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和金国为什么灭不了宋朝（宋朝为何要与金国结盟平灭辽国）

首先，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大统一时期国土面积最小的一个国家。在宋太祖赵匡胤开国之前，北方的燕云十六州已经被后晋石敬塘打包送给了辽国，没有了北方的万里长城作为屏障，在辽宋新开的边界到宋朝首都汴梁的八百公里间，一望平川，门户大开，无险可守，中原政府的防线只好收缩到了黄河北岸，以黄河为依托构建防守体系。

其次，新兴的大宋王朝面对的又是两个已经成型的大国：辽、西夏。

说起来很多人不相信，在当时的欧洲人心目中，契丹就是中国，因为辽国是当时中国北部的一个庞然大国，疆域东起于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接今蒙古高原北缘和外兴安岭，南部与北宋、西夏、高丽、西州、回鹘、黑汗等国接壤，对欧洲人而言，辽的影响力远远大于宋朝。以至于他们只知有辽，不知有宋。

大宋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威胁，为了能得一个安定的环境生存发展，得年年花钱买平安，忍辱负重向这两国输纳巨额岁币。

卧榻之侧有强邻觊觎，日子不好过啊。

再次，大宋政府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现象非常严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国事日渐糜烂。

在这种情况下，当政的是赵佶这样的昏庸之主，北宋亡国，是早晚的事了。

赵佶继位前夕，宰相章惇就曾断言：端王（指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果然，年仅十九岁，性情轻佻的赵佶初登帝位就把朝政搞得一团糟。

他的“轻佻”主要表现在他无心朝政上。他，除了喜欢诗词歌赋、丹青书画之外，还狂热地信奉道教，做上了皇帝，为了把道教发扬光大，大建宫观，极其自恋地称自己就是“神霄帝君”转世，撺掇道箓院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

皇帝既然都成了教主，文武百官也就投其所好，纷纷穿戴起道袍羽冠，开口闭口都来那么一句“无量天尊”，见了赵佶不称“万岁”，而称“教主”，不行跪拜礼，而是单掌当胸，深深一揖，说：“无量天尊，参见教主，贫道这厢有礼了。”

什么玩意嘛，乱七八糟，乌烟瘴气！

信道之人本应跳出三界外，不入五行中，食素菜，去荤腥，戒酒戒色，仙道贵生，无量度人。但赵佶这个假道士却六根不净，七情未断，痴恋尘缘，贪财好色，据说曾一次遣六千宫女出宫，可知其荒淫无度。为此，没少被大词人周邦彦讽刺调侃。

一次，赵佶夜访李师师，云雨过后，赵佶心畅意足，便准备离开。李师师缠绵挽留说：“外面这样冷，霜浓马滑，不如等天亮再走。”赵佶情知明日若不早朝，势必招致非议，掰开李师师的手，走了。他万没料到的是，偷香客周邦彦就躲在床下，将所有一切尽收耳内，回头檃括成一首《少年游》，词云：

并刀如剪，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枨。

锦帐初温，兽烟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家宿？严城上已三更。

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这首新词一经发表，马上窜红，被人们疯狂转发，流传至今。

另外，赵佶为了提升自己的艺术品味，大量豢养乐师歌妓，广集奇花异石，生活穷奢极侈。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赵佶初登帝位就把朝中三百多名大臣（包括已经故去了的，如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一古脑地定性为“元祐奸党”，进行大力打压，而起用了一系列类似蔡京、王黼、童贯、朱勔、李彦、梁师成、高俅、杨戬、蔡攸之流的奸邪小人。这些奸邪小人为了满足赵佶兄的怪癖好，沆瀣一气，胡搞乱搞，滥增捐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中最恶名昭著的是“花石纲”，搞得许多百姓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这伙君臣对民间疾苦视而不见，还一个劲地提倡“丰、亨、豫、大之说”。

“丰亨豫大”是大奸相蔡京对《易经》上两句话断章取义后的故意曲解，他对赵佶说，现在天下承平日久，府库充实，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百姓丰衣足食，百年难有这样的盛况，这就是所谓的丰亨。既然丰亨，就要豫大，应该兴建明堂、延福宫，造艮岳，甚至铸九鼎，彰显盛德皇恩。

赵佶非常赞成蔡老先生的提议，视官爵财物如粪土，以至“累朝所储扫地矣”。大宋政府历年积蓄的财富被挥霍一空，朝堂上下，六畜兴旺，群魔乱舞，浑浊不堪。败国之象毕现。《宋史》曾一针见血的指出，赵佶的用人错误直接导致了北宋的亡国，“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　

