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和贾樟柯对比的题目（他们会成为下一个李安）

“你们不要急于变成大师”，宁浩作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新奖评委主席在论坛上对新导演提出建议，提醒新导演切忌操之过急。

宁浩

回望过去，一个导演要拍出他的第一部长片需要长时间的准备、积累和思考，比如张艺谋，为拍《红高粱》，他带着剧组在山东高密先种了一百亩高粱地;成为电影导演之前，李安在家里足足当了六年“煮夫”……

放眼当下，电影创投与新导演扶持计划遍地开花，如同电影学者戴锦华所形容，“每天都有新导演和新作品出现，中国电影的发展规模已是前所未来的奇迹。”

大概是从2015年开始，新导演面孔不断浮显：毕赣、张大磊带着他们的小众文艺片进入公众视野；忻钰坤、文牧野的处女长片模糊了艺术与商业的界限；韩延、郭帆等则创新突破国产类型片，在主流市场持续爆发……

韩延执导的《动物世界》与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海报

登场的优秀新生代导演没有高喊一致的美学主张，没有彻底反叛上一代的电影传统，相比第五代和第六代，他们有着决然不同的划分属性——不在电影工业和美学之间制造对立：有人能遵循市场院线的商业诉求，有人能保持强烈的个人风格，也也有人能游刃有余地在票房和口碑上实现双赢。

这是一个新导演“百花齐放”的时代。聚焦今年，一大批新导演的作品也持续在国内外耀眼绽放——

白雪的《过春天》与霍猛的《过昭关》是令人耳目一新的文艺佳片；章笛沙的《最好的我们》突破片方预期，夺取4亿票房；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在亮相国际电影节后即将面对国内市场的考验；顾晓刚的《春江水暖》和马楠的《活着，唱着》则是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华语新力量……

这些新生代导演的作品形塑着中国电影的样态，影响着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我们与这一批新导演聊了聊，回顾处女长片从无到有的历程，他们面对的挫折、困惑与来之不易的经历，为自己摸清了方向，也为那些或急切出头，或手足无措的新人导演们提供了梦想照进现实的指南。

永远的难题：钱

2017年，一份关于中国青年电影导演生存状态的调查报告显示，受访新导演在执导处女作时，40%导演的投资来自专业电影机构，22%来自于私人投资者，38%的导演是用自己的钱。

“41%受访者的处女作在一年之内筹集到资金，大部分作品要经历一至两年，甚至三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开拍”，筹资困境导致影片迟迟无法开拍的状况仍然是现在很多新导演面临的第一道障碍。

霍猛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是商业电影《我的“狐朋狗友”》，“快开拍的时候，投资方就撤了，但我已经筹备了几十万，当时特别纠结，是拍完呢还是散了？后来家里人帮我借钱，我也是每天晚上到处打电话凑钱，最后只能是勉强拍完了。”

霍猛

处女作的挫败让霍猛对电影前期准备有了更加全面清楚的认识和教训，学会控制成本，转变路线和方法，他用小成本制作和草班子团队去构建自己的第二部作品《过昭关》，获得诸多赞誉。

顾晓刚的《春江水暖》同样在项目启动和拍摄中途遇到严重的资金问题。

这部影片以导演家乡浙江富阳和个人家族故事为蓝本，以《富春山居图》为美学概念，描绘了一个普通三代家庭在四季更迭里的生活变迁与人情冷暖。

这是一个极具庞大野心的电影项目，《春江水暖》只是顾晓刚规划的长卷电影三部曲《千里江东图》中的卷一部分，卷二和卷三部分他也已经完成草稿大纲。

戛纳电影节红毯上的顾晓刚

为在片中真实呈现富春江畔的季节变化，2017年，顾晓刚选择在没有钱的情况下组织三十多人的小团队迅速开拍，“边拍边借钱，我们在片尾列了前期天使人，感谢那些没有任何私心借钱给我们的人。”

同时，他也通过贷款筹资，苦撑大半年，得以完成试拍片段。直到2018年4月，这个项目得到了宁浩、梅峰等人的青睐，获得北京国际电影节项目创投“特别大奖”，他也在这个平台找到投资方，工厂大门影业的制片人黄旭峰在项目贷款到期前一天，帮助解决所有负债问题。

