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爱好者刊物怎么样（我所经历的打口杂志消亡史）
我们正处在一个娱乐内容唾手可得的年代。
想看电影？度娘、115，一个提取码搞定。
想听音乐？QQ、虾米、云音乐，上一秒求歌名，下一秒搜索添加收藏。
从录像带、磁带、VCD、DVD、蓝光，从RMVB、MP4、MKV，这部资源史就是一段从贫乏到资讯爆炸30年发展史。
可是，即便「资源」是如此大白菜了，我们却越来越觉得生活苍白。
90年代，中国人刚刚从理想主义的80年代走过来，人人不甘落后，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为弄潮儿，迫切地想与世界接轨。
那时候，人们疯狂地恶补欧美音乐，西方艺术电影。
如饥似渴，每一天醒来世界都是全新的，有着太多没听过的音乐和电影等着我们去发现。
那是一个没有互联网，更没有云音乐的年代。
国外那些卖不动的CD和磁带，当作塑料废品，正一船船源源不断地运往汕头，一个叫和平镇的地方。
1992年，当中国人还在听港台四大天王的时候，有先见之明的中国人，做了一本叫《音乐天堂》的杂志，向鸿蒙初开的中国人介绍大量的欧美音乐。
它是中国最早的音乐杂志，也是许多中国人的音乐启蒙。
没有云音乐的年代，《音乐天堂》就是路标，它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
多年以后，那本杂志早就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消亡了。
可是我多么怀念那个每个月等待《音乐天堂》出版的日子。
快乐而单纯。
但，一切再也回不去了。
没有搔首弄姿的封面女郎，也没有花里胡哨的平面设计，这本杂志长这样：
女歌星标准照 专辑封面，标准的90年代杂志风。
第一次，国产杂志把英文刊名放大作为吸睛焦点。
MUSIC HEAVEN
但为了照顾英文不太好的同学，还是在左上角用中文标注说明：欧美音乐有声杂志双月刊。
「有声杂志」，这个说法也是多年不见了，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都不知道它的意思。
但是老司机一看就能知道，这本杂志一大卖点就是，它每期都会附带磁带或CD，让你阅读之余，还能听到来自欧美最新的单曲合集。
很难想象，这本夹杂在半裸女人、大字标题的90年代书报摊上，一点都不起眼的杂志，会是一整代人的欧美音乐圣经。
只有那些嗅觉灵敏、敢吃第一只螃蟹的人，才会立刻发现它的重要性。
当1992年9月，邓良平在中山大学，做出了第一期《音乐天堂》的时候，谁也没有意识到，它在中国音乐史上，会有重要地位。
《音乐天堂》创刊号，当时还挂在中山大学音像出版社名下
那时候，改革春风已经把很多西方的东西吹到了国内，但欧西音乐仍被以「不健康」为由挡在门外。
当时留着郭富城二八分界蘑菇头的年轻人们，都在追四大天王。
大街小巷放的都是《相思风雨中》、《容易受伤的女人》、《暗里着迷》等港台音乐，国内仅有的几本音乐杂志，也都是模仿港台八卦杂志，天天爆料，星期一见。
90年代，也是国产音乐杂志冒起的年代
「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音乐」，多年以后，张海律这么对我说，「《音乐天堂》满足了我最叛逆年纪的优越感，在我第一次读完时，我感觉自己是全云南最牛逼的人。」
张海律清楚地记得，他中学时购买的第一本《音乐天堂》是1994年3月出的第7号刊，他反复听着这期杂志B面介绍的一首，吵吵咋咋，却隐隐约约感受到了某种力量。
后来他才知道，这叫「垃圾摇滚」（Grunge Rock）。当时他还是高中生。
它改变了一个年轻人
「中学军训时拉歌，我用蹩脚的英语唱起了的Pearl Jam的《Alive》，虽然没人能听懂，但在我自己心里，我比谁都牛逼。」
而那时候，对着方阵的姑娘们，对阵的曲目是《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听音乐的人都像是一个个孤岛，散落在96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互相不认识，欧美音乐仿佛成了某种暗号。
张海律不知道的是，他听着《音乐天堂》所介绍的各流派欧西音乐的时候，全中国还有无数人在听。
90年代，中国人真的是赶上了音乐的好年代，各种流派百舸争流。
Neil young、Oasis、Nirvana、Suede、Cocteau Twins、Sinead O’Connor……
一个个原本陌生的洋人名字，很多人都是在《音乐天堂》认识了他们。
与其说看这本杂志是在追欧美流行风向，不如说是跟着音乐天堂们的编辑们看世界、听世界。
翻完他们的杂志之后，都会看懂那句slogan——
「有音乐的地方就有天堂」。
