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翻译理论及代表人物 如何为翻译正辞

摘要：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对西学术语的译介不仅呈现出显著的道德情感化特征，而且对通过术语译介引进的新学语也形成截然对立的道德立场。西学术语译介因此一度被上升到文化安全的高度，促使清府通过国家机构规范译名以加强国家治理。从先秦名学来看，这种道德情感化现象的实质是术语翻译的正辞问题，对正辞的研究说明术语翻译对维护文化安全、国家治理和西学中国化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晚清；西学术语译介；道德情感化；先秦名学；正辞

引 言

术语学认为单义性是术语的根本特征，故术语翻译的对等就是以“单名单义”为基础的等价翻译，即只由一个等值的术语表示（单名），并且该术语只表示一个概念（单义）①（参见Pearson，1996；Temmerman，2000）。但是，影响术语翻译的因素是复杂的，这不过是一种理想的术语翻译观而已。晚清中国社会在西学术语译介过程中存在一种普遍的道德情感化现象，这不仅表现为术语翻译命名，其词义或褒或贬，而且表现为对西学概念的接受，其态度或迎或拒。此外，西学术语译介也为晚清中国社会输入了大量的新学语，当时知识界不仅将其道德情感化，还就其迎拒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先后有张之洞、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诸多知识分子参与，争论长达十余年。

关于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现象，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

（1）通过术语翻译的词义褒贬，发现译者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造成其翻译命名的道德情感化，比如熊月之（1999）、冯天瑜（2007）。

（2）通过西学术语译名在汉语中的运用，发现中国本土思潮导致西学概念在接受过程中被道德情感化，比如阿梅龙（2012）、谢弗（2012）。

（3）借鉴德国概念史研究法，揭示西学术语译名的道德情感演变与社会观念演变的关系，比如金观涛、刘青峰（2017）、方维规（2018）。

（4）针对晚清知识界对新学语入华的论争，研究知识界对新学语的复杂文化心理，比如冯天瑜（2004）、彭雷霆（2010）。

这些研究都倾向于借鉴概念史研究法，把中国近代术语的形成与近代思想史联系起来，聚焦语言与历史的互动。但是，相关成果偏重史学研究，对翻译和译者关注不够，故本文拟重点借鉴先秦名学，并结合现代术语学和译介学知识重点回答以下问题：晚清（1840-1911）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有何历史影响？从先秦名学来看其实质是什么？对西学中国化、术语翻译政策、中国特色的术语翻译学等有何启发？

一、正名与晚清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

对于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现象，从现代术语学中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而我国古代的“正名”思想中却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孔子生活在一个政治崩溃、道德沦丧的年代，故将正名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胡适，1999:42-43），并提出了正名与道德生活的格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② 孔子认为正名的前提是“正辞”，并阐明正辞之目的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③ 即道德伦理判断就隐含在措辞之中，正辞可以使人做到“有耻有格”（胡适，1999：70-71）。比如《春秋》中的“弑”与“杀”，所表述的事实相同，道德情感却完全不同，“弑君”和“弑父”为道德情感所不容。在正辞的基础上，儒家的尸子提出了名实关系说，强调名实学说对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辩，名定也。”还指出：“苟能正名，执一以静，令名目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④ 胡适（1999：200）认为名实说的根本原则是：名是是非贵贱的标准，可以在社会中引起或赏或罚、或趋或避的反应，正名就是要达到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的效果。比如，“不孝子”之名在道德情感上就暗含着“非”，而必然招来谴责。正名说揭示了名所蕴含的道德情感价值，进而揭示了名在道德教化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晚清中国社会对西学术语的译介过程也是西学概念在中国社会被不断正名的过程，所以西学术语翻译的命名，尤其是人文社科术语的译介普遍呈现出道德情感化倾向。无论是以“科学”译science，还是以“社会”译society，以“经济”译economy，金观涛和刘青峰（2010：20）发现这些译名在1900年前后之所以能为中国社会所接受，是因为儒家观念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而这些译名契合了儒家主张的道德情感，以至于形成一种意识形态，推进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事实上，被道德情感化的何止人文社科术语，自然科学术语的译介也不例外。20世纪之初，“力学”逐渐成为与mechanics对译的术语，翻译界还通过词缀化生成了一系列与“力”相关的术语，严复在《天演论》中用“吸力”翻译attraction；以“抵力”翻译resistance，以“爱力”翻译chemical affinity，这些术语主要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1898年，维新派唐才常（1980：146）发表“论热力”的文章，其目的是用“热力”启蒙中国民众：“热力速而涨者，其民必智，其国必新；热力大而神者，其民必仁，其国家必群。”在呼吁中国工农业机械化时，唐才常也运用了许多“力学”术语：“机器广，斯爱力绵；爱力绵，斯国力固”（同上：38-39）。正如阿梅龙（2012：232）所说，当时知识分子对力学极为重视，以至于知识界的家国之情也呈现出“力学化”趋势。可见，被道德情感化的“力学”在中国社会被正名，对“力学”的言说不仅超出了mechanics作为学科术语的概念，而且超出了汉语的“力学”的语素含义，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着中国社会工农业的发展，也渗透到哲学话语和国家政治领域。用先秦名学来解释，西学术语如果要为中国社会所接受，首先必须在译介过程中道德情感化使之正辞，然后才能在中国社会中正名，并在社会中流传和产生影响。

