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相信孩子的人品（一件关于孩子清白的）

48岁的邹兴华长着一张不怒自威的脸，身材结实，腰杆笔直，神色刚毅，从头到脚都透露出一股军人特有的气质。

他当过14年兵，退役转业当刑警也有15年了，什么样“鸡毛蒜皮”的警都出过，但小孩划车这种事还是头一次碰到，之后还被媒体接二连三地报道，推上了热搜。

他完全没想到，一件小事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邹兴华（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10月7日下午两点，重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派出所接警称一辆奥迪车被划了。当天值班的邹兴华与同事几分钟后到达现场，见到了车主。车主称，10月5日深夜他把车停在车库后就没再开过，且此前并无划痕。

这是一个被老旧居民楼包围的露天停车场。他们查看了近两日30多个小时的车库监控，发现报警前一个小时，有一名身着灰色外套的男孩曾围着车转了一圈，其间还有触摸车辆的动作，看似漫不经心，不像是在划车。

但由于没有其他人接近此车，该男孩被锁定为划车的唯一嫌疑人。

事发当日车库的监控录像中，只有男孩一人靠近被划车辆。

下午5点多，刘韬带着儿子和父母刚从公园游玩回来，正打算去附近吃个火锅，就接到了车库管理员的电话。刘韬先过去看了监控。

刘韬回忆，当看到儿子伸手触摸车尾左侧时，警察问你们家孩子这是在干什么，刘韬知道儿子喜欢昆虫，“也干过一些蠢事”，便说可能是在逗车身上的一个苍蝇。

当时他不知道车上有多少处划痕，分别在哪些位置，远远俯拍的监控也看不清楚细节，心里有些疑惑，又不太确定。出来一看，前后左右共有8处划痕，有的还很深，感觉就更不对了。“我当时就说这个好像不是孩子划的，孩子的身高跟这些划痕不符合。”

刘宇轩今年10岁，身高约一米四。录像中，他围着车转时，手是揣在兜里的，没有明显的抬手动作，只在走到车后方时摸了车。

随后，刘宇轩和爷爷奶奶也到了现场，当时已有一些人在旁边议论。邹兴华低声问刘宇轩：“是不是你划的？”他说：“不是，绝对不是。”邹兴华又问，“你围着车转干什么？”他说我在捉苍蝇玩。

邹兴华拍下的其中一道划痕

邹兴华回忆，车主始终认为是小朋友划的，对方辩解之后，他还怀疑是不是小孩衣服拉链或什么尖锐物划到的。为此，他们专门查看了一下刘宇轩身上的东西。

后来被传到网上的执法记录仪录像中有一段，是刘宇轩站在奥迪车旁解释：“当时苍蝇在这里，我衣服散起的，我拉链也够不到那么高，我碰都没有碰到，我就是在逗那个苍蝇。”说这段话时，他的语速比平时快一些，显得有点急。

刘韬接着问儿子围着车转时有没有看到划痕，他迅速地答了一句：“没有。”刘韬似乎不甘心，又补了一句：“但是之后也没有人来了嘛。”儿子声音低了下来：“我不晓得……”

“我比较了解他，他是分不清。没注意，还是没有，你随口一说，可能对自己就很不利。”刘韬事后分析道。

刘宇轩的回答确实印证了车主的说法。在车主坚称此前没有划痕的前提下，他作为这30多个小时里唯一靠近过车的人，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

邹兴华心里也有疑惑，但没有证据，他不能乱说话，不然车主可能会不满，“说你偏向小孩那方，说你是熟人什么的”。

刚转业当警察那会儿，他有次出警处理一起关于皮鞋质量问题的买卖纠纷，因为没有经验，没处理好，结果被对方骂得“狗血淋头”，不得不请求同事支援。从那以后遇到这种双方矛盾又掰扯不清的事，他会格外谨慎。当天在现场，邹兴华一直保持沉默，没有表态。

