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贫民窟女人生活(印度最大红灯区之一)

1980年的某天,20岁的印度农村姑娘迈雅,再次与朋友谈起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学校的老师。

朋友听完后说道:你是知道的,在农村,在你的家庭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迈雅深知现实的确如此,她也只好低下了头,沉默不语。

“我倒是有一个法子,在加尔各答的索纳加奇,那里有所学校非常缺老师,我可以带你去试一试。”朋友的这番话燃起了迈雅的希望,于是她便瞒着家人,跟着朋友来到了城里。

但让迈雅诧异的是,在索纳加奇她并没有见到什么学校,只是看到了许多站在街头的女人。

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遇到男人的时候就会争相走上去问话,时不时还有男人跟着她们走进狭窄幽深的巷子里。

当时年仅20岁的迈雅做梦也不会想到,接下来自己也将会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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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纳加奇的性工作者 示意图

微风吹动窗帘,一位40岁的中年女人坐在窗边,像往常一样看着窗下巷子里走动的人。

这时一位“老顾客”出现在不远处,朝着窗户这里挥了挥手。

中年女人见状,匆忙在脸上抹了一些粉饰,又涂上了深色的口红,便跑到门口去迎接“老顾客”的到来。

这位中年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梦想着当老师的农村女孩迈雅。

那年她被“朋友”带到索纳加奇后,对方把她卖给了一个男人。男人把迈雅锁在房间里,逼迫她为“客人”提供性服务。

迈雅最初极力反抗,但却只能换来一顿毒打或是挨饿的惩罚,久而久之,她也只能接受了眼前这个现实,不再做无谓的抗争。

直到有一天,一个多次“光顾”的男人出现在迈雅的面前,发誓自己要娶她,迈雅再次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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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雅跟着这个男人私奔到了北部比哈尔邦的一座城市,两人在那里结了婚,迈雅还怀上了对方的孩子。

但很快,迈雅就发现眼前这个信誓旦旦的男人,其实已经结过两次婚,而除了自己以外,他同时还在和另外几个女人有交往! 这让迈雅大失所望。

紧接着,察觉到自己已经暴露的男人也撕下了伪装的面孔,开始不断殴打和虐待迈雅。

迈雅担心自己的性命,更担心未出生孩子的性命!但眼下她又能去哪里呢?

回老家?自己已经离家多年,而且是不告而别,之后又当了性工作者,如今还要带着肚里的孩子回家?别说是家里人不能接受,就连她自己也不好意思回去。

无奈之下,迈雅只好返回索纳加奇,重新捡起了过去的工作。

她的一生已经注定要被困在索纳加奇,困在这个全印度乃至全亚洲都名列前茅的红灯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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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纳加奇(Sonagachi)的位置

印度第三大城市,拥有超过千万人口的加尔各答,是印度重要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但光鲜亮丽外表之下,却存在着一个让印度人颇为难堪的现实:这里还拥有着规模非常庞大的性行业。

靠近城区中央的索纳加奇,乍看之下与普通的城区并没有什么区别,实际上里面却分布着数百家妓院以及至少1万6千名性工作者! (注:2000年整个加尔各答至少有8万名性工作者,如今这一规模似有萎缩)

这些因为种种原因步入此行业的女性,她们或是独居或是与其他人合租,还有的就是为妓院打工,但不管哪种方式,居住环境都是清一色的狭小拥挤,空气污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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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的索纳加奇,不少女性站在街边招揽“客人”,而一到晚上,这里就更加热闹了。

昏黄的路灯之下人群涌动,大批的女性在街边或站或坐,等待着前来“买春”的男人。

一旦买卖达成,双方就会转身溜进漆黑的巷子里,而那些暂时无人“光顾”的女性,此时除了羡慕嫉妒以外,也只能继续等待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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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们中间,既有上至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也有一二十岁甚至是未成年的女性!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的母亲竟然还带着自己的女儿干起了这一行!