二、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与晚清文化危机

在晚清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西学在中国社会的译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中西、新旧思想观念之冲突。作为西方文化关键词，西学术语汉译包括从日本转译西学而来的汉字术语，在晚清以其强势入华，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学语。面对新学语的话语霸权，部分儒家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危机感，并将这种情绪上升到道德伦理层面，认为西学术语译介忽视了正辞问题。1906年，经学家刘师培（1906：239-240）发表了《论新名词输入与民德堕落之关系》，指责新学语是国民道德败坏的根源：

“

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堕遂有不可胜穷者也。……不如抵力压力之名词，乃今之学生者，习焉不察，于学校实行规则者，称为压力；于生徒破坏校规，抗辱师长者，称为抵力，而学界风潮日以多，守旧维新之新名词，为报章中之惯语。

与唐才常的态度截然相反，刘师培站在语言民族主义立场捍卫汉语的纯粹性。在唐才常的文章中，与“力”相关的术语可以开启民智、增强国力，而在刘师培的文章中“压力”、“抵力”等术语成为“护过饰非”的手段，甚至是“国粹日以亡”的根源。早在1897年，吏部主事叶德辉就批评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大量使用“异学之诐词，西文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麟比”，认为这种文风“日趋诡僻，不得谓之词章”（叶德辉，1970：255）。由此均可窥见当时国粹派知识分子对西学术语输入的文化危机感是何等强烈。

国粹派注意到西学话语霸权所带来的危机，却没有意识到新学语的进步意义，因为学术进步的重要表现就是术语的创新，国粹派所批评的力学术语，恰恰表明知识界通过词缀化手段创新了汉语术语，增强了汉语对近代科学概念的表达力。梁启超力陈创造新学语的紧迫性，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指出：“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梁启超，1989：57）。对于国粹派的术语观，1904年林乐知痛批其守旧立场：“今中国之人，以造字之权利，让之古圣先王，后人不许杜撰一字，亦不许自著一新名词，必稽诸陈旧之经典，方为雅驯”（林乐之，2012：605）。林乐知指出国粹派文人“一见新名词，即若芒刺之入眶”。他认为道德的进步与语言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夫在西国，不但人之道德学问事业日有进步也，即语言文字亦大得释放，而有进步之奇效”（同上：605）。1905年，王国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发表了类似观点：“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王国维，2020：370）。在西学术语译介过程中，由于学术立场的差异中国知识界的道德情感反应并不是一致的，在开明知识分子看来，新学语象征着学术思想的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契机，而在国粹派看来新学语是“非正名”，象征着道德堕落和文化危机。

三、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与晚清国家治理

新学语在各种文体中广为使用，清廷官员对此千年未有之文变可谓忧心忡忡。作为广译西学的倡导者，张之洞却在西学滔滔入华之际极力抵制新学语。1903年时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与张之洞制定了《学务纲要》，严禁“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达到“存国文”和“端士风”的目标，并批评外来术语“欠雅驯”，这些术语流行恐致“中国学术风教亦随之俱亡”。⑤ 国粹派坚持语文传统是道德伦理的表征，而道德伦理又是政治教化的根基。从先秦名学来看，国粹派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荀子说：“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是“圣王没”的表现，故胡适（1999：183-184）认为荀子的名学思想是国家通过“制名”使名具备道德正当性，做到“名正言顺”，然后通过政令法制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国家在术语管理上“奇辞起、名实乱”，忽视正辞必然导致道德伦理的是非不明，社会治理混乱。

