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点（亚里士多德1000万字）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圣人，中国的孔子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两人经常被放在一起比较，其中最表面的一个差别是两人作品数量差距太大。

按照西方文献说法，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共写过170多种著作，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科学、教育、诗歌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有惊人的成就，整体超过千万字，流传下来47种，大约300余万字。相比之下，孔子的作品就极为稀少了，即便计算据说他编撰的《春秋》、《尚书》、《诗经》等书籍，整体大概只有5万字左右。

那么，为何亚里士多德能写下千万级别的文字作品，孔子却只有5万字呢？

孔子政治主张“信而好古”，希望恢复周礼，周王诸侯臣民各守本分，如此实现天下太平，而周礼相关制度早已存在。在具体写作上，孔子讲究“述而不作”。因此，孔子作品必然稀少，如今可以确认的孔子言论是《论语》，由孔子门徒根据孔子言行整理而来，其他的《尚书》、《春秋》等不确定是不是孔子编撰的。

亚里士多德主张“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因而对各种学问的“真理”，都有强烈的探索求知欲望，尤其在科学领域，他还涉及了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胚胎学、物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等。更重要的是，他应该有着强烈的写作意愿，于是才会写出170多种著作。

因此，两人主张不同、写作态度不同，是他们作品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

周朝贵族教育体系中，要求贵族掌握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这也是当时的主要知识体系。孔子主要研究的是“礼与乐”，而他又主张恢复周礼，崇尚之前使用的礼乐制度，因此没有太大的发挥空间。

古希腊的贵族教育，其实主要是《荷马史诗》，内容还不如“六艺”全面，但还有一套由毕达哥拉斯而下的科学知识体系，后来柏拉图建立了“柏拉图学园”（见下图，拉斐尔作），研究各种哲学、科学知识等，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学园就读了20年，接触到了大量知识，在此基础上产生很多疑问，之后才写出等身著作。

因此，两人面临的知识体系不同，是导致他们作品数量差异的原因之二。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谈论“逻辑”时指出，中国古人认为真理——“道”不可被证明，庄子说“会心于忘言之境”，还有“道即真理，不知其然谓之道”，因此古代中国没有大段充满逻辑与辩证论述的习惯，不会写一篇万言或者五千言的论文去证明某一个论点，只是给一两段辩论就下结论。

按照西方文献记载，古希腊很早就有了“雄辩”的习惯，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天才学者，为了让自己的结论有说服力，自然就按照他们的习惯对此进行大段大段的论述。

因此，两人面临的文化环境不同，是导致他们作品数量差异的原因之三。

孔子一生比较坎坷，人生大部分时间里，孔子或向别人请教或自学或教书。其他时间里，孔子一心想要实现政治抱负，但并未实现政治理想。真正著作时间，大约是在周游列国之后，已经知道无法实现政治理想，然后开始编著《尚书》等。

亚里士多德就像今天科学家的成长路线，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从小就开始学习生物学与实证科学，17岁时就读柏拉图学园，38岁毕业后游历各地并娶妻。后来，在亚历山大的支持下，亚里士多德研究学问、兴办学校、建立图书馆等。相比孔子，亚里士多德极为简单，就是一个“做学问、写著作”的人生。

因此，孔子与亚氏人生经历上的不同，是导致他们作品数量差异的原因之四。

在纸张出现之前，中国的文字载体无非是骨片、金属、石头、竹简、木块、丝帛、陶器。其中，最便于携带的是丝帛，但成本太高；成本最低的是竹简木块，但制造不易，文字承载量有限，携带保管也不方便，动辄“汗牛充栋”。正因如此，先秦诸子百家的作品字数都有限，主要应该还是文字载体的原因。或许，不是孔子真写不出几百万字，而是当时他没有条件制造那么多的竹简，毕竟竹简成书后还涉及到保管、运输等问题，需要很多人力物力。

古希腊时期，当时文字载体主要是古埃及莎草纸（见下图）、羊皮纸。相比春秋时中国的主流文字载体竹简木片，莎草纸或羊皮纸的文字承载能力的确要高一些，亚里士多德天量文字或许就写在它们上面的。不过，莎草纸与羊皮纸都比较昂贵，而亚里士多德1000万字的作品，通常至少要有一次草稿，因此亚里士多德实际需要承载2000万字的莎草纸或羊皮纸。

因此，两人面临的文字载体不同，是导致他们作品数量差异的原因之五，而这一点应该是关键原因之一。

其实，不仅是孔子，先秦时期的中国诸子百家，他们的作品都很稀少，文字量都不大，直到汉代司马迁在众多史官帮助下写出52万字的《史记》，中国才出现真正的“巨著”。与之相反的是，从2700余年前的《荷马史诗》开始，古希腊大师们特别热衷于长篇大论，很多个人作品都是文字量特别大的巨著，但当时人类知识积累还很少、生产力还很低时，如此巨著一部又一部的层出不穷，在让人惊叹之余，却又充满了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