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糟鹅掌原文（正邪二字在遗编）

笔者由于近来学术需要，略读了些关于中医哲学的论著。在细读文字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红楼“太虚幻境”、“正邪两赋”、“湘云论阴阳”等处与儒家哲学的深刻联系。

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初探这些书本时，我未曾想到会与红楼产生联系。读过之后，方觉自己近十年的求索（所读红楼书籍乃2011年购于新华书店），如今才窥见一角。今日以一门外汉的角度，聊聊我心中的“正邪两赋论”。

红楼第二回，针对政老爹与冷子兴对宝玉“淫魔色鬼”的评价，雨村郑重其事地以“正邪两赋论”为其正名，不仅将之与许由、陶潜、阮籍、嵇康等历史名人等量而观，更是论证了其特殊与可贵之处，为宝玉的出场做足了铺垫。

“正邪两赋论”，既有着深广的哲学、文化内涵，又为理解宝玉的人物形象以及通部思想主旨提供了独特视角，因此备受重视。

不少前人学者指出，“正邪两赋论”渊源有自，深受张载、朱熹、黄幹等理学家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儒家思想有所推进。

然而，“正邪两赋论”不仅涉及以气为本的宇宙论（这也是中医哲学根基），更涉及人性论。其理论的内在逻辑，在我看来更接近汉儒，而非宋儒。

并且，若从整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很难简单将其归于一家一说。其不仅含括了儒家思想，也同样深受黄老之术影响。

我们唯有厘清“正邪两赋论”涉及的宇宙生成论和人性论的发展脉络及其之间的关系，才能准确理解曹公对儒家哲学的理解，也才能真正理解“正邪两赋论”在红楼中的妙用。

目前对“正邪两赋论”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直接将“正邪两赋论”当成既定的理论来使用，以“正邪两赋”为视角来分析红楼是如何刻画人物、推进叙事、表达主旨的。甚至有的学者还会将“正邪两赋论”抽离出书本，作为一个独立的理论来解读其他作品及话题。

第二类，旨在厘清“正邪两赋论”的思想渊源。如周汝昌先生指出，“正邪两赋论”的核心观点中，所谓“先天品类不齐”和“命定论”，源自朱熹及吕坤。

第三类，重在探索“正邪两赋论”的哲学内涵及其所反映的红楼思想主旨。例如，周汝昌先生虽然认为“正邪两赋论”源自朱熹和吕坤，但其不同之处，在于曹公强调了“世界是由矛盾着的两个方面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在笔者看来，“正邪两赋论”至少包含了以下四层含义：1.人皆秉气而生；2.天地之气有正有邪，故人有善有恶；3.天下之人有秉正气而生者，有秉邪气而生者，有秉“正邪两赋”之气而生者。4.正邪二气乃是先天内在因素，决定人的还有外部环境因素（一如基因型与表现型），如公侯富贵之家、诗书清贫之族、薄祚寒门之类。

“人皆秉气而生”的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渊源久矣。老子提出的宇宙生成模式：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虽未直接指明“一”“二”“三”即是气，但却已经明确了“道”产生“万物”的过程是有所凭借的，而从中医哲学里，我们却能找到明确的答案：

天地合气，命之曰人。

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汉代以后的学者倾向于将“一”解释为“元气”，将“二”理解为“阴阳二气”，将“三”理解为“阴阳和气”的原因。

两汉时期，气化学说进一步稳定成熟，不仅“元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得到了普遍承认与运用，气化生成万物的过程也得到了详细说明。

至两宋，张载“太虚即气”的提出，赋予了气本体的地位。二程、朱熹的“理气说”虽以理为本，却认为理并不能离开气而单独存在，天地万物同样由气构成。

明清两朝，则承袭张载，强调理气为一，认为理只是气的属性，气才是更本原、更本质的存在。

简言之，除去佛家自有理论体系外，中国哲学史上儒、道两家各个时期的学者，虽对气、性、灵的关系各有所抒，但对“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皆由气化生”这一观点，却是普遍认可的。

