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屋开声歌新娘五更愁（愁屋开声歌新娘五更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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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现实生活中女性休息室、女性试衣间、女性美容院等专门为女性服务的场所，大家屡见不鲜，甚至有些地方的门口，还会在醒目位置贴上了“男性止步”的提示语。
为了女性的隐私，当今社会尽可能做到完善。但是你敢相信，在古代我国竟然还有一套女性专用文字吗？
它就是湖南江永的女书，是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关于它的传奇可谓是令人叹为观止。
湖南江永的瑶族女书，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女性专用文字，即便是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有一种说法，女书是“闺蜜学”的起源。古代时，女子因为社会地位不高，在种种压抑的环境下，她们结拜为姐妹，一边做工，一边用这种独特的性别文字唱读交流。
相传，王母娘娘的小女儿瑶姬用天书编写了女书，流传至人间。也有一种说法，一个农妇产下一个九斤重的女婴，把这女婴取名为九斤姑娘，她生性聪颖，创造了女书。
女书作品因为适用范围仅在女子中，所以更加符合女性特点，外形整齐美观，浑然天成，不光字体有女性的柔美，而且语言上更加优美，犹如一幅幅艺术品屹立不倒。
根据统计，现存的女书字数共计1100多个，虽然留存字数不多，但字体形态上却更加规整，整体呈现长菱形结构。
在长菱形中，右上角是为一个字地起笔，左下角为一个字地收笔。与当时市面上流传的书法不同，女书没有笔锋，主要以斜笔为主，笔画之间粗细均匀，无论字体大小如何，都必有一定弧度。
正是这固定的弧度，让每个字都给人一种飘然若仙之感，仿佛蒹葭旁的伊人。
也因女书字体基本统一，无法判断中途是否经历过变迁，所以女书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个谜团。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女书的艺术性无法忽略。
根据现有资料推断出来，女书的写作者多是一批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她们生活条件艰苦，在写作时没有专门的桌椅笔墨。
于是，在田间地头，她们经常把纸放在膝盖上写作，在膝盖上写字很容易倾斜，这就成了女书的一大特色。
不光如此，这些女人家里连毛笔都找不出来，她们只能用棍子沾着炉灰写字，显然就没有毛笔那么好的运笔，这也是女书字笔画之间没有粗细变化的原因。
女性的力量天然就比男性小，哪怕是天天外出干活的妇人也不例外，她们写出来的字相较于男性的字体，也更显得轻盈飘逸。
不光女书字体优美，它的语言也毫不逊色。
现存的女书文献虽然不多，但从为数不多的文献中能看出来，女书有固定的写作规范，采用诗歌式文体，多为七言，其中的音韵和节奏并不输后来的诗歌。
大部分的女书被当作妇女们辛苦劳作后的唱本，其中既有一人独唱的唱本，又有齐声高歌地唱本。无论是哪一种，读起来都朗朗上口，整齐划一。
女书与汉字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用途上。
汉字更注重实用功能，人们通过汉字来表达需求，交流思想感情等等。女书则在拥有汉字实用功能的基础上，更隐含了情感寄托和美好祝福等因素。
大部分女书作品都是图文并茂，在不影响交流的基础上，还能作为纪念品收藏。在整体布局上，女书搭配和主题内容相呼应的八角花图案，显得更加精致。
比如“三朝书”就是女子赠送给自己出嫁的结拜姐妹所用。
女子用布面作为封面封底，用彩色丝线绣上各种图案，再配上娟秀的女书，一副简单的文字，通过这么一包装，更显得惊艳绝伦。
女书起源于湖南江永一带，那里相对闭塞，犹如世外桃源一般，人们生活安居乐业，经常会有聚会活动。
因为当地甚少与外界联系，所以受外界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较轻，女性的生活比较松散。
在这里，未出嫁的女子可以相聚在某个女孩的家中，大家一起谈天说地，一起纺纱织布，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她们还有晚婚晚嫁的传统，道光《永明志》记载：“故有迟至三十而嫁者，此风桃川（今江永县西南桃水流域）大甚。”
正是因为姑娘们的社交多了，也出现了很多闺阁间的活动，这为女书的传播和创作提供了条件。
在这种环境下，女性之间比较盛行的活动首选“结老同”。
“结老同”就是指结拜姐妹，姑娘们因为交往越来越多，如果相处融洽，彼此心意相知，就会结拜为姐妹。结老同时最重要的就是互赠女书作品，用来表示相互之间的感情。
女子间的结拜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
在结拜之后，双方来往更加密切，甚至超过同胞姊妹，一方一旦出家，其余的姐妹就会赠送三朝书来作为纪念。
女子在出嫁的前几天，会邀请身边擅长唱歌的姑娘来家中以歌送嫁，这就叫坐歌堂。
女书作品《拜家堂》所唱：“壁上先，壁下神，请正公嬷拜家神，一拜家神无别事，二拜家神孙出乡。”
这就是用来叩拜祖先用的哭嫁歌。
坐歌堂要唱整整三天三夜，内容大体包括对父母的感谢，对自己结拜姊妹的思念，最后还有对婚后生活的担忧等等。
新娘子出嫁后，仪式也没有结束，新娘出嫁第三天要回门，俗称“三朝”日。
在这一天，新娘子的结拜姐妹要事先准备一份精美的三朝书，在这一天送给新娘子，并和她一同吟唱里面的内容。
这里的三朝书就不是姐妹间的私密书信了，而是所有亲朋好友都能随意翻看，内容相对比较官方，主要表达对新娘的祝福和思念。
三朝书一般都被出嫁女子当成传家宝一样珍藏起来，也是现存最多的女书种类。