这句宣传标语曾让当时还在安徽的读者「麦田」，仿佛被某种东西过了电般。
麦田回忆，《音乐天堂》在那个时候出现，是应运而生的：
「它在人们开始看到物质，拥有美好生活的愿景时出现，让乐迷们在精神上提前进入了城市。」
90年代物质生活提高，精神需求短时间内大爆发。
可能让创刊者自己都始料未及的是，到了1994年，作为小众音乐杂志的《音乐天堂》单期能卖出超过20万份。
知道它会火，没想到火成这样。
当年流行一句话：「有大学生的地方就有《音乐天堂》」。
1994年全国大学生也就90万人，也就是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大学生，几乎每个班里都有一本《音乐天堂》。
在90年代大学男生宿舍里，肯定会有它的踪影。
当时大学生买《音乐天堂》还有个重要目的是学英语。中英对照的歌词几乎占据了整本杂志三分之一，附赠的磁带、CD甚至还能练听力和口语。
每一期，《音乐天堂》附带的CD都是大家追逐之物
所以现在你们在英语作文里偷渡几句英文歌词时，必须要掂量一下，因为你的英语老师可能在二十多年前就是从《音乐天堂》里抄英语歌词的老惯犯了。
是真的能学英语
30年后，当我和当年《音乐天堂》的老读者们聊起这本杂志时，大家不约而同都会提到一个人。
邱大立。
邱大立在《音乐天堂》担任过一年半的主编，从读者到主编，改变了邱大立的人生，邱大立也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轨迹。
认识不认识他的人，都会亲切地叫他「大立」。
有人甚至称呼他为中国的打口教父。
1992年，当大多数中国人都还在听五块钱十块钱一盘的盗版磁带时，在墙外，全世界正值CD唱片业黄金时代。
全球CD的产量就超过了10亿张，到2000年，这个数字涨到了24.55亿，美国作为唱片大国，长期霸占着三成以上的产量。
如此大的产量，卖不完属实正常，于是美国人便将这些多余的CD和磁带集中钻孔或锯断，当成废塑料装满一箱箱集装箱，然后以废品价卖给中国。其中碟面只有微小缺口的，就成了当年在市场横行的「打口碟」。
打口碟
当时每年都有数十柜这样的碟进入中国，一柜能装下约96000张CD，十年来有多少打口碟流入了中国市场，根本无法计算。
2003年时，《时代周刊》曾有学者对中国的打口史进行了一次研究，并撰写了一篇名为Zombie Discs的文章，文中称，广东汕头的海门县，是中国最大的打口碟一级市场。
《时代》杂志网站对「打口碟」的英文名词解释
打口碟经过筛选从汕头等港口发出，通过隐秘却通畅无比的货运系统，发往全国大中小城市，形成了这个地下打口商业王国的二级销售市场。
占据广州这一重要据点的，就是在后来被称为「打口教父」的邱大立。
《音乐天堂》末代主编戈尔巴乔通回忆当时盛况：
「90年代有两件音乐圈的大事：英国的Oasis改变了美国音乐生态圈，广州改变了北京的音乐圈。」
95年前后的广州，有着全国独一档的开放和自由氛围，人们没有多大的物质压力，对精神生活有无限的追求，按照通哥的说法：「处于一个精神狂飙的时期」。
90年代的广州，车水马龙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当年在全国人民眼中，作为省会，广州是个极度商业化、认钱不认人的地方。
但没想到的是，作为打口青年精神食粮的《音乐天堂》，偏偏就诞生在广州。
当年，一切都是带着热血、冒险，人们完全没意识到什么叫版权。
没有获得音乐授权的《音乐天堂》，拿到了杂志和唱片两种版号；临近汕头这个打口碟「资源地」，又让它甚至能提供「售后服务」。
当时网络尚不发达，资源还没满天飞，看《音乐天堂》，然后根据从中获得的信息买打口碟，成为了当年音乐发烧友们充满仪式感的固定流程。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完美闭环。
而邱大立则鬼使神差般地成了串联起这整个流程的人。
从1996年底开始，他在《音乐天堂》当了一年半的主编，也在广外大学的门口卖起了打口碟，同时正式开启了乐评生涯。
当时，他在广外附近租住的家，也成了全国来来往往的乐手们交汇之地。
2002年，邱大立还在体育西路开了一家名叫「第一印象」的小店，延续他的打口生意，这家店后来成了当时北京音乐圈的人在广州的一个聚集地。
左小祖咒、舌头乐队、周云蓬、小河等等独立音乐人，那几年到了广州都会去「第一印象」找邱大立。
邱大立（右）与周云蓬（左）在邓丽君墓前
被誉为广州打口圣地的岗顶购物中心三楼，数百平方的空间里，就聚集20多家打口店。
邱大立在《南方都市报》《新周刊》上撰写的乐评，被老板们视为进货的风向标。
前法国驻华大使馆音乐项目官员Chang Liu，2018年曾写过一篇名为《你们都是「后打口一代」：写给成长中的零零后》的文章中，邱大立被称作欧美音乐的「邱罗米修斯」。
邱大立（左一）、戈尔巴乔通（右一）与胡德夫（左二）
