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抗日老兵（抗日大娘在村口遇汉奸）

作者：东旭

“于科长，糟了，前面像是有敌人！”小周指着前面大声喊道。

1942年初夏的一天，山东乐陵，八路军科长于志洪和警卫员小周外出开展工作，走到朱集镇的时候，和一队日伪军狭路相逢。

乐陵位于德州，是冀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抗日搞得有声有色，曾是冀鲁边根据地中枢机关所在地，有“小延安”的美誉。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冀鲁边区开始了疯狂的“扫荡”和蚕食。

敌人在各地大修碉堡，并且以据点、公路为骨干，强迫群众挖县、区界沟(封锁沟)，把各县、区分割成了若干个小块，把八路军困在里面。

然后再集中重兵，采用所谓“梳篦战术”、“铁壁合围”、“大拉网”、“牛刀子”、“剔块清剿”、“以游治游”等战术，在上述小块地域上反复“扫荡”。

日军妄图通过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外加“扫荡”、“蚕食”等手段，隔断游击区与根据地，抗日武装和老百姓的联系，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游击队消灭掉。

在严峻的形势下，冀鲁边区根据地出现了暂时困难，频繁与日伪军交战繁，干部战士伤亡较多。

仅1942年上半年，日军就发动“扫荡”战斗270余次，将我根据地分割游击区，冀鲁边区被恐怖气氛笼罩，抗日斗争进入低潮。

然而，边区抗日军民没有被日军嚣张气焰所吓倒，他们积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多种方式同敌人周旋，尽量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以困不死、打不散、压不垮的精神，战胜困难，扭转被动局面。

由于乐陵地区原来是边区中心，成为日军扫荡重点，他们在乐陵地区建立很多据点，不定时出去扫荡，所以于志洪和小周外出的时候非常警惕，但还是和这股日伪军遭遇。

日伪军当时有一个排的兵力，这天来到朱集镇，在一个拐弯处设卡盘查行人。

所以于科长和小周看见伪军的时候，双方相距不到50米。这时候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只要迅速拐弯，敌人也未必发觉。

小周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经验还是有点欠缺，他一紧张，说话声音大了一些，引起伪军的注意。设卡的伪军立刻高喊着“站住”，向他们扑来。

于科长和小周虽然穿着便衣，但是他们携带有枪支，肯定不能站住让敌人盘查，只能转身猛跑。

敌人一看，便明白了一切，他们一面高喊“抓八路”，一边疯狂地向他们追来，一边追还一边开枪，子弹“嗖嗖”从耳边飞过。

当时庄稼还没有长高，于科长和小周只能顺路向前跑。

日伪军仗着人多势众，在后面紧追不舍。

二人奔跑着，跑进附近一个村庄，拐进了一个胡同。

日伪军也跟着追了进去，追着追着人就没了。

敌人一看不对啊，这是一条死胡同，人哪里去了？

一个外号“大虎牙”的伪军眼尖，指着胡同尽头左边的一户人家说：“我看见了，他们就进了这个院子。”

日伪军一听来了精神，急忙上前推门，可是院门竟然是在里面插着的。

伪军抡起枪托开始砸门，只砸了两下，“咣当”一声，门板砸开了。

敌人破门而入，大声骂道：“大白天为什么关门？快把八路交出来！”

这时候，屋门一响从里面走出一个50多岁的大娘，她满脸堆笑说：“哎呀，大兄弟，大白天哪来的八路？到处都是皇军，八路敢来吗？”

大虎牙伪军说：“别给我装迷瞪，没有八路你大白天关门干啥？在屋里偷汉子吗？”

“大兄弟啊，这话可不能随便说，俺男人就在屋里呢，关门是因为俺胆小，俺老伴更是这样，一听见枪响就哆嗦、尿裤子。”大娘一脸惶恐地说。

这时候突然有人喊道：“八路在这，我抓到了！”

只见一个伪军从茅房里拖出一名汉子，往院子中央一丢。

日军军官又冲着50多岁的男人吼道：“你的，快快地说，叫什么名字，在八路那里担任什么职务？”

