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家族有多厉害（上古大神伏羲竟然是山东枣庄人）

建新遗址为伏羲故里的学理依据

——兼论岗上遗址为燧皇故都商丘及邳国变迁

文/王密

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伏里村（1966年冬至2000年6月一度称作“建新村”）位于枣庄新城东北30里，因相传为伏羲故里而得名。

1981年文物普查时，在该村北侧的一片台地上发现了一处古人类生活遗存。1992年1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队对该处遗存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考古发掘，并将其命名为建新遗址。

2006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枣庄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建新遗址进行了再次考古发掘。从所在地层及出土文物来看，建新遗址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2013年5月，建新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笔者初步判断，建新遗址可能是目前我国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在地理位置上与传说中的伏羲出生地精确吻合的考古遗址，且在历史年代和文化面貌上与伏羲时代、伏羲文化相一致。

本文试以考古研究成果为主要依据，辅以史料为佐证，论述建新遗址为伏羲故里的可能性。

一

华夏是汉族的祖先。从血脉认同上看，可上溯到伏羲、女娲。根据古籍记载，历代帝王同出一脉，诸夏部族悉生东方。

近代以来，王国维云：“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自五帝以来，都邑之自东方而移于西方，盖自周始”。

其后，又有杨向奎、程德琪、吕思勉、王献唐、李继生等古史专家继承是说，皆认为华夏文明诞生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

与“海岱说”相对立的是“河洛说”。该学说发源于近代古史辨派的多元论，后经蒙文通、傅斯年、徐旭生等人的著述，逐渐过渡为河洛说。

至今，教育界仍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出版）一书构建的学说为基础，认为华夏民族的前身是居住在黄河中游河洛地区的“华夏集团”，与之对应的海岱地区居民则被称作“东夷集团”。

今天，随着多学科的共同研究，海岱说愈发显示其优势。罗骥、巩红玉论证出“汉语与东夷语直接有关”。

逄振镐论证出汉字的雏形甲骨文“其渊源则是来自东夷人的发明创造”。何幼琦、景以恩论证出华夏早期的地理中心“昆仑七水”、“大九州”、“四渎”等皆在海岱地区。

温玉春、王宁通过考古学和地名考证论证出华夏源于东夷，大汶口文化为三皇文化，海岱龙山文化为五帝及早夏文化，岳石文化为东夷文化。

分子人类学证实海岱地区先民的Y染色体单倍群类型主要为O2a1c-002611，体质人类学证实海岱地区先民属东亚人种古中原类型，二者皆可为海岱说提供支撑。

此外，从历代帝王（含三皇五帝及更早的古帝）皆封禅泰山，以及华夏文明崇敬东方，崇尚鼎、玉、龙、凤、龟、日等具有海岱地方色彩的器物和图腾上看，华夏文明也与史前时期的海岱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二

当前考古界的研究成果显示，史前时期，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和以华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两个并行发展、东西对峙的文明体系，不存在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可能。

海岱地区最早进入父系社会，文明程度高，连续性强，未有文化断层和大规模人口替代现象出现。

而河洛地区在进入父系时代以后，文明程度明显低于周边地区。由于同时受到东、南、北三个方向的生存压力，从而呈现出色调复杂、山河破碎的状态，不具备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基础条件。

有考古学者考证认为，被公认为华夏族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其对应的考古文化为二里头文化及更早的新砦文化。

新砦文化源于王湾三期文化或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又皆源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而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或称“颖水类型”）则被众多学者论证为太皞文化，太皞即伏羲。

属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的平粮台遗址和朱丘寺遗址，与古籍记载的太皞（伏羲）居地宛丘和羲城在地理位置上完全吻合，这在学界已形成广泛共识。

分布在皖北、豫东乃至豫中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无疑与更早形成的、分布在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类型有着渊源关系。

在汶泗流域，伏羲传说和遗址集中分布在南四湖东岸地区，不仅枣庄市有伏羲故里和女娲冢，而且微山县也有伏羲陵和女娲陵，邹城市则有女娲故里承匡山（今称凫山）。

据李万鹏先生统计，鲁南地区祭祀伏羲、女娲的庙宇有40多处，其文脉之深，可见一斑。

建新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及有关研究成果显示，其大汶口文化晚期地层年代为距今约5000-4500年（一说5300-4600年），分早、中、晚三期，遗物风格与周边地区一致但与泗上地区稍异；龙山文化遗址无地层。