就在这种江河日下的情况下，偏偏还有人给北宋政府下了一副烂药。

燕地霍阴有一个汉人，姓马名植，在辽国政府担任光禄卿的官职。

从辽国侵占燕云十六州那一天开始，马植的祖辈父辈就被迫成了辽人，到马植一辈，已经一百七十多年了。

然而马植却是一个李陵式的人物，“身在曹营心在汉”，他的骨子里却依然以中原人自居，他希望自己的家乡能重回祖国的怀抱，自己能重回故土。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一天，他从燕地潜了回来，向赵佶进献了一条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大计。

为了收复这十六州，当年的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两兄弟可谓煞费苦心，厉兵秣马，做了充足的准备。

史书上记载，赵匡胤曾设了一个小金库，名叫“封桩库”，广积钱粮，计划等蓄满了三五十万白银，如果能向辽人赎买就赎买，如果不能赎买，就用之作为军费强行收取幽云十六州。可惜天妒雄才，壮志未酬，英年早逝。（“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

赵光义即位，看见兄长留下的这笔巨款，叹道：“库内金帛如山，怎么用得了！先帝太多虑了！”其后便御驾亲征，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结果却在高梁河被辽国名将耶律休哥打败，本人中箭，躺卧在驴车上颠簸南逃，后来箭疮发作，含恨去世。

赵光义的儿子赵恒又和辽国苦战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同样没能完成收复大业。直到了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双方在澶州（今河南濮阳县）签下了停战和议，即史称的“澶渊之盟”，战争才停歇下来。

现在马植突然提到收复失地，赵佶的心脏“嘭”地跳了一跳，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问：“你是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妙计，帮我完成太祖太宗没能完成的丰功伟业？”

“一点没错。”马植说：“辽国的东北边陲，有一个叫女真的部落，人剽马悍，骁勇善战，他们恨辽人切骨，现在辽主荒淫失道，我们如果从登州、莱州（今山东蓬莱）出海，到女真部落和他们结好，南北夹击辽国，势必轻松收回燕云十六州！”

无疑，这是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计划，如果能顺利实现，绝对是不世的功勋！

这还不算，马植继续煽情地说：“请陛下感念旧民生活在涂炭大苦之中，代天谴责，以治伐乱，收复中国往昔之疆，王师一出，百姓必壶浆来迎。先发制人，事不宜迟，千万别坐看女真得志，到时后悔莫及。”

赵佶龙心大悦，采纳了他的计划，启用他为使臣，赐他姓赵氏，官拜秘书丞，以买马为名，从山东半岛的莱州（今山东蓬莱）渡海，前去与女真结盟。

女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虞舜时代，一直以来，都和中原民族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先秦时期称肃慎，东西两汉时称挹娄，魏晋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则称靺鞨。他们主要是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及长白山麓一带渔猎为生。

崛起于松漠的契丹人建立了大辽帝国，将白山黑水悉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呼靺鞨部族为女真，（后来为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又称“女直”），并按教化程度区分为熟女真、生女真。

熟女真生活在辽国咸州（今辽宁省开原）以南，纳入辽国户籍管理范围内；生女真生活在咸州以北，由当地女真部落酋长管理，但这些酋长都得听从辽国册封，是辽国实施“以女真治女真”，间接管理的一种手段。

无论是熟女真还是生女真，他们的生存环境都非常恶劣，长年居住在东北部的苦寒之地，既不能种植，也不能放牧，只能以渔猎为生，勉强渡日。而也正是这种艰苦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人人弓马娴熟，“骑上下崖如飞，渡江河不用舟楫，俘马而渡”。

作为辽国统治下的民族，他们受尽了压迫和剥削。

鞑靼海峡出产一种猛禽，名叫“海东青”，是训练成猎鹰的最好材料，史载：“辽主好畋猎，怠于政事，每岁遣使市名鹰于海上，道出生女直，使者贪纵，征索无艺，女直厌苦之。”为了得到它，辽主对女真人极尽压榨和勒索之能事。

饱经了长期的残酷压迫，女真人终于爆发了，他们忍无可忍，举起了反抗大旗。

马植奉旨去和他们结盟之时，女真人已经在他们的首领完颜阿骨打的带领下攻陷了辽国的上京临潢府（内蒙古巴林左旗），占领了半个辽帝国领土，建立了金帝国。

面对宋朝的主动结盟，女真人喜出望外。

双方经过多番会晤，达成了协议：宋金结盟出兵夹攻辽国。其中由金军攻取辽帝国的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由宋军攻取辽帝国的燕京析津府，双方在长城古北口（北京密云东北）会晤。战争结束后，金将燕云十六州交还给宋朝，宋帝国则把原先进贡给辽帝国的岁币如数转贡给金国，双方以古北口关隘为界，互不超越。

