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澄清大刀记(大刀记是这样炼)

文|王有金

郭澄清大刀记(大刀记是这样炼)(1)

郭澄清

一九七一年春天,在山东省文化局任职的郭澄清亲自向省委书记请了假,放弃了济南的优越条件和生活环境,回到老家宁津县时集公社郭皋村创作他的三卷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大刀记》。

回到村后,他首先向村领导班子报了到,说明了回家创作的原由与愿望。其实省委和县委都给他安排了舒适的写作环境,但他坚持回故乡搞创作。他说老家是他的生养地。树有根,水有源,回到故乡接地气,思路清,干扰少。

他决意回故乡搞创作,绝不是轻率之举,而是经过好长时间的深思熟虑。他清楚地知道在农村的艰辛,生活条件差,将会遇到的冬寒夏热、家事缠身等问题。但他更知道大刀队是在农村形成的,梁永生是一个纯朴的农民孩子,而他领导的大刀队始终战斗在农村,生存在农村,发展于农村,成长壮大于农村。他在城市创作农村形成的大刀记题材,离开农村的现实生活,怎么能写出真实的、活生生的大刀队呢,怎么能把梁永生的高大形象写真、写实、写生动呢。

农村有田地,有树木,有庄稼,有与人相伴的生灵,有表述不尽的沟沟坎坎,水水洼洼,这些都是大刀队产生形成、生存发展的客观条件和自然环境。离开这些因素,不可能写出好的人物,好的题材。庄稼靠肥料,大树要有深土,离开农村的大环境、好条件去搞农村题材的创作,不就成了浮土地面种庄稼,浅土里面植大树了吗。

故乡人欢欣鼓舞,盼望郭澄清回乡创作能给老家带来生机,带来新气象,带来生活的新动力。

他找人修了四间小北屋,总计四十平方,单间十来平方,墙是土打的,断墙是旧砖磊的。所以人们都说:“澄清修房土打墙,没砖没瓦又没梁,胳膊粗的檩条不够长,睡觉头脚顶着墙"。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了三年的写作生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创作。

他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条件差,只求踏下身子,静下心来,搜集素材,快写多作,尽快把《大刀记》写好,让读者满意,叫组织满意,再现当年大刀队在梁永生带领下那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

他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到烈属李金贞老人家,请她讲述儿子郭德林战死在抗日前线的壮举,述说儿子的性格特点、精神境况。又到抗美援朝老战士郭书贞家走访,请他讲解抗美援朝的激情岁月和给彭德怀司令员当警卫的事情,以及护送祖国慰问团梅兰芳等人慰问演出和回国的经过。他还找退伍军人郭连技、老同学郭书森的父亲郭连品,请郭连品讲述儿子郭书森十六岁从学校报名从军,从渤海军区直接西征,不远万里去新疆的艰难历程。这些,都作为写《大刀记》的情节素材。

他还专程找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八路阎成,请他讲解抗日战争的激情岁月、艰难历程。对了解到的情况,尤其是细节,他都细心静听,写入书中。

因为在那抗日峰火的年代,大刀队不能与日军正面冲突,只能东藏西击,夜出日归,出没于林间庄稼地,慢慢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郭澄清常常请村医郭治明陪同,去村北边的庄稼地,远看近瞅,高站望远,时而走走看看,时而站站立立,还常常两眼呆呆地望着庄稼陷入沉思,心中在想着什么,构思着什么。每到这时,郭治明就不与他说话,保持一定距离,不打扰他进入角色。

他早晨出去散步,都是到村北边的田地小路上,因为那里安静,有少量本村田地,大部分是北村寨子的,认识人少,便于创作构思。他平易近人,不摆架子,逢人说话。他知道自己回乡的主要任务是创作,把长篇小说《大刀记》写好,而又不能久拖下去,必须抓紧时间,尽快完成,精力太分散了,影响构思和创作效果,所以他转村北,少见人,保构思。