资金解套，影片在今年年初杀青，5月入选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闭幕片，成为该单元创立以来首部获选闭幕片的中国电影。

张杨导演曾指出，新导演缺乏实际操作，对一个片子的周期、预算等问题没有概念，经验少，需要前辈指导。而专业的投资人、制片人以及监制正是为新导演保驾护航的关键角色。

团队成熟，投资人更放心

相比霍猛和顾晓刚，拉华加导演则步步为营，主打“安全牌”，他的电影《旺扎的雨靴》改编自才朗东主的短篇小说，这个儿童题材的故事是他在就读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年就相中的改编文本。

《旺扎的雨靴》剧本完成后入选广电总局剧本扶持计划，获得青年电影制片厂以及多家投资方的联合资金支持，“资金没有到位，我不敢开机”，拉华加坦言，“处女作找资金是最难的，因为投资方不知道你到底能拍出什么，有的投资方看故事不错，人不错就投了，但是过两天还得再商量一下，再等两三个月，你也没有脾气了。”

拉华加

在他看来，除了有好剧本，保障资金稳定安全的关键要素还要先拥有一个能被认可的团队，“比如监制、摄影师、美术师等，你的团队成熟，投资人肯定有兴趣，对你很放心，你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很有可能会拍出一个学生作业。”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导演来说，寻找团队需要强大的人脉和资源，获取的过程很艰难，坚持与机遇缺一不可。

《旺扎的雨靴》监制是著名导演万玛才旦，影片主创大多是万玛才旦的电影班底，摄影师吕松野、剪辑西多杰、美术设计旦增尼玛等都是《撞死了一只羊》的幕后成员，包括拉华加本人。

他在万玛才旦的牵引下，曾担任《塔洛》、《清水里的刀子》和《那年八岁》的执行导演，执行导演是与各个技术部门接触最多的职位，丰富的剧组经历让他积攒不少人脉。

“剧组不光是磨炼的地方，也是学习人际关系的地方，处理好你和拍摄团队的关系，他们就是你未来最好的搭档。”正是得益于拉华加所在团队的长期磨合与形成的默契，《旺扎的雨靴》拍摄进度非常高效，不到一个月时间顺利完成拍摄。

前辈带新人，成熟团队打磨新导演作品越来越成为行业内的培养模式，同样是北影毕业的白雪也是在这样的体系下完成处女长片《过春天》。

白雪

“制片人协调得非常好，想尽办法帮我们降低预算，帮我们省钱。内地和香港部门的制片人员专业素质都非常高，我第一天开机的时候，提前一小时就拍完了。”

白雪不仅有制片人的专业把关，还拥有一群经验丰富的幕后团队。

监制田壮壮是她的在校老师，田壮壮常说影视高校的功能不仅在教学，还要在学生毕业后为他们提供“售后服务”。什么是“售后服务”？比如，《过春天》的美术与造型指导张兆康和剪辑师马修·拉克劳就是田壮壮帮忙牵线搭桥的。

《过春天》的诸多幕后主创也是白雪的同学，包括摄影指导朴松日、声音指导冯彦铭、作曲高小阳等不胜枚举，“我们一起长大，这种情谊和对电影的审美认知都在一个比较高的和谐度，所以他们都没把这部电影当做一个工作或者活儿，而都当做自己的作品在做。”

白雪坦诚自己很幸福也是幸运，“这不是我个人才华的一个体现，我更多是在做判断，他们给我很多可能性。”

拍电影就像捧着沙子过河

对比中低成本的文艺片，新导演在负责大公司出品制作的商业类型片时，自主控制权与创作自由度相对受限，在稳定资金和专业团队的保障下，他们要面对的难关是如何平衡处理好片方需求与自我创作底线的问题。

陈飞宇、何蓝逗主演的《最好的我们》是青春文学IP改编电影，这也是章笛沙首部执导的剧情长片。此前，他已经拥有一份丰富的行业履历：《心花路放》的编剧、《疯狂的外星人》和《滚蛋吧，肿瘤君》的策划，早年他也有跟组经验，从场记一直做到执行导演。

章笛沙

在制片人黄斌的邀请下，章笛沙接下该项目。进组后，他在前期阶段做了很多准备，比如花费两个月在4万字的第一稿剧本上做删改，开机前也与演员一起围读剧本，他说，“我做导演心里很有底，因为我知道及格线在哪”，虽然整个项目期间，他的发挥空间不小，但在各个环节上也要面临一些必然存在的束缚。