因双方使臣由渤海往来洽谈，故称“海上之盟”。

对于这个“海上之盟”，《三朝北盟会编》的评价是：“国家祸变自是而始”。

所以，很多大臣对合约签署持反对意见，认为与女真结盟无异于与虎谋皮。他们告诫赵佶说，一旦开战，大宋面临的局面将是：以百年怠玩之兵，当新锐难败之虏；以久妄闲逸之将，而角逐于血肉之林。

这时的赵佶利令智昏，哪里听得进？

1120年，宋金正式签约，也就是所谓的《海上之盟》。

按照盟约，宋朝应该在1121年发兵北上和金人夹攻辽国，可一直到1122年，宋军还迟迟不见动静。

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金人纳闷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宋朝后院起火了。

签订盟约的这一年，江南发生了方腊暴乱，赵佶被迫将军队发往睦州，焦头烂额地忙碌了一年才搞定内乱，正式北上。

这次发兵，纠合了国内大部分的精锐部队，号称二百万，主要以西北战场上与西夏长年作战的百战边兵为主，又刚刚在镇压江南方腊的战争中大胜，所以，朝廷上下信心满满，志在必得。

赵佶甚至下令，即日把燕京改名为燕山府。

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北开进。

到了高阳关，赵佶命人“降黄榜及旗，述吊民伐罪之意”，放出话来：“若有豪杰能以燕京来献者，即授节度使之职。”

形势似乎不是一般的好，是大好。

辽国驻扎在涿州、易州的常胜军在宋军的声势影响之下，竟然献上两州之地，不战而降。

常胜军是辽国和金国多次交兵之后硕果仅存的唯一一支精锐部队，他们一降，留守在燕京的是辽主新募的民兵，全由燕京附近的饥民组成，纯属乌合之众。

似乎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赵佶振奋不已，不断在京城派人前来催促大军速行，争取早日收复燕京。

然而，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宋军的战斗力实在弱爆了，燕京一战，几十万人竟被五千辽兵打得溃不成军，“士卒蹂践死者百馀里”。

关于宋朝军队的作战力，一直以来，多为人们所诟病。

其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大家所公认的，那就是太祖赵匡胤亲眼目睹了五代武夫之乱，立国即贯彻以文制武的治国方针。他觉得，文人掌权，最多就是贪点财，武将掌权，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兵变乃至政变，危及国家安全，于是“杯酒释兵权”。

解除了武将的兵权，的确能有效消除五代十国那种权力纷争、政权迭变的现象，可是时间一久，这种措施的弊端就渐渐凸现出来了。武将地位不高，作战的时候通常都由文人担任最高指挥官，文人不知兵，打仗的时候就会乱指挥，而武将在两军阵前舍生亡死拼命厮杀，打赢了，功劳是指挥官的，打败了，自己的性命不保，严重损伤到武将的积极性。

另外，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汉民族和辽人交战，还没有大的战绩，心理上多多少少有些怯战，战场上有人大呼一声：“辽兵杀来了！”士兵内心深处的阴影就一下子放大了，恐惧之余，撤开大脚丫子就往回逃命。

在动物界的生存搏杀里面，一只老虎可以把几十甚至上百的野牛追赶得四散奔逃，并不是一百多头野牛的力量比不上那一只老虎，而是这一百多头野牛对老虎的害怕来自了与生俱来的思维定势，面对老虎，它们想到的只有逃命，根本就没有过对抗的念头。

宋军士兵对辽军士兵的恐惧，也和野牛相似。

宋军的伤亡严重，军用物资遗失殆尽，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向辽军作战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赵佶作出的决定竟然是：请金国来打燕京。

这时的金兵早已按照盟约打下了辽国的中京、西京，军队在松亭关（今迁西北喜峰口）、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沿线驻扎，隔岸观火，坐看宋军履行协议约定攻取燕京。

接到赵佶的求助信，完颜打骨打又好气又好笑，好气的是宋军的发兵时间已经比协议约定时间推迟了整整三年零八个月！好笑的是宋军士兵竟然个个都是玻璃人，一碰就碎，不堪一击。

鄙视之余，完颜打骨集结好部队，一路如摧枯拉朽，穿越居庸关，直逼燕京。

面对金国的赫赫兵威，辽国君臣略做挣扎，便开城出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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