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的知识表格（词语制造国民）

本文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08期

转自：历史与秩序

内容提要：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概念是从西方传入的。20世纪初历史教科书在定义“国民”这个新词汇以及描述国民所应该具备的功能和责任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出版的各类历史教科书对“国民”应具有“爱国”、“尚武”之特性，均普遍加以说明。但不同政治派别对“爱国”的指向理解很不相同，尤其革命派所倡导的爱国与官方所鼓吹之爱国，差异甚大。在清末救亡语境之下，新国民理想与“尚武”相结合，历史教科书尤为表彰那些开疆辟土之武人，乃至威武的巾帼英雄，因而，清季士人极力发掘传统资源中的“尚武”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人文道德价值取向，时常出现某种紧张关系。

一、晚清“国民”意识的崛起对新式国民历史教育的激发

何谓“国民”？“国民”二字并称在汉语里出现甚早。《周礼·春官·墓大夫》有：“令国民族葬。”《左传·昭公十三年》有：“先神命之，国民信之。”《史记·东越列传》有：“威行于国，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汉书·王子侯表下》有：“坐恐猲国民取财物。”不过，古人所使用的“国民”一词，与近代以来所形成的“国民”，有很大的距离。在传统观念中，“国民”一词，可以与“臣民”、“庶民”、“黎民”、“黎首”等词互相替换使用。国民是上天的子民，而不是现实政治实体中的一分子，不具备明确的政治权利，与王朝的循环更替没有直接关联，不需要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具有现代特定涵义的“国民”自古未闻[1]，无怪乎近代人批评谁应负国家兴亡之责说：

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际(即交涉事件)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2]

认为“民”与“君主”所拥有的“国”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清初黄宗羲等人的言论虽已酝酿出近代意义上“国民”观点的某些芽孽，然而并没有持续发展，在19世纪之前的思想界没有产生什么积极影响，反而是到了晚清，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的“国民”观念从西方、日本输入中国之后，黄宗羲等人业已消失的声音始重获新生。因此，清季思想界所出现的“国民”观念，除了继承16、17世纪以降在中国自发酿成的本土资源外，更多是借用产生于欧洲的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国民”概念。

据研究，1880年在王韬等人的著述中就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民”，与中国原有的国民含义大不相同。近来又有学人发现，最早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中，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国民”一词。这个新名词大概并非单纯国人的贡献，往往是来华外国人士为了翻译上的用途，而和他们身后的中国助手一起逐渐发明出来的。一开始在国人的圈子并不流行，后来国人极力鼓吹的“国民”概念反而是从日本“逆输入”。[3]现代意义上的“国民”逐渐流行，或在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对“国民”作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他说：

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4]

又说，“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5]。国由民成，国为民有，“国之事”、“国之法”、“国之利”、“国之患”均与民息息相关。“国民”不再是帝王的私有财产，而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否定了“朕即国家”。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人人有义务保卫国家，“爱国心”由此生焉。梁启超所强调“国民”之概念，正是要把归属世袭君主一家一姓的“国家”，转化为君主与“国民”共同拥有的国家，国与民休戚与共：“中国者，吾黄帝子孙之国，非白种之国也。……吾等同为国家人民，各有救国之职，各有复我权利之本分，安可互相推诿，以我生长之国，膏腴之土，拱手让诸外人耶？”[6]“中国而有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气凌欧美，雄长地球，固可翘足而待也。中国而无国民也，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将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所谓万劫不复者也。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民之不可少也如是。”[7]又谓“盖国者，国民之身体也，国民者，国之性命也。国之于国民如鱼之于水，人之于空气然。鱼无水，鱼立僵，人无空气，人立戕，国无国民，国立亡，其道一也。”国民既然关系国家之兴衰命脉，那么合格之国民应具有哪些品质？梁启超云：“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8]时人或强调国民应具备“独立之精神”、“合群之性质”、“自主之品格”、“进取之能力”、“协图公利之思想”、“不受外界抑制之气魄”。[9]晚清士人所认识或理解的“国民”，即“国民意识”，其内容相当宽泛，边界并不清晰，当时文献中论及的有权利、义务、自由、平等、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进取、冒险、爱他、合群、功德、毅力、爱国、进步、国家思想等面相，丰富而复杂，亦新亦旧，具有鲜明的过渡时代的特征。