他写作的大部时间在夜间,因为夜深人静,少有干扰。他常常身边备些花生米、饼干、干馒头,身边放个暖水瓶,写到三更饿了往嘴里放几粒花生,吃几块饼干,用开水泡点干馒头,以缓解饥饿。

那些年,天气变幻无常,冬天冷的大地开裂,连院中盛水的瓮都冻成厚冰。他的小屋就更寒冷了,他脚踏厚棉鞋,上身穿着妻子刘宝莲做的棉衣,还时而后背上再搭上一床厚棉被,以保持身上的热量少散发。

夏天,屋内闷热,空气流动差,蚊子飞来咬去,他边写边与蚊子战斗,常常脸腿被咬,边抓边写,边打边写。

他有时遇到复杂的构思情节,就停下笔,坐在椅子上,头靠后墙静思,也有时时间长了进入睡眠状态。他的头与后墙长时间摩擦,竟出现了一个黑黑的、亮亮的圆球痕迹,故乡人说澄清头磨出一个亮月亮、小太阳。

他在故乡创作的那几年,说是回到老家安静,其实也没安静多少。晚上写到半夜三更,第二天想睡一下,结果又来了不少客人,有领导来看望的,有同事来慰问的,有学者学习请教的,有来求帮助指导的。他有求必应,从不冷落怠慢任何人。这样,白天几乎都是与客人会面、谈话、交流,根本没时间写作。所以文学界都说,当时的郭皋村一下成了文学圣地,全国热血青年蜂拥而至。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有的徒步行走,因那时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出租车。他们来到村后,有的求相见交谈交流,有的想把带来的作品叫郭澄清看一下,获得指点,更有的对郭澄清的短篇作品长期崇拜,愿意拜郭澄清为老师,来人不同,各有所求。有的村民形容说,澄清在写《大刀记》的那几年,家里屋外天天就像修房忙喜事似的,客来友去,热闹非凡。

他的妻子刘宝莲,简直成了招待员、接送员、传令兵,一天到晚不住脚,迎来送往,沏茶倒水,忙个不停。村中邻居们都说:“刘宝莲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像沙家滨中的阿庆嫂,成天忙来跑去的,没个站脚的时侯。”

郭澄清有时写到半夜三更,需到院子里吸口新鲜空气,伸伸腿脚,活动一下。刘宝莲赶紧起床,以为他饿了,要给他做点吃的,澄清说:“夜间你不用管我了,有馒头、饼干、花生,有壸开水就行了,你一天到晚也够累的,你跟我够辛苦的啦”。刘宝莲知道自己丈夫的心境和不易,他从来也没说过泄劲儿的话,只能推着小车往前走。

郭澄清大刀记(大刀记是这样炼)(2)

重病后仍在工作的郭澄清

郭澄清是带着病疾搞《大刀记》创作的。据村医回忆,当时郭澄清回村时,身上就有明显的三种病:陈旧性心梗、慢性肺病、阵发性阑尾炎。按当时的情况,他不应承担写《大刀记》这样重的任务,可他有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愿意用自己的笔,来反映梁永生从被压迫中走出来,进行反抗,投身革命,组建大刀队,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直至投奔延安,走向胜利的整个过程。

他这种构思早己形成,决心己定,不然他怎么能放下工作,离开省城,直接和省委书记请长假回老家搞创作呢。

郭澄清写《大刀记》的三年,生活十分艰苦,工资多年没调,家中人口又多,除了四个孩子需扶养上学外,还有父亲、两个老叔叔和一个婶子,他们都己七八十岁,也多病在身,吃药打针是常事,更需要生活保障。那时农村大集体的分配制度是人七劳三,老人们不能下地干活,挣不来工分,只能分固定的粮食、柴禾,年终分红没有,更谈不上积累,只能年年分粮年年光。