作为晚清通晓学务第一人，张之洞意识到“名实乱”的原因是清政府对于术语译介的正辞重视不够，“名守慢”导致“奇辞起”。洋务派官员盛宣怀也持相同认识，1902年上书提出：“自古为政必正名”，他认为“印度以语言杂而致纷争，埃及以文字杂而致危殆”，并对清政府的“名守慢”表示了担忧：“近来私译，名字纷拿，官译为其所混淆，亦复不能自守”（盛宣怀，2000：286-287）。1908年，张之洞入主学部之后就审定了《物理学语汇》和《化学语汇》，并由学部图书局发行。预备立宪后，规范术语更是提上了国家治理的议程。1909年4月传教士明恩溥向学部提出“学堂宜讲道德及各科名词宜划一”的建议，得到了学部官员严修的肯定。1909年9月学部奏设编订名词馆，其初定名称是“正辞馆”。在先秦名学中，正辞的实质就是严正使用字辞，像法律一样寓字词以道德判断，实现社会和思想治理（胡适，1999：68）。但是，此名称过于显露其社会治理的本意，故后来作为学术机构定名为“编订名词馆”。⑥ 名词馆聘严复为总纂，其章程采纳了严复的意见，即“统一文典，昭示来兹”。

对于严复翻译措辞过于“雅驯”的问题，当代学界归纳为两大因素：一是桐城派的师承和影响，二是对日语译名的排斥（参见蒋骁华，2015；廖七一，2017）。但忽视了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严复与国粹派的语言观有内在的一致性，严复所强调的“雅驯”，求其尔雅，师法先秦文体，骎骎如晚周诸子，契合了张之洞所主张的“雅驯”，这也是严复被遴选为名词馆总纂的重要原因（彭雷霆，2010：100）。此外，在名词馆工作期间，严复与对新学语持迎受立场的王国维发生过多次辩论（王亮，2014：143-149）。比如，严复对logic的译名厘定，拒绝了王国维主张的日语译名“辨学”，也拒绝了其主张的“论理学”，因为“论理学”过于肤浅。梁启超批评严复措辞太务渊雅，但是严复认为其错不在译者，而在于读者，并坚持文辞是“载理想之羽翼”，目的是“达情感之音声”（严复，2020：302）。从先秦名学来看，严复旨在通过正辞实现翻译的道德情感功能，“达情感之音声”，所以其翻译主张暗合了张之洞“存国文、端士风”的主张。名词馆成立三年后便因清政府的解体而夭折，但这是清政府通过术语翻译审定实现“隐性国家控制的技术实践”（彭雷霆，2010：97），也是近代中国官方规范术语首次大规模尝试。

四、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与晚清社会思潮

作为正辞手段，术语翻译具备重要的道德教化作用，译者在西学术语译介及其道德情感化的过程中对术语不可避免地有所过滤、变形和选择，并为各种社会思潮提供话语资源。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可以说中国本土社会思潮与西学术语译名及其解读始终相互影响、相辅相成。英文术语right在晚清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译介，不但前后概念悬殊而且解读各异，各种政治思潮争相为其正辞，于是其翻译成为各种话语的斗争之场。甲午之前其翻译主要涉及“国权”，在道德伦理层面主要强调国家权利的正当性，比如丁韪良所译的《万国公法》（1864）中right的翻译：