20世纪初，国人的“国民”观虽然包含了西方“公民”观念的某些内涵：“国民”是相对于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而存在，他们被劝告要发扬公民道德，并增进共同的福祉，应该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然而，中国的“国民”并不是被赋予权利、可以向国家提出某些特定要求的个人，而是必须在国际舞台上捍卫国家权利的一群人。“国民”不像之后更适合用来指称“citizen”的“公民”或“市民”，它并不强调国家当中的个人，而是一种集体存在。[10]1905年出版的一本《国民必读》对“国民”作了如下定义：“须知国民二字，原是说民人与国家，不能分成两个。国家的名誉，就是民人的名誉；国家的荣辱，就是民人的荣辱；国家的利害，就是民人的利害；国家的存亡，就是民人的存亡。”并进一步解释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国家譬若一池，民人就是水中的鱼。水若干了，鱼如何能够独活？国家又譬若一棵树，民人就是树上的枝干。树若枯了，枝干如何能够久存？”[11]此处所谓“国民”，更接近英语“national”而非“citizen”的定义。“national”强调的是人民对国家或政府的义务，“citizen”突出的则是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晚清各派政治势力对“国家”、“国民”诠释自然有所不同，但均侧重国民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则是一致的。

如何造就合格之国民？曰“国民教育”。“所谓国民者，断非今日下一令曰：凡为吾国之民，皆当为国民以保国，明日下令曰：凡为吾国之民，皆当为国民以保种，循是空言所能造成者也！必先广播国民之种子，然后可静观国民之结果，广播国民之种子，舍教育奚由，舍国民教育奚由。”[12]因此，国民教育是养成合格国民之要途，“夫教育者，所以提振国民之精神，感发国民之志气，使人人得成为国民之资格，能担当国家之责任者也。”[13]“救国之术在振起国民之精神，养成国家之思想也，于是大声疾呼而言国民教育。”[14]“国际之竞争不在于军备而在于教育，故一国最上之资本，莫大于发达国民之脑力。”[15]在晚清士人看来，“欲养成国民，不可不注意于学校教育”，似成不易之论。

国民教育内容为何？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之情境下，国民教育无不以救亡图存为旨归，“以救亡国亡种为宗旨，以爱同胞合群力为精神，以输灌新道德、新知识为手段”[16]。“中国须求救亡之教育：地球之上，无兴衰存亡，未能遽决，如我今日之中国者，国势既与他国大异，则教育亦当有特别之处，为他国所无者。所谓特别处，即与教育寓救亡之道是也，启发爱国之精神，增长自治之能力。”而这种“为中国之救亡之教育，现今各国小学校所不设，而我国所宜独有”[17]。

“大地之上，风剧潮急，无论何国其所恃以驻足于天演场者，总在能完备国民之资格，然所以造成国民资格之机关者，则在有文明教育。虽然教育者不过为造文明之因，尚必需造因之材料，造因之材料者何？则教科书是已。”[18]“教科书者，养育国民之乳也。”[19]20世纪初教科书在定义“国民”这个新词汇以及描述国民所应该具备的功能和责任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换言之，教科书与国民意识的养成两者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教科书种类繁多，何者于培养国民意识意义重大？曰历史科。1902年、1904年清政府先后出台《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全面引进西方的教育制度。根据新学制，小学教育(含初等小学与高等小学)为9年，中学教育为5年，总共14年。无论小学，还是中学，都设置历史课程。在“以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的大学堂(文学科大学)亦设“中国史学门”和“万国史学门”。晚清政府尤重中小学的历史教育。初等小学设“历史”，“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历史宜悬历代帝王统系图一幅于壁上，则不劳详说而自能记忆。”高等小学设“中国历史”，“其要义在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俾知古今世界之变迁，邻国日多，新器日广，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中学设“历史”，先讲中国史，次讲欧洲、美洲史。中国史则“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次则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以及学术、技艺之隆替，武备之弛张，政治之沿革，农、工、商业之进境，风俗之变迁等事”[20]。