与该遗址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相比，中间缺环较大，相隔时间较长，看不出龙山文化是直接从大汶口文化继承而发展的迹象，推测可能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居民之后，此地一段时间无人居住，龙山文化的居民才迁移过来，在此定居繁衍生息。

由此可见，最早居住在此的大汶口文化部落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代迁居他处。

经发掘，平粮台遗址的文化层堆积厚达6米，共有10层，分五期：第1层为第五期，属二里头文化一期；第2层至第6层为第四期，属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晚期；第7层至第9层为第三期，属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早期；第10层为第一期，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土层较薄，文化面貌与建新遗址中期有相似之处；城墙叠压在第10层上，被列为第二期。

平粮台古城的年代与平粮台遗址第二至第四期相当，从稍晚于城墙的H76出土木炭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4500±140年（树轮校正后）看，该城约建于距今4600-4500年前，与建新大汶口文化遗址结束的年代相当。

故可推测，伏羲可能在建新大汶口文化中期率部分族众由伏里徙居宛丘，后修筑城邑。卒后亦当葬于附近，至今尚存的淮阳太昊陵或即后人在其墓葬附近建立的纪念性陵冢。

三

1956年6月文物普查时，在滕州市陈岗村东北发现一处古人类生活遗存。1961年夏，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联合组成考古试掘小组，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并将其命名为岗上遗址。

岗上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其中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为区域性中心聚落，也是目前海岱地区发现的大汶口时期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极有可能是华夏先民最早的都邑——商丘。建新遗址位于岗上遗址东南43里，文化面貌与之相似，当为其二级聚落。

相传伏羲之母华胥氏生活于燧人时期。燧人氏是华夏民族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居于商丘。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仲康七年，“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

由此可以推断，商丘应位于邳国境内，或距其不远。邳国的始封君为奚仲。奚仲初居于薛，后迁至邳，两邑相距不远。

1994年，在薛国故城内的尤楼村东南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当即薛邑。商王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建蔇国（诸暨）。

位于山亭区西集镇的梁王城遗址（始于龙山文化时期），当即邳邑，商代先后为蔇、倪两国国都。如上述推断不误，则商丘（岗上遗址）位于邳邑（西集梁王城遗址）西北45里。

邳邑（西集梁王城遗址）位于薛邑（尤楼遗址）东45里，薛邑（尤楼遗址）位于商丘（岗上遗址）西南45里，三邑连线恰好形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商丘曾为夏后相和商侯的居地，这在《今本竹书纪年》中有明确记载：

“（帝相）元年，帝即位，居商……九年，相居于斟灌……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帝芒）三十三年，商侯子亥迁于殷”。

相传相土佐夏，任司马之职，专管征伐之事，曾在泰山下筑东都，其故里可能在相邑（今淮北市相城故城一带，传为帝颛顼所筑）。

建新遗址位于邳邑（西集梁王城遗址）西8里，其龙山文化时期居民很有可能是奚仲迁邳时从薛地迁徙而来。

寒浞代夏时，邳国被灭，建新遗址随之消亡。

商朝建立后，拜奚仲十二世孙仲虺为左相，复邳国。外壬元年，邳、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据邳州市戴庄镇人民政府公职人员解汝祥先生称，位于戴庄镇李圩村小学后的一座古墓曾出土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戈，其铭文为“丕邑古于”。

因位于李圩村西的梁王城遗址曾为春秋时期徐国的国都，故可推测，彭伯克邳后，邳国遗民迁居于此。

周穆王三十五年，楚伐徐，徐偃王退走武原东山（今邳州市戴庄镇依宿山）下，百姓随之者数万。周穆王复封徐偃王之子宝宗为徐子，定都于邳邑。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灭徐。

商王武丁时期，仲虺的后裔祖己为王师。武丁四十三年，祖己帅王师灭大彭、诸暨，重建薛国。商末，“祖己七世孙成，徙国于挚，更号挚国”（《世本·氏姓篇》）。挚国故城位于今河南省平舆县古槐镇西塔寺村一带。

周初，“周武王封任姓后裔畛，复于薛国，爵为侯”。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齐国称霸，灭遂伐宋，“薛侯不从，黜为伯”（《通志·氏族略》）。齐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薛伯夷卒。

齐国趁机占领薛邑，谥薛伯夷为薛惠公。薛迁都邳邑，更名邳国。1954年，在今台儿庄区境内的伊家河工地上出土邳伯罍两件，其铭文有“不白”等字样，经鉴定属战国初期作品，当即这一时期的邳国遗物。