男子并不说话，浑身哆嗦。

日军一看大怒，向一旁的伪军使了个眼色。

伪军立刻抡起枪托，砸向男子。

“他不是八路，是我老伴！”大娘一见扑了过去，挡住敌人大声说。

这时候，男子“开口”了，他在那里咿咿呀呀，连“说”带比画，让敌人一脸蒙圈。

“巴嘎！”气急败坏的日军军官一脚将院里的水缸踹倒，水顿时流了满地！

接着，日伪军蜂拥而入闯进屋里，翻箱倒柜地搜，把屋子翻了个底朝天，一片狼藉，除了翻出一窝老鼠，没有任何收获。

大虎牙伪军恼羞成怒，气得对着大娘打了两巴掌，又一脚将老人家踹倒在地。

大爷见状，急忙起身，嘴里咿咿呀呀地带着哭腔，上前把大娘扶起来。

日军军官一挥手，日伪军又一窝蜂似的到另一个百姓家里去了。

这时候，大娘鸡窝里的母鸡“咯咯”叫起来，走在最后的一个日军一听两眼放光，他一个箭步跑向鸡窝里，顺手把一只刚下蛋，正在“表功”的老母鸡提溜起来，不顾它的扑棱叫唤，绑在刺刀上，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敌人离开大娘家之后，并没有离开村子，折腾到晌午才离开。

听到外面安静下来，大娘走到胡同口四处张望之后，确定日军撤走她才回到屋里，和老伴合力搬动水缸，下面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大妈冲着里面喊：“同志，挨千刀的日本人走了，快出来吧！”

原来，大娘家有个地道，听到枪声后，大娘到外面查看，看到于科长和小周之后将他们拉进屋里搬开水缸，让2人进入地道。

于志洪科长和小周钻出地洞，目睹眼前的一切非常难过：屋里屋外一片狼藉，大娘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常大爷走路也一瘸一拐，那是刚才被敌人打的。

“拖累二老了!”于志洪紧紧握住两位老人的手，心中满是愧疚。

小周也非常动情，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孩子，你这样说太见外了！”大娘说，“八路军把脑袋别在裤腰上跟日军干，为的啥，还不是为了乡亲们？”

于科长和小周哽咽着，异口同声地喊道：“谢谢大娘！”

大娘何许人也，为什么在家里挖地道，又为何人敢冒着生命危险救八路军？

常大娘原名叫刘香惠（一说刘相会），1891年出生，乐陵朱集镇刘玉亭村人，8岁的时候被当作童养媳嫁给了聋哑人常培仁。

常培仁祖上是当地土豪，曾广置田产，富甲一方；可是到了常培仁的爷爷这一辈，已经家道中落，就只剩下了三间半瓦房，全家靠种菜卖菜度日。

常培仁是家里的独子并且是个聋哑人，刘香惠一过门就不得不用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

刘香惠四方脸，裹小脚，穿着大襟袄，腰里面还别着根一尺多长的大旱烟袋。

由于常年劳作，她体格健壮，走路如风。

虽然她不识字，却非常明事理、有主见，在村民们中威信很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山东，乐陵也落入敌手，百姓水深火热。

1938年9月，萧华司令员率部来到乐陵，在这里开辟了冀鲁边区抗日根据地，打日本杀汉奸，赢得了当地人民的交口称赞。

常大娘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也知道谁好谁坏，知道八路军是为百姓打仗的，打心眼儿里拥护这支队伍。

不仅如此，她还动员自己四个儿子、两个女儿，相继加入革命队伍。

常大娘本人也不愿意当旁观者，也想为抗日做点事情，她除了打理家务外，有空闲的时候就为八路军站岗放哨、送情报。常大娘还帮助伤员做饭、洗衣服，对他们像亲儿子一样。

敌人开始扫荡后，乐陵的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因为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没有隐蔽的地方，我军一旦跟敌人遭遇就很难藏身，只能和敌人硬拼，伤亡很大。

即使是老乡愿意掩护，最后还是被敌人发现，也连累了乡亲。

常大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想来想去，想到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挖地道。

她说干就干，和丈夫开始动手挖地道。

为了不走漏风声，大娘和老伴还有儿媳都是在白天挖掘，晚上往外面运土。

经过一个多月夜以继日地劳作，地道终于完工。

常大娘家的地道长约60米，高1.2米，宽80厘米，里面有小洞有大洞，曲曲折折，可以容纳一百多人。

为了保证安全，地道有三个出口，一个在屋内水缸地下，一个在茅房，还有一个在墙外，与村外的排水沟相连。

墙外出口外面有杂草，外人很难发现，从这个洞口出去，顺着水沟可以转移到村外。

墙外的出口属于紧急通道，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会用。

在敌人疯狂扫荡的形势下，这条不起眼的地道，不仅掩护许多八路军战士，还救助过不少伤员。

干部袁宝贵负伤后，就住在大娘家康复，一直待了20天。

在此期间，大娘一天做七顿饭，唯恐他挨饿。

为了让他早日康复，大娘把家里的经济来源老母鸡都杀了。

在大娘的精心照顾下，袁宝贵康复了，他眼含热泪说：“从今以后你就是俺的亲娘！”

时间一长，战士们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时常大娘家的地道躲避，大娘的家也成为八路军战士的避风港。