现场有十几人围观，七嘴八舌，“大部分都以为是小孩划的”，有人建议刘韬回家再好好问一下孩子，“意思是他在这里是不会认的”，也有人说这是报复行为。

在现场的十几分钟里，刘宇轩感到惊慌、害怕，从一开始“急着争辩”，到后面越来越“不想再解释”。那短短的十几分钟，对他来说，“好像有一些漫长”。

刘韬也察觉到了孩子的压力，“大人你都说不清，别说让小孩来辩白了”，他想让孩子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叫父母先把孩子带走，他留下来与车主继续协商。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事真要是小孩干的，那也是我的责任，是我的教育失败，应该由我来面对。”刘韬说他主动协商，就是想把焦点从孩子有无嫌疑转移到划痕的处理上。

当时他自己也有点懵，只想着尽快把事情解决，把影响降到最低，回去再跟孩子慢慢聊。即便要训孩子，也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又是警察，又是陌生人，给点儿钱是小事，弄出心理问题就不可挽回了。”

刘韬与儿子刘宇轩

邹兴华看双方商量得差不多了，便叫他们先去吃饭，吃完再到派出所进一步调解。临走前，他叫车主回忆下之前的行车轨迹，看有没有其他录像，如果有，他就帮忙调看一下。后来车主告诉他，之前停车的地方没有监控。

刘韬没有去吃饭，警察和车主离开后，他独自留在车库问守门师傅情况。此时，在家休息的妻子也闻讯赶来，听完师傅的讲述仍“想不通”，她不相信是孩子干的。随后，又有两位刑警来到车库看监控，刘韬夫妇提出了质疑，两位警察没有说话，就走了。

后来到了派出所，邹兴华给车主推荐了一家比较便宜的修理厂，还帮忙讲了价。双方过去定损时，刘韬当场付了3500元的修理费。

晚上回到家里，刘韬把儿子叫到书房谈话，把下午的问题又问了一遍，希望他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讲出真相，但儿子始终说不是他干的。

“我也想套他话，我说就算是你干的也没关系，你说出来爸爸也原谅，这个事做错了，咱今后不做这个事，我一说到这，他就说不是他干的。我说有没有可能是你不小心划了，他说也有可能，过一会儿他又说不对，‘爸爸，不小心也不可能划8个’。”

刘韬了解儿子的脾性和胆量，“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绷不住，就要招”，但现在把他顾虑都打消了，他还是不认，说明就没有撒谎。

谈到这里，刘韬没办法再往下问，只能告诫儿子吸取教训，今后离别人的车或贵重物品远一点，免得惹麻烦。

刘宇轩印象中，那天晚上的谈话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他说他当时还是有些害怕，又有些后悔，“不应该跑车棚边绕”。

聊完后，刘韬心想，真不是孩子干的，那就想办法去证明。他突然想到自己的车与那辆奥迪只隔了几米，中午开出去的时候，也许有拍到什么。

事发当天，刘韬的行车记录仪截图，其中几秒，儿子从被划车辆的旁边走过。

第二天下午，他把行车记录仪取回来看，很遗憾，录像太短，且车辆反光，看不清楚。他给邹兴华打了个电话，先说了下昨晚跟孩子的谈话，然后讲了行车记录仪的事，希望能启发他们去调查。

令刘韬意外的是，邹警官说他正在看监控，打算看完后再通告双方。在他看来，事情过了一天，双方也已协商私了，对警方而言，这件“不用立案”的事算是了结了，没想到邹警官还在查。

晚上他又去了趟车库，想和守门师傅商量，调取事发前旁边一辆别克车的监控，未果。谈话间才得知，邹警官一大早就过来把监控调走了。

事实上，邹兴华心底的疑问一直没放下。前一天晚上回到派出所值班，他越想越不对，“睡觉都在想这个问题”，会不会不是小孩划的？如果不是，不就冤枉人家一辈子了？当时在现场，他就发现小孩不高兴了。

他想到自己小时候被冤枉的经历。他从小生长在农村，有时候他明明从自家地里背回来的蔬菜，别人非要说是偷了他家的，跟大人一讲，双方就要吵架，闹得很不愉快。

还有一次，他去打猪草喂猪，本意是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但那天舅舅来家里说外公去世了，母亲到处找不到他，以为他跑去哪儿玩了，等他回来后，母亲“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打了一顿。那种“藤条打在脑壳上”的感觉，他到现在还记得，“真的记一辈子”。

