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贬愈红官争文正（愈贬愈红官争文正）

解读宋朝历史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官员，都被贬过，有些人还不止一次的被贬，比如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王安石等。令人想不通的是，这些人的名气，却随着一次次的被贬越来越大。

第一次因劝谏刘太后还政于帝，被贬河中府，担任小小的通判。临出京城时，同僚为其送行，赞扬他道：“此行极光”。

第二次被贬，是因为劝阻仁宗不要废掉郭皇后，惹怒龙颜。众官员结伴为他送行时，赞叹：“此行愈光”。

第三次，则是因为他向皇上呈现的《百官图》，剑指当朝宰相吕夷简，说他任人唯亲。结果因言获罪，落职饶州。官员士大夫为他送行时，盛赞“此行尤光”。

极光、愈光、尤光，三次被贬得到了士大夫们的“三光”盛誉，也使范仲淹誉满天下。

同样，欧阳修、苏轼也屡遭被贬，也是越贬人气越旺，越贬追随者越多。

不仅仅是在官场，在民间也是如此。例如对于被贬的苏轼，百姓扶老携幼，争相一睹苏大才子的风采：

旋抹红妆看使君，

三三五五棘篱门，

相挨踏破蒨罗裙。

为了看苏轼一眼，女子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由于想见他的人太多，自己的裙子被人踏破都顾不上留意。

人气是不是够旺啊！

自范仲淹去世谥“文正”之后，“文正”成了朝廷高官争相角逐的谥号。

其实，范仲淹之前，“文正”并非极美的谥号。象王旦、王曾等官职高过范仲淹者，死后皆谥“文贞”。由于范仲淹名气太大，在朝野中口碑极佳，所以他的“文正”谥号一时成了“无以复加”尊荣。

换句话说，如果范公当时被谥“文忠”，那么“文忠”又成了士大夫们追崇的谥号了。

夏竦与范仲淹同代，生前任过宰相、枢密使，封郑国公，地位高于范公。他死后，皇帝拟定谥他“文正”，被司马光所阻。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其位，为文人道德的极致”的观点，最后，夏竦只得到了“文庄”的谥号。

如此一来，众人更视“文正”为身后极美的尊谥，莫不挤破脑袋，来争这个死后的虚名。

可越是如此，皇帝越不舍得随意赏赐了。北宋共历九皇帝，能得到“文正”谥号的仅李昉、范仲淹、司马光、蔡卞等几个人，一朝尚不足一位。

• 到了明代，大学士（也是大文学家）李东阳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对前来看他的阁臣杨一清央求，死后能否请皇帝给自己谥“文正”，否则死不瞑目。杨一清向他表示，一定向皇上奏请，争取满足他的要求。垂死的李东阳竟在床上挣扎着向杨磕起头来，最终他如愿以偿了。终明一朝，得“文正”谥号的连同李东阳，只有五位。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个范仲淹倒下了，他身上的美名带起了一个众人争抢的“文正”。

我们都知道，宋代的文官工资高，待遇好，日子过的很滋润。所以，男人都把“金榜题名”做为自己的终极目标，大有”不得功名不罢休”之势。同时，“先立业，后成家”也是许多人的口号，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考中了进士，美女总会有的。

既然男人”选对了行”，那么女人当然要“嫁对郎”，当然挤破头也要做个官太太。这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奇葩的现象——榜下捉婿。

• 每次发榜时，各地达官贵人全家出动，带着“择婿车”，大清早便到金明池上路争相择婿，你争我夺，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之九”。

当然，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家居京城的达官占据优势，总能抢先得手。欧阳修登第时，马上就被翰林学士胥偃抢走。蔡卞登科后，也被捷足先登的王安石捉到门下，做了王家的女婿。范令孙刚刚走到榜前，就被宰相王旦的家人给“捉”走，成了王相公的乘龙快婿。

中第的人数毕竟有限，当年若抢不到，如何是好？

等！男人知道“不中功名不罢休”，那么女人也会“不捉佳婿不嫁人”！

所以又出现了另一个奇怪的群体——京城剩女。

今年没捉到，两年后再捉。两年后仍未捉到，继续等，只要能做上“官太太”，晚嫁几年又何妨！

另外，造成大龄剩女增多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过于丰厚的嫁妆。

例如神宗的弟弟赵颢，因为女儿的嫁妆，搞得他焦头烂额，竟向皇帝预支月俸，才凑够了巨额的陪嫁金额。同样，苏辙因为嫁女而卖掉了田宅，几乎令他倾家荡产。

嫁不起，就只有等等再说，一等再等，许多少女也就变成了“剩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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