二、“理想国民”与晚清历史教科书的多元培育路径

晚清官方颁布的教育宗旨明确历史教育旨在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21]，成为大中小学历史教育的指导精神，晚清出版的各类历史教科书大多以此为依据。如《新体中国历史》便十分强调历史与国家的关系：“人必能对国家尽义务，为社会尽责任，而后谓之有格。然欲培养一人格，必赖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教科。历史科即道德教育及国民教育之教科也。东西教育家莫不谓本国历史之位置最有密切之关系。”[22]《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谓历史为初级学科最要之一门，“凡爱国精神，强种思想，胥由此启发之”，故编此书旨在“感发爱国强种之观念者”，“养成学生国民之资格”[23]。

作为官方体制之外的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他把历史看作培育民族主义精神或国民意识的工具。而中国传统史学之发达举世无与匹敌，为何近代中国境况如此窘迫？顺理成章地把矛头指向了传统旧史，旧史“四弊二病”，大家耳熟能详。传统帝王家谱式历史培育不了爱国心，国民看不到自己的历史，因此梁启超高揭“史界革命”之大纛，要为“国民”作史。[24]历史书写应该以国民为中心，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响应。1903年留日学生曾鲲化的《中国历史》，尤其强调“国民”在历史中应有之地位。他认为，“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记，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进化之国史也”。苟欲振作国民精神，“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以唤起20世纪中国“自由魂”、“独立魂”。不写国民的历史，不足以激发国民精神，民族主义无从谈起。若无民族主义，也就无法建构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晚清学人力倡要为国民写史，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当然，晚清各派政治势力对“国家”、“国民”的理解并非一致，歧见存在于当时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中。革新派指出传统历史书写内容大多是一家一姓的历史，没有国民的历史，只是朝廷的历史，没有国家的历史，而新历史应该写“国家”、“国民”、“人群”、“社会”的历史，并且要揭示出事件间的因果关系，发现历史进化的规律；但在官方和一些守旧学人那里，传统帝王家谱式史学观念仍然占据主流。如1906年刘乃晟的《中国历史课本》批评：“自新学勃兴，言历史者，动谓吾国旧史，大抵一姓帝王之私谱”，认为唐虞以来，皆以国土为君主之所有，故往者史家，皆以一姓统全国，因此《中国历史课本》“皆以帝王为纲”。[25]1909年张运礼的《中国历史全书》对新史学家批判旧史“可以为二十四朝君主之谱牒，不可以为二千余年民族之纪载”，很不以为然，提倡“天下”观念。张氏在历史叙述中虽也不断使用“国家”、“国民”之词，但其与“朝廷”、“子民”无多大区别。时代需要新词汇，旧观念借助新的躯壳仍然被延续，正如马克思所言：“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26]

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不是完全属于民间私人行为，需经官方审查，但由于晚清政府管辖力量的削弱，又无力全面控制教科书编者的立场，所以历史教科书呈现出新旧交叠、亦新亦旧的现象，更有一些历史教科书完全站在革命派或汉族立场上叙述历史，把满族排斥在历史之外。不论革命派还是体制中人，都要借用历史教科书来宣扬各自的政治理念，如革命派希望历史教育能激励少年的爱国尚武、尊崇革命；温和派希望历史教育能使国人思想开明，支持改革；保守派则企图借用历史教育，控制少年意志，以达到忠君卫教的目的。历史教科书已经成为晚清各派势力表述政治理念的特殊场域。

20世纪初，历史教科书如何论述“国民”所应具备的功能，以强化读者的“国民意识”？正如前文所述，晚清士人所谓“国民”应具有的品格非常之复杂，历史教科书并不能诠释时人所理解的“国民”所有特性，它只是承担培育国民意识的部分责任，其他如修身教科书、国文教科书、国文读本、伦理学教科书等文本也相应承担了传递新国民的内涵。不过，在如此多历史教科书中，时人强调“国民”应具有“爱国”、“尚武”两项特性，在教科书中被普遍加以说明，这自然与近代中国特殊的境遇有关。

