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西斯主义到底是什么（法西斯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法西斯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贝托鲁奇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而拍了《同流者》。

1920至1940年代的极权统治与对外战争，是意大利历史上恒久的疮痍面目，它摧毁民族共荣的幻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当法西斯的时代殒落，势力一瞬翻盘，人人忙着追打战犯和刽子手，可曾有谁去理解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究竟是什么？若它是一具肉体，那么它终将死亡，但若是一种精神，那它可能被绞杀吗？

《同流者》是一部反思二十世纪意大利国家处境的电影，审慎且肃穆地问道：我们匡负着那样盲目的过去，如今，我们真又来到了清醒的未来？

我对欧洲的极权政治史所知有限，但汉纳.鄂兰提出的──集体之恶的平庸性，我以为亦适用电影中法西斯崛起、壮大的叙事。

男主角马歇洛欲加入法西斯时，与一名双眼全盲的成员在广播电台的录音室外洽谈，对方描述多数的人想加入他们皆是为了财富等私利，「但你不一样，你是为了其他东西。」这个「其他东西」在故事继续进行之后，观众会逐渐明白是「（被接纳为）群体的一份子」。

法西斯份子并不单纯是怀抱极端民族主义理想的人，他们或仅仅是贪婪、自私、傲慢、心胸狭窄的普通人，还有焦虑于受到排拒的同流者──他们非常平凡，喜爱定义「正常」，也许出身中产阶级，也许是某人心目中敬爱的父亲；他们拥有生而为人难免的那些缺陷，但藉由组织彼此、崇拜某个绝对的权力，他们得以藏匿内在的破败，将庸人之恶转化为集体的优越感，然后光明正大地去铲除、毁掉、消灭自己早就不乐见的许多事物。​

法西斯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通过《同流者》揭开其3种样貌。

当马歇洛使唤同伙杀掉母亲的车夫情人，他毫不犹豫甚而引以为傲的样子，是法西斯份子的第一种样貌：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掌握他者生命的特权。这份特权又不只是具体行为上的杀戮、囚禁、族群歧视，在另一部探讨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电影《食人族》中，便用一种戏谑且夸饰的手法指出，极权领导者的「杀人」亦包含着「禁止人民哀悼的权利」。幸存者的痛苦无法纾解，人作为人的尊严就这样被剥除与嘲弄。​

场景转换至法国，马歇洛接下暗杀教授的任务，他收下手枪（凶器）之后得意洋洋地摆姿势，扮演经验丰富的特务。然而，当事件变得复杂，马歇洛懦弱的性格便逐渐浮现，这是法西斯份子的第二种样貌：他们不敢亲手杀人。

必须教唆，必须转手再转手，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直面死亡之脸，那种最激烈的生存欲望。而对马歇洛来说，枪支也代表着童年创伤，他曾经死在那里，他永远不想回去。于是在森林谋杀现场，马歇洛从头到尾一动不动坐在车上，犹如听不见也看不见。他用这种最封闭的姿态，抵御被屠杀者（包括自身）的恐惧和绝望。​

而当马歇洛归属的法西斯覆灭后，他与曾经召他入组织的友人在街头碰面，到处都是高举着反墨索里尼大旗的胜利游行──到处都是仇视他们的人。

对法西斯份子而言，如此躲躲藏藏只能有一种结局：反法西斯者将识破他们，然后杀死他们；因为易地而处，法西斯就是这样对待反对他们的人。于是马歇洛再也无法承受「自己变为猎物/不正常者」的昔日恐慌，狂乱之间选择出卖身边的朋友，高喊「这里有个法西斯！」以换取加入「众人」的机会。这是法西斯份子的第三种样貌：背弃法西斯主义者的身份。

同流者马歇洛真正的信念并非法西斯，而是「成为理所当然那一方的一份子」，因此他注定背弃原先所属的群体，只为保障自身的安全；他亦将永远随波逐流，没有一处可以落定为他的人生。​

《同流者》藉由马歇洛此一角色，为法西斯主义者形塑多重、复合的样貌，邪恶萌生于不觉邪恶间，萌生于没有被选择的良善之心，而更加细密、纠缠、幽微。在万物哀戚的时代底，马歇洛生命经验中的残缺与不平，让他不曾学会如何安居处世，这是个体的悲剧，也造就历史的残局。

导演贝托鲁奇与摄影师维托里奥运用建筑学式的精密构图、意味深长的光影与色彩处理，创造锋利冰冷的秩序感，法西斯式的空间美学，人物如同棋子安置影框之中，落子不回手的操纵者是命运本身，属于集体，没有名字。​

当马歇洛决心犯罪──为组织，为己，为软弱，为惶惑──场景便忽然涌入牵手跳舞的人群，围成周密的圆圈，将马歇洛层层困于轴心，却束缚着他的手脚而无法随之起舞。此时，同流者身处众人的欢笑之中，他应已得到他所渴求的，我却看见他窒息般的脸容：那是最轻浮的晕眩，和最深沉的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