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果（斯巴达的历史解读）

公元前441年，一些萨摩司岛上的居民来到斯巴达，像他们的那些先辈一样试图来说服斯巴达人，他们的先人曾经在公元前525年的时候，说服斯巴达人派遣了一支海上远征队去推翻僭主波律克拉铁斯。这一次他们竟然又成功地说服了斯巴达人，以至于人们怀疑斯巴达的领导人可能与萨摩司的一些重要人物之间，曾经存在着某种非常紧密的私人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直到此时还在发挥作用。

无论如何，希罗多德说他曾经在斯巴达遇到过一个叫阿基阿斯（Archias）的人，这位阿基阿斯的祖父（与他有一样的名字）曾经是公元前525年那支远征军的一员，因为他骁勇善战，萨摩司人还曾经为他举办过国葬。这位年轻的阿基阿斯大概是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公开号召斯巴达人去帮助那些拥护寡头统治的萨摩司人，这些人想从雅典的帝国中叛离出来。然而，尽管斯巴达人确实是被说服了，但是这次的情形和公元前525年大不一样，因为它的盟国柯林斯不同意这次行动。

图|柯林斯城邦

柯林斯人还四处游说大多数其他的盟国，告诉它们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不要“被斯巴达人牵着鼻子到处乱跑”。无疑，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三思而后行的决定。斯巴达人到现在仍然没有建立起海军，缺乏这样的必要条件就根本不要指望到海上去打败雅典人，即使萨迪斯的波斯总督愿意为他们建立海军提供金钱和装备上的帮助。尽管如此，萨摩司人的叛乱还是迫使雅典人进行了一次非常漫长而且代价高昂的海上封锁，这次行动由伯里克利领导，在叛乱最终被镇压后，雅典人对萨摩司人实施了残酷的报复和惩罚。

实际上，一些萨摩司人认为，公元前440年到前439年发生的这次叛乱几乎使雅典人丧失了在海洋上的控制权，在爱琴海东部的霸权。当然，伟大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以他的实际年龄他可能并没有经历过这一事件。在简要叙述发生在公元前480年至前479年的波斯战争和公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战争的时候，他选定萨摩司人叛乱作为一个时期的结束。在这之前，即公元前435年，在科西拉岛（Corcyra，即科孚岛）上爆发了一次政治动乱，修昔底德认为这一事件是雅典战争最为直接的起因，也是导致整个希腊局势急转直下的最为重要的缘由。

他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雅典的势力不断增长，从而使斯巴达人感到恐惧。他们认为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雅典人就会逐渐损害甚至最后摧毁斯巴达。雅典人在公元前439年的时候狠狠地修理了叛乱的萨摩司人，就是它的帝国力量的一次充分体现及证明。雅典帝国的力量的增长已经构成了实际的威胁，于是，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人宣布双方在公元前445年制定的和平协约不再有效，他们指责雅典人的错误行径破坏了它。

事实上，是斯巴达人迈出了重新开战的关键性一步，他们最初完全不顾德高望重的国王的劝告，而且这位国王后来还不得不率领着斯巴达人重返战场，他就是阿基达马斯二世。阿基达马斯二世（统治时间：公元前469年至前427年）阿基达马斯，意思是人民的“领袖”或统治者，在斯巴达历史上有两位国王都用这个名字，阿基达马斯二世属于斯巴达两个王族中地位较低的家族，即欧里庞提德王族，他当政的时间长达近四十年。

图|希腊城邦遗址

他出生在公元前500年，父亲叫杰乌克西戴莫斯（Zeuxidamus）;这个族人的名字的词尾“damus”，表示他们家族与某个祖先（damos）有关系，从而可以获得普通斯巴达人的另眼相看，这可能是因为欧里庞（Eurypon）的后裔们意识到他6们自己的地位比更为杰出的阿基亚德家族要低吧！然而，杰乌克西戴莫斯从未登基称王，他也许比他的父亲列乌杜奇戴斯二世还要早去世，列乌杜奇戴斯二世死于公元前470年，尽管他曾被贬黜并几乎被流放了近十年。