“爱国”一词自古有之，但如何理解“国”，大体上存在旧有的“朝廷”和现代意义上从西方传入的“国家”概念。相关“爱国”的言说与“民族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晚清内忧外患的现实，使当时的历史书写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尤其在教科书方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不论是革新派还是体制中人，无不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喊着“爱国救亡”的口号，努力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历史如何达成“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一曰取本民族之英雄而崇拜鼓舞之，以发其自尊之心，一曰取本民族之耻辱历史而刺触警动之，以激其知耻之心”[27]，也就是“思古之遥情”和“伤今之近感”[28]，惟有有效地普及历史知识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如梁启超所言“吾国遂不可救”[29]。

“爱国心”不外乎指向内外两方面。近代中国之穷境，迫使教科书编者从历史资源中寻找文化认同的基础，彰显中国悠久文明，以激发国人的爱国之情，力挽狂澜，冀图强国富民。赵懿年编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指出：“读本国史者，在所以养成己国之观念，使勃发爱国之心，而启其国家政治之思想也。况乎今之时，世界日辟，文化益新，而吾中国方处最要之地，当最危之机，于吾身之关系，尤重且大。为国民者，其孰不有扶拯宗邦之责，而岂曰异人任也。然不先自养成己国之观念，则未知所措手，而其行为必难期其正确。故今日所当注意者，试问吾中国在昔日为何如之国？吾民在昔日为何如之民？而今顾何如者？必如何而后显我祖国之荣光，复我先民之名誉，是在后之读史者之责也。”[30]曾鲲化《中国历史》认为历史应该叙述“古今人群进化之大势，盛衰隆替之原因结果，及万般社会之重要事实，为独一无二之主脑”，才能振发国民精神，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31]《湖北学生界》刊登的广告对此书作了很好的说明：“黄帝血裔大国民横阳翼天氏痛中国之将脔割，愤汉种之为犬羊，特输热诚，放哲眼为四万万同胞编辑《中国历史》，叙述我祖国起原发达变迁进化之大势，盛衰进退之因果关系，而以光明正大之种族精魂贯串而点缀之，使读者歘然跳出十八重地狱之死奴隶圈，变铸为爱种爱国之活泼人格，诚空前之伟著，而为历史界放绝大光彩也。我国教育大家而果以养成国民爱国精神为主义乎，则某请贡制造爱国国民之神妙药料，以为医国之一大主动机关。”[32]

乡土历史教科书是清末出版各类历史教科书中很有特色的一种。《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历史课程“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为了养成国民忠君爱国之心，初等小学第一、二年“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1905年京师编书局监督黄绍箕按照癸卯学制的要求，编订并由学部颁发《学务大臣奏据编书局监督编成乡土志例目拟通饬编辑片》，作为全国性编纂乡土教材的指导方案。乡土历史教科书对培育学生爱国情操具有积极作用，“由爱乡而爱国”，当时一种乡土志的“题词”最能反映清末爱国学人编纂之动机：

笔声飒飒墨光寒，爱国忧家感百端，寄语故乡诸父老，是编莫作等闲看。

一寸山河一寸金，主权休让外人侵，搜罗乡土编斯记，也是婆娑爱国心。[33]

爱乡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的各种乡土教科书，“颇受海内教育家之称许，以为书之图画文字引证，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长儿童爱乡爱国之心，为效至巨。故公私学校采用甚夥”[34]。为了顺应乡土教育的紧迫性，国学保存会特别成立了“乡土教科书社”，专门负责编纂乡土教材，而且计划出版《神州乡土教育杂志》，作为乡土教育的参考之用。1907年乡土教科书社出版7种(湖北、广东、江西、直隶、江苏、安徽、江宁)乡土史教科书，不仅得到教育界的欢迎，而且学部予以高度肯定，“取材雅饬，秩序井然，在新出乡土历史中足推善本”[35]。

晚清各类历史教科书不仅在内容上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再三致意，而且在形式上也颇费苦心。历史叙述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出现白话文、歌诀甚至小曲这种大众通俗化的语言。1903年作新社出版袁桐的《中国历史歌》，其广告言：