“

1. 国使之权利，分为二种：或本于天性而不可犯，或本于常例而随可改者。（卷一）

2. 诸国之公法，不审战者理之曲直，助之之国攻敌，即可享交战之权利。（卷一）

3. 各国为己保护何等权利，亦可保护友国何等权利也。（卷二）

4. 各国之权利不得均平，有时理乎？（卷二）

洋务派翻译《万国公法》的主要目的是外争“国权”，而 right所涉及的个人权利并不能为其所正名，以至于丁韪良（1878：2-3）在译序中为right的翻译尤感不安：“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所应得之份。”傅兰雅主管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时，当时的译著没有把right翻译成“权”或“权利”，多数情况下是进行解释。比如江南制造总局1894年翻译的《各国交涉公法》，傅兰雅对right的正辞方法就是将其翻译为“分应所得”。时至1898年，张之洞在其《劝学篇》里坚持国家自主之权，并坚决反对译为个人自主之权，认为“今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甚至批评“译者解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也”，其理由是“惟国权能御敌国，民权断不能御敌国”（张之洞，1998：86-87）。1899年，改良主义思想家何启、胡礼垣撰文极力为个人自主之权正名，还以日本将liberty译为“自由”与“倡民权”的主张联系起来，与张之洞就国权与民权展开论辩。金观涛和刘青峰（2017：122）认为这场论争的双方都将right进行了道德情感化解读，只不过张之洞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的旧道德，而何启、胡礼垣将个人自主之权视为一种新道德，认为国权和民权是相互依存的。

英文right译介的道德情感化使“民权”作为正辞被不断正名，这不仅为维新思潮提供了其合法性的理论依据，也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话语资源。作为维新派的代表，梁启超从西学中找到国权和民权并不矛盾的依据，故在《清议报》中坚持“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梁启超，1899：1）。到1906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明确地提出“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甲午之后，中国社会对“权”的使用不再局限于西方法律文献的译著，而且使用者也趋向多元化，包括政府官员和知识精英，据统计在1897年至1900年之间，13，000多次使用中，“利权”占900多次；“民权”800多次；“权利”700多次；“权力”600多次；“主权”400多次；“国权”400多次；“自主之权”300多次；“君权”200多次（金观涛、刘青峰，2017：177）。这也表明right所涉及的个人自主权及其理念在中国社会被广泛接受。由此可见，随着中国本土社会思潮的变迁，对西学术语译介的概念也会有所变化，当然术语及其概念的译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说以“自由”译liberty、以“民主”译democracy、以“共和”译republic等，这些术语在近代中国的译介都存在着复杂的联系，而这些被道德情感化的术语构建了新的话语系统，在中国社会思潮的演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与晚清西学中国化

正辞说明术语译介既是语言问题，更是文化问题。晚清西学术语译介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西学中国化的过程，通过西学术语译介可以对晚清时期西学中国化得出某些启示。西学中国化不是西学概念的移植，不是照搬西方文化观念，中国知识界对于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做到有吸收、有排斥、有选择，才有所借鉴、有所超越。1903年，严复在翻译弥尔顿（John Mill）的On Liberty (1859) 时，其对西学术语汉译的正辞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

The subject of the essay is not the so-called “liberty of the will”, so unfortunately opposed to the misnamed doctrine of philosophical necessity; but civil, or social liberty: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power which can be legitimately exercised by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

译文：有心理之自繇，有群理之自繇，心理之自繇与前定对；群理之自繇与节制对。今此篇所论释，群理自繇也。盖国，合众民言之曰国人（函社会国家在内），举一民言之曰小己。今问国人范围小己，小己受制国人，以正道大法言之，彼此权力界限定于何所？⑦

严复对弥尔顿的自由思想进行了正辞式处理，当时西方思潮成为中国社会主流话语，以至于鲁迅在《文化偏至论》（1907）中批评：“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鲁迅，1993：44）。在西方民权和自由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严复首先是将书名On Liberty（今译《论自由》）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在弥尔顿自由思想中关于国家独立、经济自由的内容有利于国家独立富强，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自由主义”泛滥会造成法纪混乱和社会动荡，所以书名特别强调的“权界”：彼此权力界限定于何所？其次是将individual译为“小己”，与“国群”（nation）对应，从道德情感上确立先“国群”后“小己”，树立“苟利于国牺牲小己”的儒家精神。此外，对于liberty的翻译，为了与日本译名“自由”有所区别，严复将其译为“自繇”，还特别强调其界限：“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自繇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严复，2020：331-332）。严复对西学术语译介都寄予了深厚的儒家道德情感，如以“民德”译moral feeling、“清议”译public opinion、“民直”译right、“齐民”译fellow-citizens、“特操”译individuality等，黄克武（2000：140）认为这些中性词经过严复的翻译之后价值判断鲜明，都成为具有鲜明的儒家道德意蕴的语汇，并对西方自由主义展现了敏锐的批判精神，严复对术语翻译的正辞可谓用心良苦。