麦田是在90年代《音乐天堂》「征友专线」版块上，认识了邱大立。
90年代，没有互联网，更没有QQ、微信。
要认识一个人，还得靠报纸杂志上的征友专区。
5角的一张邮票，曾成全多少对「笔友」的好事情。
《音乐天堂》也有「征友专线」，它可能汇聚了当时全中国最牛逼又最不靠谱的男女青年。
和如今的豆瓣高冷文艺青年一样，互相瞧不上眼、高不可攀，是《音乐天堂》交友区的特色。
「××圈勿扰」「愿交××爱好者」，也体现出音乐圈最古早的鄙视链。
真有人在这个栏目里交到朋友吗？
甚至能看到编辑跟读者在交流「资源」
麦田就是当年「征友专线」的铁粉，他不仅在这儿认识了邱大立，还有过另一段刻骨铭心的交友经历。
「我在《音乐天堂》的交友栏目里结识过一个农村孩子，具体名字忘了，但记得他个子不高，微胖，皮肤白，说话慢，也不爱说话。」
当时麦田不交笔友，只交能「面基」的人，相似的音乐品味让他们迅速成了现实中的好友，但不久后这位朋友就突然失联了。
麦田出生在工人家庭，他后来回想起这段经历，才察觉可能是现实物质的差距让这段友谊疏远。
「他当时来我家吃了一顿有酒有肉的家常菜，吃得很香，但那晚过后，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在车马邮件慢，没有微信和QQ的年代，一次这样的偶然经历过后，一个兴趣相投的朋友就从麦田的世界里完全消失了，如今回想起来，仍然充满遗憾。
这本杂志几乎从资讯到资源再到兴趣交友，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圈」。
现在所有app都想磨破脑皮都没能完成的事情，《音乐天堂》在20多年前就办到了。
70后、80后就这样被《音乐天堂》滋养着，谁也没有怀疑过未来，人们都以为，那不是结束，而是美好的开始。
直到2006年，《音乐天堂》2006年停刊。
2006，《音乐天堂》告别号
天涯社区里有不少当年关于《音乐天堂》停刊原因的推测，有说因为营销做得不行的，也有说风格转变不再受欢迎。
通哥这位末代主编的回应可能会令这些人失望：
「就TMD因为版权。」
一本因版权不受限而崛起的现象级杂志，最后因为版权的原因死去，在21世纪标准结局。
《音乐天堂》停刊后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当年有人出了一本《音乐殿堂》，想借着《音乐天堂》的名声火一把。
通哥觉得不行：「那根本没有灵魂，《音乐天堂》的核心价值观始终是『心』，这种东西还不如叫《音乐灵堂》。」
通哥在号外刊里写下的寄语
也许，除了版权意识的提高之外，也许，时代也不再需要《音乐天堂》了。
2001年，乔布斯的iPod正式开启了数字音乐大时代；
2007年，iPhone第一代发布，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来临，App、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每天各种资讯大爆炸。
唱片死了，甚至连免费资源也快将就木。
被《音乐天堂》滋养的70后、80后，也早就不愤怒了，90后也都开始养生了。
没有了愤怒，就没有摇滚。
后来，在《音乐天堂》另一位主编陈寰中的牵线下，通过数字杂志复刊，也做了很多数字营销，但再也没能真正地复活。
不过通哥说，「有机会还想把《音乐天堂》拿回来」。
邱大立前几年也搬离了广州，回到安徽老家，过起了规律生活。
他还经常在微博上写短小的乐评，不过多数只是推介港台音乐。
作为一代打口教父，大立也渐渐只是成为了中老年人们口中的传说。
「前几年看到他在用英汉辞典翻译歌词。」
「上一次见到他时他还跟过去一样说着这个乐队SB，那个乐队牛逼。」
「他一直在跑马拉松。」
张海律大学毕业以后，慕名来到广州，加入了《南都周刊》，成为了职业乐评人。
再后来，他当了旅行家，全世界几乎没有他未曾走过的地方。
他依旧孜孜不倦地阅读、观影、聆听音乐。
麦田2000年后从老家搬到南京，成为了一名电台主持，在电台里继续向年轻人们分享音乐。
如今他成了一名北漂的编剧，仍旧热爱文艺。
不安于现状，不甘心走入良夜，仍旧咆哮，可能是《音乐天堂》很多读者的性格，伴随一生。
20世纪最后十年，从贫乏到应接不暇。
我才意识到，那可能是最后的丰饶。
感谢张海律、麦田、戈尔巴乔通接受采访
参 考
《打口是什么？》——环球在线，2006.8.22
《Zombie Discs》——Times，Neil Gough，2003.1.20
《邱大立：从打口碟小贩到知名乐评人》——南方都市报，黄锐海，2013.6.8
《你们都是“后打口一代”：写给成长中的零零后 》——Chang Liu，20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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