孩童教育必首歌诀，此语已为教育家所同认。中国历史教科书出版不少，而独缺歌诀，是不以历史教孩童矣。夫孩童不读历史，则无由激发其爱国心，读历史而不首以歌诀，则四千年之活剧，亿万片之碎谈，童子脑筋安能记忆。是书北平袁桐所著，本局印售。其中叙事简而能赅，要而不漏，举一部二十四史政治之大纲，人物之略传，一一以歌诀铸出之。之间有不甚著明者，又详加注解，诚蒙学之宝书，史界之先河也。[36]

20世纪初新式教育方兴之际，不少人开始尝试用白话文编写教科书，以达到普及历史知识之目的。清末出版了不少白话历史教科书，其中“彪蒙书室”发行的各种白话教科书在晚清教育界最有影响。

晚清历史教科书编纂者充分意识到视觉文本在历史教育中的作用，“诱启儿童之知识，补助教师之讲授，莫若插图画于课本”。编者认为：“历史者，不可见之物也。故其兴味全出于想象力。然儿童脑力薄弱，仅凭想象，或转失其兴味”，故用沿革地图、风景图、器物图、名人画像，“以助生徒之想象，且便教师之讲授”，尤其名人画像“足以发生崇拜圣贤豪杰之思想”[37]。1905年，崇实印书局出版的《绘图蒙学历史读本》颇为用心，分上中下三级，上级采用浅近韵语，中级绘画历史事迹130余幅，下级列以章节释以文言，对历朝史事之变迁，舆地之沿革，既列之以表，复详之以图；[38]1906年，乐群书局出版的《历史》，“每课绘以精图，使儿童见之兴历史之观念，讲其大义使儿童闻之有统系之知识”[39]。一般历史课本以文字叙述为主，兼附插图，但也出现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的教材，如1907年文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画教本》，“将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实绘为五彩图，惟妙惟肖，对之如亲历其境，小学生得此可坚确其记忆，即不解历史之妇孺，亦可获历史智识，以启发其爱国心”[40]。图文并茂，诱导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对历史的直观认识，符合蒙童的学习心理。总之，不论教科书编者如何叙述历史，或方法各异，或旨趣各殊，然均为达国民“爱国心”之养成，则无疑义。

然而，不同政治派别对“爱国”指向理解很不相同，尤其革命派所倡导的爱国与官方所鼓吹之爱国，截然不同。在革命派看来，汉族与满族虽同属黄种，然血脉分流，种性迥异，实与异族无殊，满族似在他们所论“国民”之外。历史书写当然就以汉族为中心，“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孰为中国人？汉人种是也。中国历史者，汉人之历史也”[41]。曾鲲化“痛国家之脔割，愤种族之犬羊”[42]，谓“支那历史者，汉人种之历史也”，“我国之所以有今日者，实汉种之所赐”[43]，他所编《中国历史》共7篇分9个时代：汉族发生时代、汉族创国时代、汉族优胜时代、汉族与外族势力平均时代、汉族全盛及外民复炽时代、汉族与外族冲突时代、外族极盛及东西两洋交涉时代、汉族复盛及西力东渐时代、汉族衰微及极东多事时代。“发挥种族团体之大义，严本族外族之鸿沟，使爱种保种尊种之念，油然而生，以养成种族主义之特质。”以汉族历史作为国史书写的中心，其他民族包括满族这些“外族”活动只是汉族历史发展的某个影响因素。汉族是中国民族独一无二之主体，汉族之倡言排满，只是要恢复历史发展的常态，满族当政只是历史的偶然；而立宪派张运礼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近党人邪说，倡为种族之论”，是昧于事势，悖逆于理，他所编历史教科书于“忠君、亲上”再三致意焉。[44]

对“爱国”指向抵御欧美列强之侵略，晚清各政治派别的认识大体一致，历史教科书在这方面言说相当统一。如《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积极宣扬对外的民族主义思想：

易姓变代，并吞缩削，地舆之沿革，历史上之一大原因也。况近代以来欧西各国潜谋侵夺，各据要害，租借为名，港场尽失。是编自春秋战国迄最近形势，各附地图，详细指示，识古来并合之由，以起近今衰亡之痛，长学识，雪国耻，是在吾党。