其次，西学术语译介也表明西学中国化绝不能脱离国情，不能罔顾中国学术传统去讨论如何借鉴西学，只有契合中国语文传统、为中国文化所认同的术语才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和扎根。成功的西学术语译名都注重挖掘本土学术资源，既有利于继承中国传统学术，也有利于中国传统学术近现代化。对于域外术语汉译，魏向清（2010：116-121）认为人文社科术语具有其特殊性，翻译应该立足民族化策略，不宜废除中国语文传统，也不能忽视文化传承。事实上，自然科学术语汉译也要重视民族化策略。比如，20世纪初英文术语mechanical engineering有“机器工学”和“机械工学”两种译名。无论是“机器”还是“机械”，张柏春（2000：40-45）通过史料考证发现译者在定名时都注重挖掘本土学术资源，以契合中国传统知识谱系。“机器”近可追溯到明末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远可追溯到宋代黄庭坚和崔公度的诗文。“机械”近可追溯到明代的《天工开物》和元代的《农书》，远可追溯到《淮南子》和《庄子》。晚清译者对科技术语的译介，虽不像人文社科术语那样寄予过多的道德情感，但是研究发现近代译者所厘定的很多科技术语译名都与儒家学说及其文化精神有复杂的联系，甚至成为当时的哲学和政治话语（参见谢弗，2012；聂馥玲，2013）。比如“以太”（ether）就构成了谭嗣同《仁学》的核心术语，成为其维新思想的理据。由此可见，无论是自然科学术语，还是人文社科术语，译者在命名时都不可避免地寄托其道德情感，域外术语汉译之所以要立足民族化立场是因为术语也是民族情怀的体现，从先秦名学来看，这也是术语翻译的正辞策略，应该为当今术语翻译理论和实践所借鉴。

结 语

对于晚清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现象，从先秦名学来看本质上就是术语翻译的正辞问题。先秦名学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力是毋庸置疑的，对中国特色的术语翻译学其借鉴价值不可低估，对相关论争也可以得出更为理性的认识。梁启超、王国维等开明知识分子主要关注语言的开放性和学术发展，而张之洞、严复等传统儒家士人更关注文化安全和文化传承。当代学术应该持发展和开放态度，但也不能将张之洞、严复等简单地贴上“守旧”的标签，其学术思想有很多可资借鉴之处：其一，术语翻译是在中西两种话语体系进行语言转换，事关文化安全和国家治理；其二，政府应该成立专门的术语管理机构，加强术语规范化尤其是翻译术语的规范化，这是国家实施道德教化和隐性治理的重要手段；其三，对于术语管理机构来说，在术语译介过程中不能忽视价值判断，应通过规范术语引领社会思潮。

传统术语学侧重术语翻译的等价性和客观性，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晚清西学术语译介的道德情感化现象说明了正辞的重要性：其一，不管是自然科学术语还是社会科学术语，西学术语汉译不是价值无涉的，术语译介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一定的道德情感价值；其二，西学术语汉译要注重对术语的概念成分和语义褒贬的选择，这是翻译之正辞的核心内容；其三，西学术语汉译应立足术语民族化策略，充分挖掘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和语汇；其四，西学术语汉译既涉及对西学的借鉴，也涉及对传统学术的继承，正辞可以达到既超越传统又超越西方的目标。对于术语翻译的正辞，“正”既可以作形容词解释，即选择道德情感正确的措辞；“正”也可作动词解释，即从道德情感上规范翻译的措辞。总的来说，对域外术语的汉译既要考虑借鉴国外，又要不忘传承，做到“外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弗失固有之血脉”。

注解：

①对于术语单名单义的要求，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其理论主要建立在术语标准化基础之上，并得到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商业组织的支持，其学者主要出自工程领域，不但主张产品标准化，而且强调术语标准化。随着术语学的发展，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故现代术语学称之为“科学派”。（参见Pearson，1996：15；Temmerman，2000：10）

②③参见孔子：《论语》，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第10页。

④汪继培辑《尸子》，参见胡适：《先秦名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9页。

⑤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1903年11月），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第205-208页。

⑥对于“正辞馆”的命名，彭雷霆（2010：101）认为正好暗合了清政府学部设立编订名词馆的本意，但是命名的目的过于显露，故在最后还是取名“编订名词馆”。1910年严复向学部提交的名词馆计划书，写的还是“具正辞馆节略于学部”。

⑦其原文和译文对照版，可参见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312页。

张景华

张景华：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学、中国近代翻译史。

注：本文原载于《中国翻译》2021年第5期，第42-48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以及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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