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礼崩乐坏的原动力（苟利国家生死以）

文/邢哲夫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爱国志士林则徐的这句诗，经过了许多人物的引用，已成为国人的常识。其实这句诗里，林则徐引用了一个典故。典故的主人公，就是春秋时郑国的大夫子产。

郑国虽然在郑庄公时代一度小霸，但由于幅员狭小，缺乏纵深和后劲，故在春秋中后期已沦落为三等小国。而与此同步的是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迅速兴起和扩张，他们将小小的郑国夹在中间，同时将其作为争夺的对象，郑国成了列强环伺的四战之地。春秋时期的几次大战争，如晋楚邲之战、鄢陵之战，都是由于争夺郑国产生。郑国作为弱国，只能朝晋暮楚，仓皇反复且两头受气。同时，国内的政治生态也是盘根错节，波诡云谲，内忧外患正如子产自己所说的“国小而逼，族大宠多”。作为弱国的宰相，子产从国家的生存出发，不得不开始了一系列改革。

连年的战争耗空了郑国的财政。面对巨大的赤字，子产只能通过增加百姓的赋税，并且向老百姓征发军用品来填补。春秋无义战，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于此可见。沉重的负担让人民喘不过气来，老百姓敢怒敢言，编出歌来诅咒这个“铁血宰相”：“他的父亲必横死在路上，他自己成了蝎子尾巴，还在国内发号施令，国家将往何处去？”一个叫子宽的同僚把这歌谣转达给子产，子产便慷慨陈词：“这有什么妨碍呢？如果有利于国家，那么生死都由他吧。我听说正道而行的人，不改变他的原则，所以能够成功。百姓不能放纵，法度不能更改。《诗经》说：‘在礼义上没有错，又何必怕别人说。’我不会改变。”（原文：“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为了自己的原则和国家的利益，子产只好“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了。

子产的这番陈词并没有获得同僚的理解和支持。子宽说：“子产这一支族人要先灭亡了吧？君子以不厚道制订法令，它的后果尚且是贪婪。如果以贪婪制定法令，后果将会怎么样……郑国必将在卫国之前灭亡，因为它临近大国而没有法度。政策不遵法度，而由自己的意志决定。百姓各有各的意志，又如何尊敬上位?”其实，记录这些故事的《左传》常常倒果为因。郑国的灭亡并不是由于子产的苛政（子产的施政理念是“宽猛相济”），相反，假如没有子产，郑国说不定灭亡得更早。为政以德，这固然是大道，但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也是必要的政治成熟。在子产为郑国立法铸刑书之际，晋国的叔向站在保守主义的角度反对立法，子产回信时的一句话道出了他的清醒和无奈：“侨（子产的名字公孙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子产也知道自己的政策并非千秋大计，只是治乱世用重典的紧急决断。这种担当确实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子产并不是一味风刀霜剑的酷吏，相反他十分尊重众意，十分善于听取意见，平衡关系。郑国一次发生了内乱，平息后，子孔制订盟书，制约百官。百官并不买账。子孔准备诛杀他们。子产阻止了他，并主张烧掉盟书。在劝阻中，子产有一句名言“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让子孔同意焚毁盟书。其实，大乱之后最重要的是休养生息，安抚众意，而不是血腥清洗。郑国还有一次内乱，是流亡的前大夫伯有发动的，伯有最终被政敌子驷杀死，不偏不倚的子产祭奠了伯有，有人评价说：“这人对死者尚且有礼，何况生者。”伯有的政敌也不得不服。伯有死后的一段时间郑国闹鬼，子产认为这是因为人死为魄，伯有生前强势，所以他的魂魄也强大。于是封伯有的儿子良止为大夫，闹鬼才平复下来。其实子产也知道没有鬼神（他的唯物主义名言“天道远，人道迩”，在有人预告灾祸时拒绝向神祈祷）。子产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平衡失败的一方。与其让伯有的儿子在仇恨中敌对，不如团结争取，化敌为友。

子产的另一个故事“不毁乡校”也被传为美谈美谈。郑国有人在乡校游玩，议论国政。有人认为应该把乡校毁掉。子产说：“为什么毁掉呢?人们劳动了一天到那里游玩议论。他们认为是好的，我们就推行它；他们所痛恨的，我们就改变它。这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毁掉呢?我只听说忠于职守实行善政，能减少怨恨，没有听说依靠权力能防止怨恨。靠权力当然可以制止议论?但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如把水稍稍放掉一点加以疏通，不如让我听到这些话而作为药石。”（原文：“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孔子听到这些话，说：“别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唐代韩愈也写了篇《子产不毁乡校颂》赞美子产的开明：“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呜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上文说到，子产的施政理念是“宽猛相济”。子产临终时向继承者大叔叮嘱：“我死以后，您必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能够用宽政使民众服从，其次没有比猛政更有效。比如烈火，民众望见就害怕它，所以很少被烧死的。水柔弱，民众亲近并和它嬉戏，就很多被淹死了，所以宽政难实践啊。”大叔执政后，不忍心过分严厉，而一味施行宽政。郑国因此盗贼滋生。大叔于是后悔了，说：“我早听从子产夫子的，就不会到此地步。”于是发兵捕盗，将他们全部杀死。孔子对此高度评价：“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有人问孔子，子产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惠人。”就是能惠及众人的人。对于法家色彩浓厚的子产，孔子从现实的高度予以了肯定而不拘于成见。这也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智慧眼光。

子产其实是春秋时期变法家的先驱，研究春秋的大家童书业先生也认为子产“有早期法家之风。”但是子产比起纯粹致力于富国强兵的法家来说，更富于人文精神，更尊重人心向背，也有意识地尽力减小大变革给人们带来的冲击。子产非常智慧地处理了国家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也非常高致地处理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人们或许已经忘却了他的功业，但他的那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却超越了语境，成为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在鸦片战争开启的近代开端，林则徐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壮句。这句话在历史中回响，也在新时代回响，给我们提供了不息的力量。

（作者典故里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