为了叫起来方便，大家给常大娘的家起了个暗号“老槐树”，一说到“老槐树”去，大家都心照不宣。

其实大娘家却并没有老槐树，但是在战士心目中，大娘就是为大家遮风挡雨的大树。

后来，这里还成为冀鲁边区三地委和靖远县的机关驻地，里面不但有区委负责人办公室，还有会议室，粮食、枪支储备室等，俨然是一个抗日指挥中心。

为了保证子弟兵的安全，常大娘还跟八路军约定了暗号：在村口一座破庙的供桌下放纸条为号，村里如果有情况，哑巴常大爷就把一张白纸放到供桌牌位下；如果安全，就在牌位下面塞一张红纸条。

敌人对这里也产生过怀疑，也曾经搜查过，却一无所获。

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一天晚上，常大娘送养伤的靖远县独立营副营长张子斌离开的时候，被村里有个外号叫“贾钱儿”的汉奸发现了。

第二天一大早，“贾钱儿”走出家门打算外出到附近的据点报告。

常大娘悄悄跟在后面，到了村外她叫住了“贾钱儿”：“贾兄弟，上哪去？”

“贾钱儿”皮笑肉不笑地说：“到镇上看一个相好。”

常大娘拿出几块大洋，开门见山地说：“我也有个相好，昨晚到我家去了，还请你为我保密。”

“贾钱儿”没有伸手去接银圆，而是装模作样地说：“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你的钱我不收。”

难怪“贾钱儿”不拿钱，因为村里人都知道常大娘作风正派，不可能有相好，再说他昨晚明明看到是两个人，那肯定是八路军。

常大娘心说糟了，这小子平时很贪财，现在不动心，看来是诚心要去告密。

于是她赔笑说：“看来你是嫌钱少啊，我给你准备了有大礼，你晚上过来拿吧。”

“贾钱儿”一听果然动心，转身向村里走去。

后来的事不用说大家也猜得出来，常大娘和老伴把“贾钱儿”捆了起来，塞到了地道里。

几天后八路军来到，经过审问确定他是要去告密，加上他有前科，就果断将其处死。

由于常大娘心细如发，敌人硬是没有发现她家的地道。

就这样，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常大娘掩护了很多八路军干部战士，光是被大娘叫出名字的干部，就有60多个，其中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萧华司令员。

那天萧华正在村里给乡亲们做宣传，村子里传来一阵狗叫声，日军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开进了村。

村长立即带着萧华来到了常大娘家，当时地道还没有挖，常大娘二话不说把萧华摁在了晒枣的铺上。

而后，常大娘让自己的小儿子常树芬，藏在后院的院墙的枣树林中，让他等日军来的时候弄出点动静，引开日军。

日军和伪军果然来到，在院子里开始搜索，眼看就要走到萧华栖身的枣铺，常树芬一见，大声敲着喂鸡的盆，这是大娘跟儿子约定的暗号。

常树芬一听，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翻过墙头向村外跑去。

听到动静，敌人跑到后院一齐向枣树林追去，一边追一边开枪。

敌人走后，常大娘将萧华叫出：“没事了，萧司令。”

这时，枣林那边枪声不断，还伴随着敌人的吆喝声。

萧华担心地说：“也不知树芬兄弟能不能脱险？”

常大娘说：“你放心肖司令，树芬他从小就在枣树林里长大，熟悉地形，敌人不会找到他的。”

常树芬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对地形的熟悉，不但引开敌人还安然无恙。

话虽这么说，子弹不长眼，能舍得自己的儿子去救自己，让萧华非常感动，他激动地说：“谢谢大娘的救命之恩。”

常大娘说：“要说谢，我们应该谢谢八路军，谢谢肖司令，没有你们打日本人，我们早就家破人亡了。”

萧华将军一直记得这位伟大的母亲，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曾亲自去看望。

1975年，萧华重返乐陵，去看望常大娘，然而老人家已作古。

萧华在这位伟大母亲的坟前久久伫立，缓缓地抬起右手，庄严地敬礼。

鉴于大娘对抗日战争的巨大贡献，抗战胜利后，当地对她进行表彰，给她一笔钱，还奖给其一面锦旗，上书：“向在八年抗战中立下不朽功勋的革命妈妈常大娘致敬”。

大娘把大洋退回，对领导说：“我就是八路军，我还要加入组织，这些钱就当是党费吧。”

常大娘并不是说说而已，她一直把自己当成一名革命者，也一直在申请加入组织。

1972年10月，大娘的夙愿终于实现，81岁高龄的常大娘被批准加入组织，她在病榻上哽咽着说：“俺死也瞑目了！”

1974年，常大娘与世长辞，享年83岁。

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伟大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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