“我是对的，怎么能打我？（小孩子）你怎么讲得赢，大人他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他说起这件四十多年前发生的小事，仍有些不平。

“人都不能受委屈，不管是小时候还是成人以后。”如今他作为一个大人，不能冤枉小孩，作为一名警察，更不能冤枉好人，即便是在一件小事上。

这并不是邹兴华第一次在小案上费尽心思。

今年6月，一个小卖部老板被人“调包”讹走了100元现金，邹兴华通过车牌号查到讹钱者的电话，但一直联系不上。他找到对方的父母，父母说早不管他了。他又找到对方的妻子，妻子说早分了。调解陷入了僵局，朋友、同事甚至小卖部老板都劝他算了。

邹兴华没有“算了”，他加了对方妻子的微信，不停地沟通、讲道理，最后终于说通妻子帮丈夫还了这100元。有人问他为什么舍得在小案上投入，他说，为老百姓求个公平公义，哪有什么大小之分。

邹兴华在派出所查看监控

邹兴华决定查清此事。8日早上一交完班，他就去把30多个小时的录像拷了回来，此后只要所里没有紧急的事，不管上班时间还是休息时间，他都在看，花了两天半才全部看完。

他仔细比对小孩的手部动作和划痕位置，发现有划痕的地方小孩没有摸，小孩摸的地方也并没有划痕，由此判断不是小孩划的。

但光有判断还不够，还是要找到实实在在的证据，才能给车主一个交代。

于是，他又去问车主近日的行车轨迹，根据车主提供的详细信息连续追踪，最后在江北区某地下停车场入口处的监控录像中，发现10月5日下午他的车已有划痕。

车主事后解释说，自己几乎每天早出晚归，没有留意到车是何时被划的。“应该是4号的时候，在其他地方被划了。”邹兴华说，那个地方没有监控，所以无法进一步追查。

10月10日，刘韬在江北停车场的监控中心看到的监控画面，并拍照发给了邹兴华，邹随后到现场调看了监控视频。

8日那天邹警官说他还在调查后，刘韬没有立即告诉儿子，一是担心孩子情绪波动太大，二是担心警方查不出更多的证据，这个事情又可能不了了之。但当晚睡前聊天时，他像讲故事一样跟儿子说，爸爸今天去看了行车记录仪，或许可以洗脱你的嫌疑，“他说然后呢，我说没有啊，他还挺遗憾的。”

10日下午，邹兴华告诉刘韬，已经排除了小孩的嫌疑。刘韬很高兴，跟儿子讲了两遍，儿子似乎才反应过来，说了句“谢谢爸爸”，没有想象中那么兴奋。

当天晚上，他和孩子去拿快递，回家路上碰巧偶遇了车主，车主当面和孩子道了歉，并退还了3500元。这是刘韬觉得整件事最圆满的地方，因为如果是事后线上退钱，道歉可能不那么容易实现，而且电话道歉和当面道歉的意义也不一样。他明显感觉到，道歉之后，孩子轻松了不少。

刘宇轩告诉记者，他当时确实很开心，“证明不是我。”在此之前的3天，他总会时不时想起这件事，包括与爸爸的谈话内容。他很想忘记，不去管它，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说“太复杂”。

“当个冤大头还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对事情的判断，也许你今后遇到另外的事情，就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刘韬觉得，如果没有查明真相，孩子心里面可能会有想法，尤其是大一点之后。但幸运的是，他们遇到了一个认真负责的警察。

还了孩子的清白，邹兴华也很高兴，“努力这么多天还是很值得的。”他相信孩子的成长会被这件事所影响，毕竟他用事实向孩子证明了一点：“这个世界还是公平的。”

10月下旬，邹兴华收到一个网友从北京寄来的锦旗。

来源：澎湃新闻（ID：thepapernews），实习生：李科文、陈灿杰，记者：任雾

本期编辑：胡洪江、石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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