他常常对身边的郭书廷、郭德水说:“我是瘸老病瞎,十口之家呀”。可见他的难处、苦处是什么样子,真是心境难述,苦言难表。

他把尽有的工资用来支付一大家人的吃穿用,还要保障几位老人的吃穿用、疾病医治和儿子上学,还时常挤出钱来给村中的烈军属买药,买营养品,还要买烟、买茶用来招待客人。所以,他和刘宝莲一年到头很少添件衣服鞋袜,只能翻来覆去的轮换穿。在他身上,春夏不分、秋冬混穿的事是常有的。

郭澄清大刀记(大刀记是这样炼)(3)

郭澄清、刘宝莲夫妇

他和刘宝莲的日常穿戴,和普通村民的穿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一九七六年,他病后在德州住院,郭向杰带大女儿到医院看望他,并在医院门口与他合影留念。他和宝莲粗布鞋、粗布裤,上衣也是自家做的。这张照片郭向杰保存了四十多年,常常望照联想,叫孩子们好好向这个纯朴的家乡大爷学习,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本色。

在郭澄清身上,谈不上什么享受,他的全部精力,整个身心,都用在了创作写作与为人上,他丝毫没有自己,他除了对老人的孝敬关照外,对自己的妻子、孩子也根本顾不上。孩子们都是散养的,自我成长的。但他永远是长辈的孝道孩子,厚道的为人处事,正道的当官为民,从事他终生的创作生涯。

据他们孩子们说,他在老家写作的那几年,家几乎没有个家样,我们在外回到家,想跟父母坐下来说个话,啦啦家常都没有机会,只有过年初一吃顿饺子,算是了事,那种合合美美,团团圆圆的家庭生活,说说笑笑的美满氛围,只是一种愿望和想念,等到《大刀记》出版后,爸爸又成了残疾人,又带他到处看病治病。

郭澄清的四叔去世后,村民在给老人换衣服时,从他的旧衣里发现有一百多块钱,村民们清楚地知道,这是郭澄清和刘宝莲几年中给老人的零花钱,他们总怕老人缺着,断不了给个三元五块的,老人舍不得花,知道侄子侄媳生活节俭,所以留攒到一百多元。那个年代一百多元可不是个小数字,那是郭澄清刘宝莲两人合起来全月工资的总额啊。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收入每天只能用分和角计算。老村支书郭金忠交给我一个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他当年当支部书记时的工作记录,其中有一页是一九七九年年终给村干部、生产队长和专职人员的年终奖金分配情况。大队干部、生产队长年终全年奖三十元,副队长、会计、保管全年二十元,其它专职人员五元,电工郭万成三十元。郭澄清和刘宝莲几年中给四叔一百多元零花钱,他是多么的孝道啊。

老烈属家是他常去的地方,老退伍军人是他最关心的人员,谁家孩子老人有病他都牵挂在心,安排诊治。他还把乳名叫狗儿、生活不能自理的郭德林送进养老院,使其老有所养。

他在老家三年创作,年年关注村里的生产和村民生活,给村干提建议合并散块地,帮村里安电,买电视、拖拉机、化肥农药,帮助研究打深井、植树造林,并率先把自家的院落绿化了排排小树林。

他还关心学校建设、副业生产、两湾养殖。老支书郭金忠在回忆中写到:全村一千五百多亩地,块块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郭澄清在创作的征途上,坚韧不拔,力求完美,也确实获得了丰硕成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太不关心自己的身体,春夏秋冬,生活太没有规律了,以致于严重透支了自己的身体,最后导致半半身不遂,更增加了生命后十三年的痛苦。

郭治明是他的邻居,也是他多年的保健医生。据他回忆,有一次郭澄清感冒发烧,体温到了三十九度,在给他打针时,他一边欠着屁股,一边还在稿纸上写作,感动得治明流下了眼泪。