回到小说中，“正邪两赋论”的提出是有针对性的——雨村针对的是贾政及冷子兴对宝玉“酒色之徒”的评价。

贾政因抓周时宝玉“只把些脂粉钗环取来”便将其判定为“将来酒色之徒耳”。冷子兴在贾政的基础上，因“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的“好笑”言论，而认为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

值得玩味的是，贾政与冷子兴二人身份不同，地位不同，与宝玉的亲疏不同，对宝玉的评价却出奇的一致。而雨村这样一个热心世路、志在功名且被宝玉厌恶的人物，却反而抛出如此一段“大道理”来替宝玉正名，俨然可为宝玉之知音。

细剖贾、冷二人立场，政老爹对宝玉作出“酒色之徒”的评价，既不是基于宝玉有“酒色之徒”的行为事实，也不是宝玉有想当“酒色之徒”的心思，仅仅只为周岁时抓了些“脂粉钗环”——他的这一评价，和宝玉本身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在“抓周能预测志向”这一既定习俗和贾政自身价值取向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抓周作为既定习俗，其内容与意义，是由前人制定或约定俗成的，不仅与宝玉没有直接关系，与贾政也没有直接关系。在这个行为中，贾政和宝玉都只是被动的参与者。

不过，对已经形成并陈列在生活习俗中的价值预设，贾政是认可且服从的。宝玉抓到“脂粉钗环”之后，他并未质疑和反思这个预设从何而来，逻辑是否合理，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每件东西代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由谁制定，是否真能决定一个人的性情与前途命运，而是直接否定了宝玉。

加上“自幼酷爱读书”，且被长辈们寄以“原欲以科甲出身”的经历，以及诗书簪缨之族中兴家业的殷切期望，可能会使政老爹无论从现实利益层面，还是从价值取向层面，对儒家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都是认可的。

这种认可，不一定会让他对儒家礼仪、伦理及道德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但却可能导致他对社会既定习俗、规则、礼仪以及伦理、观念和道德更加认可。

冷子兴（冷眼旁观者）对宝玉的评价，除了抓周时的表现，更因为这句话：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

这种亲近女儿的言论，让他认为宝玉“将来色鬼无疑了”。和贾政直接经历甚至参与了宝玉的抓周行为及具体生活不一样，冷子兴对宝玉的了解，几乎完全依赖各方传言（坊间传言、周瑞家女婿身份等）。冷子兴没有意愿、也没有机会，像贾母一样去观察宝玉，知道宝玉并非为男女之事而亲近女儿们，所以，并不真正理解宝玉为什么有如此言论。

当然，这些故事、言论的真实性以及实际意义并不重要，他只需要有这样一则“好笑”的新闻来下酒便可。

不管在小说中，还是在生活中，冷子兴们的存在，大大加剧了既定习俗、规则以及道德对人的影响。可以说，冷子兴对宝玉的评价，其实只是对贾政之评价的放大与发酵。贾政的评价或许是个人的，但冷子兴却有无数个。无数的“冷子兴”们会导致对宝玉“酒色之徒”的评价，从个人观点变成社会舆论——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正名”的必要。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贾政的言行表现都是一个儒者形象，但究竟是什么层面的儒者，却是值得思考的。针对贾政之论为宝玉正名的雨村，同样以儒生形象出现在小说中。更有甚者，雨村不仅贪酷钻营，更是宝玉极厌恶之人，他对宝玉的“正名”如何能成立，同样值得思考玩味。

儒家学说强调礼乐秩序、伦理道德，不仅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法则，对为什么要建立，以及应该建立怎样的秩序、伦理、道德等问题，皆有深入全面的思考。

就“正邪两赋论”涉及的人性论而言，不管是孔子的以“仁”入“礼”，孟子对性善的倡扬，汉儒基于对宇宙、人性的双重理解而建立的国家道德秩序，还是宋明诸儒从形而上的角度阐明心性、道德之本质，都在强调，正是因为人情、人心的内在要求，才需要礼乐、伦理与道德。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相比于外在的秩序，儒家更强调个人的内在修养。唯有真正从人情、人心出发，才能够真正理解礼乐、伦理等秩序的内涵，也才能够真正建立起合乎本心、合乎天道的秩序。