交通愈广，畛域愈廓，今黄种与白种竞争，犹昔汉族与非汉族竞争也。是编以卫种族张国威为主，凡遇有为我国种，力捍外侮者必称道勿衰，以壮我幼年之气。

古时西洋盛衰理乱影响不及于我，今则两族交通竞争日烈，形势迥殊。是编近事较详，尤注重于中西关系，冀我国民共谋御侮为微指所在。[45]

文明书局出版的《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谓：“小学读本以发育爱国精神为最要，本书于近世国权之得丧，一一加意，务令儿童有所感发。”[46]

三、尚武精神与晚清历史教科书中的军国民教育取向

在民族主义精神激发之下，为抵御外敌，重振汉唐遗风，晚清教科书中，国民理想与“尚武”相结合，遂致尚武之风渐盛。梁启超说：“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而文明所赖以维持者也。”[47]或谓“民质能尚武，则其国强，强则存；民质不尚武，则其国弱，弱则亡。英法德美何以强，强于民质之尚武也，印度波兰何以亡，亡于民质之不尚武也。”[48]现实之紧迫，对当时国民教育之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救亡之教育”为中国所独有，军国民主义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诚如刘师培所言：“我们中国的百姓，不晓得尚武的道理，就不能一天立国了。所以，由我看起来，军国民的教育，是现在教育中顶要紧的。”[49]

历史教科书自然要为军国民教育承担相应的责任。“今日欲起中国之衰，不可不取军国民主义，稍有识者皆能言之矣。然欲养成全国风气，其基础必在学校教育，而此种精神非徒理论所能感发也。故莫如取历史之人物为之模范，以鼓舞之。而他社会之伟人又不如本社会之伟人感化力之大，此又是学之通义也。”所以，梁启超编《中国之武士道》，以传记体叙述先民80余人之武德，而加以赞评，以发挥其精神，被视为高等小学及中学的教科书；[50]文明书局出版的《蒙学读本全书》，凡7编，经京师大学堂审定，通行天下，据说销量逾万部，风行海内。[51]该书第7编，取材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最有兴会之文，尤其彰显古人豪迈之气，“立五洲竞争之场，正宜露我头角。是编将吾国二千年战史豪杰骏雄之方略节取而汇录之，儿童读此，庶热血湓涌，共有爱国敌忾气象，以成完全之国民”[52]。1906年赵钲铎《高等小学历史教授本》说：“历史中英雄不可磨没之气概，在军事为多，本书颇注意于此，适于儿童好勇之天性，以振发其尚武之精神。”[53]

最有意思的是，在传统文人眼中，黄帝一直是位“古先圣王”的形象，然而到了清季，这种形象被士人乔装打扮，转换为“征服者”的角色。如曾鲲化《中国历史》扉页上印有“中国始祖黄帝肖像”，浓眉怒目、长须、穿战袍、佩剑、执钺，完全是一副武人形象。黄帝形象的转变无疑与当时“尚武”之风有着内在的联系，且为尚武的正当性寻找到传统支持。刘师培发表《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一文，借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提出古时“个人以尚武为本”、“家族以尚武为重”、“社会以尚武为主”，三代以降，尚武之精神衰微，导致“战北之羞，书于史册”，“尚武之民，流为怯懦”[54]。然而并非所有教科书编者主张“尚武”，如张运礼《新编中国历史全书》为军人编写，本应详战事，但他认为中国国民之性质“主和平而非战斗”[55]。这种强调古代中国人的道德价值和人文价值取向，与时人极力发掘传统资源中的“尚武”精神，出现了紧张关系。

