔到井里。 三天之后，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城野宏等8名侵华战争中，山西军政系统的战犯，审讯持续9天，262名受害人出庭作证。 同期 男：你说你凭什么砍我？我请求审判长给我们报仇，请审判长严加惩处永富博之这几个杀人凶手。

7月1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对武部六藏等28名伪满系统战犯进行审判。审判持续20天，46名受害人出庭作证。

在审判正式开始之前，周恩来就提出了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要具有国际水准，要不亚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尤其是在犯罪事实的核定上，要严丝合缝、万无一失。

依据周恩来的指示，从1954年4月起，最高人民检察院近千名工作人员进驻战犯管理所展开内查外调，公诉书提到的每一项罪行都必须有五个方面的共同佐证，缺一不可。那么是哪五个方面呢？

一是审讯笔录、二是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证人材料，刚才我们在影片中已经看到了。档案材料，指的是书报、照片等。拿起报纸，比如这张报纸，就是日本媒体对于古海忠之在东北施行经济掠夺政策的报道。

还有一项对不对，同案犯检举揭发材料，怎么没有了？有，伪满洲国案，是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进行讨伐的第一大案。

古海忠之这个同案犯来头可是不小，那么他是谁呢？末代皇帝，溥仪。溥仪是和这些日本战犯一起被引渡过来的伪满战犯，他也曾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59年溥仪得到了特赦，在1956年7月2日上午，溥仪出庭作证，指证被告人古海忠之和武部六藏操纵伪满洲国政权的事实。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古海忠之认罪伏法。同期 古海忠之：我在胜利的中国人民，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正义的法庭上。请求按照真理的审判，对我这个可憎的，不可饶恕的人处以极刑。

像古海忠之这样，要求以死来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日本战犯，不在少数。在审判中，全部45名战犯对所有指控罪行供认不讳。

当他们深深跪倒，痛苦认罪的时候，在场的外国记者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评论，不可思议的一幕。这些战争魔鬼，经过在抚顺的改造，竟然主动认罪，中国人创造了奇迹。这些日本战犯，都恨不得以死谢罪。但到最后，他们一个也没有被判处极刑。

根据犯罪事实的认定，这45个人分别被判处8到20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刑期是从1945年也就是他们还在苏联当俘虏的时候算起。

1964年3月9日，随着斋藤美夫、富永顺太郎、城野宏三人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所有在中国关押的日本战犯，都得以获释回国。返乡之前，每一个获释人员都收到了管理所赠送的皮箱、毛毯、衣物、皮鞋等。

时间长了，管教员和这些曾经的战犯已经成了朋友，他们跟他们打趣说。穿上了新鞋，回去可要记得走新路啊。

1988年，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的会员，又回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同时他们还带来了一件东西，这座高达6.37米的花岗岩纪念碑。是由当年的战犯们，共同集资打造的，起名谢罪碑。碑面上用中日两国文字，镌刻着这样的心声。我们在参加长达15年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中，犯下了烧杀抢的滔天罪行。在这里建碑，表示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的诚意。刻下绝不允许再发生侵略战争，为和平与日中友好的誓言。

《档案》播出时间：日常节目 周一，周二23:16 特别节目 周三21:20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关注北京卫视官方微信北京卫视官方微博编辑拉菲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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