在抓周这段故事中，贾政未反思这一习俗的内涵与意义，也未考量宝玉的真正言行与想法，仅以既定的习俗、规则为标准来评判贾宝玉，是固守规则、道德而不知规则、道德的真正内涵和作用是什么，是只知“经”而不知“权”。

雨村意识到了贾政评价的不妥，但并未直接指出问题所在，而是从更高的层面对宝玉进行了肯定，指出宝玉不仅不是“酒色之徒”，还是可以与“大仁者”“大恶者”相提并论的“正邪两赋”之人，是不同于“皆无大异”的“余者”。

正因为雨村是一个熟读儒家典籍，饱有才学，中过进士且深受贾政欣赏的儒者形象，其对宝玉的“正名”才更有效果，更有力量。

如果说，习惯于服从既定习俗、秩序、伦理及道德的贾政，是固守儒家圣贤的常言常行，并不擅长反思与权变的儒者形象，那么，自负才学、中过进士且深受贾政欣赏看重的雨村，则是一个极有学问，喜欢且擅长参究世事的权变之儒。

“酒色之徒”的评价，是基于儒家既定的习俗、秩序、伦理及道德标准做出的；“正邪两赋”之论从形而上的高度，从儒家宇宙论和人性论角度，来看待贾宝玉言行的本质，则是从根本处来对世间百态进行解释。

这一理论的抛出，不仅说明了基于对世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儒家在根本上对宝玉并无批评否定之义，更展示了宝玉“不合常情”的形象，究竟来自哪里。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正邪两赋论”，是为宝玉正名，同时也是为他自己正名。

在整个论述中，雨村并不在意善、恶的区别，关注得更多的是大善、大恶之人如何区别于普通人，强调的是“不近人情”的“正邪两赋”之人是如何不被庸人“驱制驾驭”——在他的意识中，“不平凡”才是最重要的。冷子兴正是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一点，才有“成则王侯败则贼”的感慨。对此，雨村坦然承认。

这篇宏论，同样为他的贪酷之弊、钻营攀附提供了理论依据——“正邪两赋”之人天生便有“不近人情”的一面，故无可指摘。也即是说，雨村并不是要对作为“经”的儒家道德法则作出具体解释，以应对社会及具体人事的变化，而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行为进行辩解。

在这种情况下，贾政固守成规、坚持儒家常理的可贵便体现出来了。此二人相互拉锯形成一对张力，而处在二者之间的，正是宝玉。

在贾政及众多“冷子兴”们眼中，宝玉处处不近人情，行事不仅不遵守既定规则，更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贾府子侄中，恰恰唯有宝玉是最有德行、最符合儒家道德期待的（此处仅限于末世中的贾家子侄，仅限于德行）：孝敬父母长辈，对朋友有信有义，行事守礼，对人对物极尽仁爱之心，虽极力反对“文死谏武死战”，却并不反对“忠”本身（不可否认，身处百年大族，宝玉确是“不肖子孙”）。

他不像贾政一样，只是习惯性遵守既定规则而行仁义、守礼节、践忠孝，而是从具体的人与具体的事出发，顺乎真情、发自真心而自然如此（此为性灵）；亦不像雨村，以宏篇大论的学问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反倒常常语出惊人，招致不必要的误解。

这正是因为他不以外在的规范为标准，也不关心自身的得失形象，而是以真正的道德本身为原则与动力。也惟其如此，宁荣二公之灵才将家族之望寄于宝玉。

概而论之，在雨村论“正邪两赋”这一情节中，不仅有着曹公对宇宙生成论、人性论等哲学基本问题深入且全面的理解，更通过贾政、雨村和宝玉这三个人物的塑造及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同人物，分别会在什么程度和层次去理解和运用儒家学说，从而给儒家学说带来什么样的问题。

基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相比于讨论曹公对儒家是如何进行褒贬取舍的，红楼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在于，应该如何理解儒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