一些尚处年幼,并未沉沦的女孩,多半也早已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希望。一个女童就说道:“这样的日子,离我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同样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即便是性行业,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也在发挥着作用。

在索纳加奇,不同种姓的性工作者有不同的“地盘”划分。那些人流量高,往来方便的地方,往往为高种姓所有,低种姓的女性只能挤在相对偏僻的地方。

相应的,她们的“价格”也因种姓不同而产生了区分,再加上年龄、容貌等因素,每次性交易价格折算成人民币,低的为二三十块钱,高的为一千多块钱。

但这些钱往往要经过层层盘剥,真正落到性工作者手中时已经打了相当的折扣。

一位30岁出头的性工作者就表示,自己已经工作了10年,每天接待2到3人,但最后只能赚到500到600卢比,约合人民币四十到五十块钱。

这里还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钱很重要,但她们也并不是什么客人都接。

那些可能携带或者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的人,在红灯区是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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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了红灯区的女人,我们再来看一看红灯区的男人。

在索纳加奇,男人实际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然,这里的男人干的不是卖身的活儿,而是充当牵线搭桥的“皮条客”。

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巴比·贝赫拉来自附近的农村,他就是一个皮条客。

2003年,20岁的贝赫拉与16岁的妻子刚结婚不久,就因经济窘迫,只能去往加尔各答打工。“机缘巧合”之下,他来到了遍布妓院的索纳加奇,并成为了一个皮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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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赫拉为18岁至25岁,或是年龄再稍微大一些的年轻性工作者,在街头寻觅潜在的顾客,之后从中抽取分成。有时候他也与中小酒店的经理合作,为酒店介绍性工作者,提供“上门服务”。

这个生意非常好做,他在红灯区能挣到比老家多10倍的钱!

于是贝赫拉便当了十几年的皮条客,每隔几个月就回家一次把钱交给妻子。“这是我当清洁工挣来的钱”,贝赫拉一直对妻子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

似乎知道隐情的妻子从来也不多追问什么,只是默默地当好自己妻子和母亲的角色,用丈夫挣来的钱供养两个孩子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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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区的男人 示意图

男人除了当“皮条客”以外,还有另外两种职业可做,一种是仆人,另一种叫做“巴布”。

三十多岁的高瑟姆·达斯与贝赫拉一样,他也有老婆和两个孩子。来自农村的达斯在上完初中后被迫辍学,同样因为生计来到城里,来到了索纳加奇,成为了一名仆人。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负责打扫房间,并为性工作者洗衣服,偶尔也会兼顾做饭,但这种活挣到的钱相对于皮条客就少了一些。

即使这样,达斯在这里挣到的钱,仍然是在老家的三倍。

当然,这些钱总数不是很多,达斯也经常哀叹:我永远赚不到足够的钱,我在哪里可以挣到钱,让孩子们接受教育,并确保他们找到好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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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与“亲密朋友”

比起贝赫拉和达斯,作为“巴布”(注:babu)的萨哈则要轻松自在得多。

巴布的意思是男朋友或者丈夫,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被性工作者“包养”的男人。

四十岁出头的萨哈十几年前,撇下家中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来到索纳加奇谋生。

起初他也是一名皮条客,后来却与一个名叫肖纳利的性工作者相识相爱,而在红灯区,性工作者才是挣钱养家的主力,于是萨哈就成为了巴布。

他每天就是负责做饭、做家务、同时安抚肖纳利的情绪等等,扮演起了正常家庭中“妻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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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索纳加奇红灯区原有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政府封锁了一些街道和社区,许多嫖客因为担心感染疫情,便也只好暂时管住了自己的裤腰带,不再去这里寻花问柳。

这些人不来光顾,红灯区的性工作者就断了生计。男人还可以靠体力赚些小钱,但女人该怎么办呢?“新冠病毒比艾滋病毒更加可怕!”这是不少性工作者对这场疫情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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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迫于无奈,只好突破管制先返回了老家,但更多无法回家的人,以及那些本就生活在当地的人,则不得不依靠救济组织或是个人提供的粮食帮助,才得以勉强度日。

不过只靠救济并不是长久之计,一名性工作者就这样说道:“如果没有钱,我们该怎么生活?我们无法买到食用油和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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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救济

最近几个月,随着印度对本国疫情管制的放松,疫苗接种工作的推进(注:印度实际上没怎么严格控制过疫情),再加上一些嫖客们对新冠病毒的恐惧也降低了不少,因此索纳加奇的街头又开始逐渐恢复过去的场景。

当然,完全恢复过去的“盛况”还有待时日,性工作者说道:“现在情况比前几个月有所改善了,但生意却还是没有多大好转。”

做生意本无可厚非,只是这样的“生意”如果好转起来,对印度来说似乎并不是什么好事……

内容来源

王晓丹:《印度贫困妇女面临的问题》,《南亚研究》2000年第2期

《印度快报》有关新闻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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