他喜欢抽烟,一颗接着一颗地抽,几乎根根相连,中间无断。这已成了他多年的习惯,也是为了创作提神。他爱喝浓茶,也是为了兴奋精神。

妻子刘宝莲小他六岁,是他的学生,而先于他去世一年,死于肺癌,终年才五十四岁,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他们长期吸烟或反复吸二手烟无关,当然这是后话。

郭澄清长期夜间写作,睡眠时间不足,白天与来人说话,耗费精力,精神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不休闲,不放松,所以文学界称郭澄清是保尔作家,父老乡亲说他是累死的,不是没有道理。文学界都说郭澄清不是在创作,而是在拼命。

他还有很多的烦心事,几个老人在跟前,老了事事又多,也叫他挂心。几个儿子都大了,又有工作,成家的大事需求,村干、邻里、村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有这样那样的事情找他,求他帮忙处理,有的也想借他的大名得盼望,沾个光,各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小主意。

那些文学爱好者、各级领导、学生、亲友、同事,都来关心探望,他又是个爱面子的人,不见不好,见又耽误写作,左右两难。浩然创作《艳阳天》时,是躲在宁静的北京八大处作家创作基地,而郭澄清回到了生养地老家,回来了又走不了,换不了,变不了。

社会各界都知道他回老家写《大刀记》了,盼望着的,等着的,盯着的,使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负担,天上众星望月亮。

文学界说他长篇不如短篇,长篇的前部好于后边,不无道理。他是在巨大的压力下写书,在黑白乱境中创作,在心中装满杂事的情况下去完成他的初心大作,没法静心,只有乱心,旧事没处理完,新事又来了一大堆。

他把面子看得非常重,村民和邻里提出的任何一件小事,他都得有个回复,有个交待,人哪有那么多精力呀。

他的父亲郭芝堂又有个老脾气,也时而对他指手画脚,更甚至训两句,发号施令。郭澄清又是个孝子,又不得不听老子的话,有时头都大了。

他和妻子刘宝莲有时也吵嘴,有不同意见和见解,别人都知道闹别扭了,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两人从不说,也不能说,更没法说。村事、乡事、家务事,事事不大,但都是难事,烦心事。

对于回到家乡写《大刀记》,是好是坏,利还是不利,只有刘宝莲知道,只有郭澄清自己明白。

知情的村民说,郭澄清回来写书,困难真比办法多,压力更比顺利大,他自己心中最有数。

我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五年两次从部队回家探亲,两次到他家,两次见到郭澄清,印象中他是在乱境中写书,整个家院就象天天忙事,如婚丧嫁娶,这环境怎么能写书呢,怎么能静心构思呢,心静思路广,乱境难出章,这是我当时的感触。

他的身体状况也差了,长期熬夜,吃饭不规律,哪能受得了,书写完了,人也累倒了,象长跑运动员,到终点了,人也站立不住了,一个道理,同样情况。

后来, 我给郭澄清上过三次坟,我总觉得他委托我说话,叫我写东西,说他在天堂很好,不那么累了,也不那么难了,郭皋站站,齐鲁看看,全国转转。

他的家族大都是长寿的,父亲和叔叔都活到八九十岁,而他只活到六十岁,比长辈们少活二三十年。生活条件好了,反而早亡。

郭澄清创作的《大刀记》一九七五年出版后,先后被拍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加工成连环画、评书等,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与称赞。实现了他的初心愿望。

县委县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与愿望,在宁津文化艺术中心专门设郭澄清大刀记纪念展室,供人们怀念敬仰。他的人格品德,他的精神境界,同他的作品一样,将永远留在世间,留在人们的心中,留在他的故乡郭皋村,成为鼓舞青年人,引领教育后辈人的生动教材与精神动力。

(本文于2017年11月24日完稿,2021年2月3日立春夜修定)

作者简介:王有金,德州银行退休干部。1969年参军。原籍山东宁津县时集镇郭皋村,与《大刀记》作者郭澄清为同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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