女子历史教科书亦强调尚武。据《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规定，女子初等小学堂无需开设历史课，女子高等小学堂则有“中国历史”，“其要旨在使知中国历代重要事实，兼养成国民之志操。其教课程度，则授历代帝王之盛业，忠良贤哲之事迹，及国民文化之由来，并本国与外国之关系。”女子师范学堂也要开设“历史”，“其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之事迹，省悟群治之变迁，文化之由来，及强弱兴亡之故，正邪忠佞之分。其教科程度，授中国古代至本朝之大事及外国历史之大要；并授以教授历史之次序法则。”应女子学堂教学之需，当时出版了一些专供女学用的历史课本。1905年，文宝书局出版的《五千年女界史》，“不独节录正史，且多采之秘籍，从女娲氏起，五千年支那女界之特色，上自后妃，下及奇女，贤恶分晰，既开特色之眼界，更作女学之教本”[56]。1907年，乐群书局出版《初等小学女子历史教科书》(3册)，“是书用史谭体例，自上古以迄本朝，凡女子有德行、道义、智慧、文学、艺术者，无不选录，诚女学必需之书也。全书三册，共百二十课，足供小学三年之用”[57]。文明书局发行的《(女子适用)国史教科书》，出版广告谓：“历史学科，无男女之可分，而吾国四千年之历史中，凡涉及女子事略，可垂为法戒者，不知凡几。是编用历史科寻常之系统，而内容多配置以历史中女子之事实，注重在道德教育，而历史上女子美术之进步，尤所注意。程度合高等小学及中学一二年。用以为女子历史可，用以为女子修身书亦可。”①此外，1904年杨千里的《女子新读本》、1906年咀雪庐主人的《祖国女界伟人传》、1912年徐天啸的《神州女子新史》，皆曾作为女子历史教科书使用。

清末出版的女子历史教科书几乎都是从经典和史籍中摘录出各个时代各种类型的女性典范，以讨论她们在文学、教育、武功诸方面的杰出成就。杨千里编《女子新读本》(文明书局，1904)是一部两册的模范妇女故事集，上编18章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如孟母、班昭、木兰、秦良玉等，“镜古得今，导源达流”，为“我中国新女国民已去之导师”；下编10章讨论近代的西方妇女，如罗兰夫人(Jeanne Marie Roland)、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等，为“我中国新女国民未来之摄影”。《祖国女界伟人传》(广智书局，1906)采集战国以迄清朝女子30余人，或长于文学、或工于武功，或知爱民爱种，以列传体叙述，各传后附评语。人物取材的标准是“其精神活现，而关于国或种者”，那些称之为贞女节妇者，与国家进步发达无甚关系，亦多删之。这些教材在失去原来文本的脉络而被重新安置于新文本，赋予新义，呈现出与新说某种程度的契合。她们不再体现传统的价值观念，现实政治需要女性自强、自立、尚武、爱国等特性被时空转换，使古代的杰出女性获得新义，成为当时女性模仿学习的楷模。

女子尚武向来被传统价值所轻视乃至否定，但至近代，由于“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造就尚武之国民，不能不对女子进行尚武之教育，所以女子历史教科书尤为表彰那些威武的巾帼英雄。如《祖国女界伟人传》宣扬洪宣娇、毕氏、韩氏、秦良玉、韩夫人、任氏、谢小娥、平阳昭公主、花木兰等，这些人都以英勇女性的模范著称。《神州女子新史》亦以发掘中国女子“武德”为自任，批评“当神州陆沉，外族凭陵，干戈四起，胡尘扑地之秋，堂堂须眉男子，或束手待毙，泯泯焉与秋草同枯，或摇尾乞怜，屈身为累朝长乐老。而女子界上往往有一二英杰之女子，出而维持一面，纤纤玉手，支撑半壁江山，赫赫香名，压倒一朝文武。”[58]以激励男性国民振奋精神，崇尚武功。

四、结语

晚清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对“国家”、“国民”的不同理解，正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征。缘于官方控制力的逐渐消亡，各个政治势力试图通过历史书写，借助教育系统，将政治理念灌输于普罗众生。这不仅是各派对历史知识再生产的竞争，而且也存在传统与现代的紧张，反映了晚清时期历史知识与政治运作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历史教科书在思想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过，本文虽力图展现历史教科书中所蕴含的不同的政治观念，但还只是停留于纯文本的分析，没有更多材料说明，阅读者与文本的联动关系，以及这些主观的阅读经验，最后如何促成现代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的产生，这关系到历史教科书在何种程度上“制造国民”，这些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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