宁浩导演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拍电影就像捧着沙子过河。你双手捧沙，穿过一条大河，沙子一直从指缝里漏，这是拦不住的。到了河对岸，手里还能剩下多少呢？谁也不好说，因为你决定不了它漏多少，速度有多快。你只能决定一件事，在你过河之前多捧点儿。

《最好的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就受到周期限制，只有一个半月时间，并且都是实景拍摄，现场收音效果不理想，到了后期，他还要面对砍戏的压力，“因为考虑排片，现在正片是106分钟，其实我们删了很多戏，如果完整讲下来应该在120分钟左右”，删减意味着要重新调整逻辑顺序，整体结构也会被打散。

影片最后删除盛淮南与洛枳的戏份，这恰恰是辅助余淮和耿耿情感线的重要支线，章笛沙坦言，“因为删减，现在呈现出来的版本没有那么完美，辅助性情感都缺失了。”

在这个项目中，他也想拍出更多具有自我风格，超出类型常规的部分，“但这毕竟是一个以大项目导向为核心的电影，所以出品方会跟我说要少冒险比较好。”

他介绍，现在片方有很多大数据的调研方式，从初剪开始，影片就反复做市场观众测试，通过观众的反馈数据修改剪辑。

章笛沙选择做出妥协、尊重数据，但同时他也认为自己守住了很多必须要保留的关键戏份。在他看来，《最好的我们》只是作为导演的一个开端，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拍出更多符合他理想的影片。

拍电影实质上就是创作者不断坚持与妥协的过程，拉华加导演也指出，“很多新导演会很固执，但作为导演不可能为了自己的表达不考虑出品方与投资方的意见，他们提出的建议还是有合理的考量。”

片方与新导演之间互相理解、磨合也会带来好结果。

电影《活着，唱着》是加拿大华裔青年导演马楠执导的第二部剧情长片，影片入围戛纳导演双周单元，紧接着在今年上海电影节上获得亚洲新人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女演员两项大奖。

马楠

项目最初是由监制邓婕和她的先生张国立以及出品人一同发起的，邓婕告诉我们，她在看完纪录片《民间戏班》后深受感动，于是决定把片中主角赵丽和她的民间川剧班的故事搬上大银幕。

川剧演员出身的她一开始想自己拍自己演，“后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接不了她们的地气，还是由原型出演，马导来导比较好。”

马楠在国外长大，即便有回国工作经历，还是有文化背景差异，与邓婕以及出品方之间也有年龄上的代沟，但正是这种“冲突”让出品方决定由马楠担任导演。

邓婕说，“开始我也不认为他能做，但他为了这部电影和剧团一起生活了好几个月” ，“他看到的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东西。”

作为监制，邓婕把手上所有的川剧资源和平台都提供给马楠，“他完全不懂川剧，所以需要我给他一个特别好的帮助。没有后顾之忧，他需要什么，他就能得到什么。”

两人一直有思维和理解上的差别，邓婕就曾在粗剪阶段对马楠提出质疑，但他们也在差异化的创作过程中寻得共通点，达到突破与创新。

马楠透露，影片的超现实结尾设计是他的创意，但他一直犹豫不决，最终是邓婕说服了他，“邓婕老师鼓励我，我当时一下子就感觉很OK”。

这些新导演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国内正在逐渐形成影视高校、扶持平台、投资主体等多方协作新人的电影生态环境。

同时，资金、团队、个人与片方的博弈......这些横亘在新导演眼前的障碍与鸿沟未来还是会继续存在，但同时，成功的经验也会带领他们继续前行。

霍猛的下一部电影制作体量将会变大；顾晓刚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初心完成《千里江东图》三部曲；拉华加的新片已经启动，在电影节的创投平台上寻求资金；章笛沙手上还有很多可以执导的剧本，等待时机的同时，他会加盟宁浩公司的一个硬科幻电影项目……

新生代导演的黄金时代来了吗？

借小说《悟空传》里的一句话：“在流转的光的阴影中，星图不断变幻，海水中矗起高山，草木几百代的荣枯，总有一片片的迎风挺立，酷似它们的祖先。”

毫无疑问，中国电影的新力量正在蓬勃积蓄，他们迎风挺立，闪耀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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