在婚后，女子间的情谊也没有因此就断了，她们经常私下用女书撰写书信，表达自己的情感。
例如《河渊七姊妹》中：“故有迟至三十而嫁者，此风桃川（今江永县西南桃水流域）大甚。”
这里说的就是结老同习俗和姊妹情谊在女性一生中的重要意义。
不光婚嫁时用得到女书，在江永还有女儿节的习俗，年年在农历四月初八，无论是未婚的姑娘还是已婚的妇人，都约好姐妹，拿着精美菜肴，大家聚集到风景秀美之地野餐。
野餐之余，大家说说笑笑，吟唱女书，很多女书作品都是描写这一段生活。
三、女书促进了女性觉醒女书自从问世开始，就有浓重的性别烙印，它是男权社会下的产物。
在男尊女卑的阴影之下，很多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可即便如此，她们仍能创造出女性专用的女书，这也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
江永固然像个世外桃源一般，但它也不是完美的存在，未嫁的姑娘尚且能有自由，但已经嫁做人妇的自由就烟消云散了。
因此，姑娘们在出嫁之前对和自己相伴多年的父母姐妹十分留恋，对未来的婚姻生活无比恐惧。女书中的《新娘五更愁》就表现了一位新娘对未来生活的惆怅。
“一更愁，水浸门楼无住楼，我的住楼双淹水， 双双淹水泪双流……”
这些女子即便遇到了好公婆，所嫁良人，但也没有在闺阁时自由自在，尤其是在当时还是包办婚姻，女子婚后的一切命运都由丈夫控制，只能委身于后院孝顺公婆，养育子女。
婚后的生活经常压得这群女人抬不起头，女书就为这些女人提供了宣泄痛苦的渠道。
在《义年华自传》中：“丈夫出乡如书院，我在堂前奉双亲。三餐茶水多端正，孝顺父母尽我心。”
但婆婆依然“枉我暗中煮蛋吃”，“哪个神仙来证明”表达了作者的委屈和无望。
不光在这部作品，在另一部佚名作品中，女子表达了自己遇人不淑的绝望，她的丈夫整日就知道赌钱嫖娼，不光花光了家里的钱，还把她的嫁妆都卖光了。
在发现一分钱都没有时，对她大打出手，女书中提到：“打得我身无路走，悬梁自缢我愿当，上身打得骨头段，下身打得血淋淋。 ”
在女书中，作者通常用第一人称描述自己悲惨的婚后生活，宣泄自己的情感。
除此之外，女书中还改编了部分民间故事，故事中的女性形象经过改编，大多性格坚毅果敢独立自主。
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根据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改编的《祝英台》了，在书中，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围绕祝英台展开，梁山伯都沦落成配角，妥妥的一部大女主故事。
其实，这些女书既然皆是女子所写，这样的更改也是女子自我意识的觉醒，她们渴望拥有独立的人格，而不是别人的附属品。
她们通过女书来抒写自己渴望融入主流社会的心情。
不光民间故事，历史上很多重大事件也被她们用女书记载下来，诸如《太平天国过永明》等都是其中代表性作品。
其中所记载的是咸丰五年（1855 年）永明妇女们怨恨和仇视太平天国的升平天国镇南王朱洪英所部的真实情感。
在国家的大是大非面前，这些女子拥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做事爱憎分明。
在古代男权社会的压榨下，这群妇女抱团取暖，勇于创新，渴望在社会上拥有一席之地。
虽然当时的女性普遍没有接受过教育，文学水平也较弱，但能创造出那么多押韵的近似于诗句一般的女书，不得不让人敬佩。
四、女书的传播1931年出版的《湖南各县调查笔记》中就记载了女书这种文字，里面提到：
“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歌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文字者，余未之见。”
从这段记载来看，女书的神秘自古有之，其实不仅极少有男子认识女书，就连很多女子都无法完全认识。
曾经就出现过一对姊妹用女书写信，两人翻译出来却相差很大。又比如纸上明明写的是“待人以和为贵”，但却被认成了“大人以和为贵”。
正是因为女书有如此多的神秘之处，所以时至今日认识女书的人越来越少，保护女书文化已经刻不容缓，在今天的江永县的女书传人也少之又少。
为了让女书文化得到传承，它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已经开始向大众开放，不光女性可以学习，就连男子都可以学习。
在江永县的女书园小岛上，就有一座专门教授女书的学堂，喜欢的人都可以来到这里学习。
流传下来的女书虽然大多都是一首首小诗，但通过当地语言或唱出来，或念出来，声音婉转动听，令人无比享受。
女书中所记载的文字，是当地的土话，所以很多外地人学起来有些吃力。
每一个女书文字对应土话发音不同，即便是专门学习的人，单看一个字都无法知道它的意思，需要把它放在整段文字中，才能解释。
而且这些女书文字，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根本就不成韵律，只有翻译成当地土话时，才能韵脚整齐。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女书了，即便是在电影中，都已经能看到女书的存在。在电视剧《雪花秘扇》中，就曾出现过一对姊妹通过女书传递书信的情景。
流传下来的女书文献，不仅呈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还是瑶族女性独有的民风民俗的宣传载体，其文化价值具有多元化。
同时，女书还弥补了女性在历史书写中的缺位，这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湖南各县调查笔记》
《中国女书合集》
《江永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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