梁惠成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邳迁于薛”（《水经·泗水注》引《竹书纪年》）。邳国当在该年被齐所灭，其遗民迁回薛地，史称“上邳”。汉代一度在上邳故地置上邳侯国，其位置在今微山县欢城镇一带，东距薛国故城仅有15里。

1985年4月被公布为济宁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欢城遗址（春秋至汉代）当即上邳故城。

《新唐书·宰相世系》谓：“薛国灭于愍侯洪。洪奔楚，邳侯之子公子登仕楚为沛公。后登不仕，隐于博徒，以国为姓，谓薛公”，记载了邳亡后其王族流亡的情况。

与“上邳”对应的是“下邳”。据《邳州志》、《邳县志》等方志记载：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年），“宋襄公伐齐，于下邳筑城邑”。

周赧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0年），“宋康王偃旅居下邳，筑青陵台”。下邳位于今睢宁县古邳镇城里村，可能是商代邳国遗民另一支遗民的居地，周代先后并入宋、齐、楚等国版图。

齐威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35年），封其相邹忌为成侯，居下邳。《史记·楚世家》载，楚顷襄王十八年（公元前281年），有人向顷襄王献扩境之说，称：“故秦、魏、燕、赵者，鶀雁也；齐、鲁、韩、卫者，青首也；驺、费、郯、邳者，罗鸢也。外其余则不足射者”。文中所称之“邳”，当指下邳。

秦至元，置下邳县，凡1486年。

四

在建新遗址所在的伏里村一带盛传伏羲、女娲传说。

这里有教人抟土做陶撒豆成兵的红土岗、黄泥汪，有教人织网逮鱼的古龙沟，有教人种桑养蚕的桑行子，有教人偿百草治百病的大九峪、小九峪，有伏羲、女娲滚磨成亲的磨脐里、拉尾巴山。

伏山（今称龟山）北山头有伏羲祠，又称仁祖庙，始建于唐大足二年（702年），今石碑、庙址尚存。此外，伏里东北还有马鞍山，其西南山坡上有一方“天地石”，其图案传为伏羲所刻。

无独有偶，枣庄新城东南的刺天峰（今属峄城区阴平镇）和圣土山（今属薛城区周营镇）分别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处和抟土造人处，金陵山（今属峄城区阴平镇）古时还有女娲冢，皇母山（今属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也被《峄县志》记载为女娲遗址。

女娲与伏羲两族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两者同在枣庄中部方圆百里之地留下了丰富的传说故事和历史遗址，表明这里极有可能是华夏人文祖先曾经生息繁衍过的故土家园。

此外，伏羲又号“太昊氏”、“黄熊氏”，从称谓上看，应与少昊氏、有熊氏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少昊为嬴姓远祖，建都于穷桑（今属曲阜市），其后裔多居住于汶泗流域。

有熊氏即黄帝，为少昊之子（详见笔者论文《黄帝父族略考》），生于寿丘（今属曲阜市，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遗存），邑于涿鹿（今属徐州市，疑即下圆墩遗址），陵曰黄丘（今称土山，属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任姓铸国为其嫡系后裔，皆处汶泗流域。

由此可见，伏羲部族源于泗水流域有着极大的可能性，位于山亭区伏里村或为名副其实的伏羲故里。

参考文献：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第451－452页，《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6月

杨向奎：《夏民族起源于东方考》，《禹贡》七卷六、七期合刊，1937年

程德琦：《夏为东夷说》，《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齐鲁书社，1985年

李继生：《三皇五帝及三代之祖探源》，《泰山研究》第十二辑，2009年

蒙文通：《古史甄微》第256页，《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巴蜀书社，1999年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转引杨向奎《评傅孟真的<夷夏东西说>》（载《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罗骥、巩红玉：《论汉族主体源于东夷》，《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逄振镐：《从图像文字到甲骨文——史前东夷文字史略》，《中原文物》2002年第2期

何幼琦：《海经》新探，《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

景以恩：《华夏神话传说源于山东考》，《民间文化旅游杂志》1996年第1期

温玉春：《黄帝氏族起于山东考》，《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温玉春：《古九州方位在泰沂山系一带》，《岱宗学刊》2000年第1期

王宁：《夏国疆域新证》，《枣庄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魏继印：《论新砦文化的源流及性质》，《考古学报》2018年第1期

魏继印：《试析王湾三期文化的来源》，《考古》2017年第8期

杜金鹏：《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为太皞文化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2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枣庄市文化局：《枣庄建新——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

肖燕、春夏：《皖北、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与性质》，《华夏考古》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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