相反，阿基达马斯却在所有的斯巴达国王中享有了最为漫长的统治时光，而且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统治着斯巴达。总的来说，他的统治是成功的，因为他扩大了斯巴达对雅典的优势。阿基达马斯第一次出现在文献资料中是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的中期，作为斯巴达军队的指挥官，他在迪帕伊耶之战（Battle of Dipaea）中平定了一些伯罗奔尼撒同盟内部的严重的不满情绪。不久以后，他成为了斯巴达的救星，因为他把这个国家从地震与希洛人叛乱这两次重大的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图|希腊联军与波斯军队战斗

然后，在关于斯巴达的历史记载中，他直至公元前432年才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当斯巴达人举行大会的时候，他在会上认为对雅典宣战这样重大的事情首先要进行谨慎的权衡，并警告斯巴达人不要仓促行事。就像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称赞欧里庞提德家族的前辈戴玛拉托斯那样，修昔底德也认为阿基达马斯的这个建议是富于智慧的。而修昔底德之所以这样，目的就是要说明当时形势的真实状况，并且预示了这场战争后来的实际进程。之后所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修昔底德对阿基达马斯的赞美之辞确实是恰如其分的。

我们稍后再来谈阿基达马斯在自己漫长执政生涯的最后阶段的所作所为吧！首先，让我们把目光重新回到公元前5世纪的70年代，他娶了拉姆披多（Lampito），列乌杜奇戴斯与自己的第二位妻子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阿基达马斯的继姑妈。这显然不可能是一场因为恋爱而结合的婚姻。确切地说是一场政治促成的婚姻，而且，更有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量，因为这样可以确保父亲的财产牢牢地保留在儿子手中。

阿里斯托芬的戏剧《吕西斯特拉忒》中有一位强有力的斯巴达妇女，也叫“拉姆披多”，阿里斯托芬有可能采用的是另一位与拉姆披多同名的妇女的事迹吧！阿基达马斯和拉姆披多生了一个儿子－阿吉斯，阿吉斯在公元前427年或前426年的时候继承了王位。拉姆披多死后，阿基达马斯又娶了一位非常矮小的女人作妻子（或者可能是在斯巴达妇女中，她是比较矮小的）。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埃乌帕丽尼亚（Eupolia，字面意思是“小马驹”，在古代希腊拥有马匹是一种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她和阿基达马斯一共生下了两个孩子：儿子阿吉西劳斯（即后来的阿吉西劳斯二世）和女儿库尼斯卡（“小狗”或“小母狗”的意思）。

图|希腊人搬迁

关于阿基达马斯，还有一件事就是他与雅典的伯里克利是“xenos”关系。“Xenos”一词常常被翻译成“宾朋”（guest-friend），因为这种关系涉及相互之间的殷勤好客（就像法语中的 bôte一词，它与“xenos”一样既可表示“主人”也可表示“宾客”），但这是一种相当不完整的翻译。“Xenos”的根本意思是指“外乡人”、“外人”、“外国人”；而“xenoi”在“宾朋”这层意思里，则总是指外国人，即双方分处不同的政治社会中。

此外，“xenia”指的是一种古老的、贵族间的关系，或者至少是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双方都是希腊人，但是这种情况也可能扩展到非希腊的社会中去，比如，一位没有高贵血统的希腊公民也有可能和波斯大帝建立一种“xenia”关系（就像在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的安塔西达斯和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之间的关系一样）。“友谊”（friendship）在英语中是非常平淡的一个词，它更多地指的是一种从道义上和精神上维系两人的关系，环境的变化可能会诱使或迫使“xenoi”中的一方优先把他的“xenos”给予自己的国家（就像后来E.M.福斯特的那句有名的格言－如果要在出卖朋友和背叛国家之间作一个选择的话，他希望自己永远是选择后者）。

图|希腊城邦战争

无论缔结还是维持“xenia”关系，都得通过正式的宗教仪式来加以确认。因此，综上所述，“xenos”在这里可以被翻译成“通过正式仪式而缔结的宾朋”，这种译法看起来很笨拙，但又不得不如此。最后，这种关系并不简简单单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同时也是两个家族之间的“遗产”，这种关系是可以世代相传的，即使“xenia”的一方或双方的后代都不再知道这种关系了，它也还依然存在。

在《伊利亚特》中就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希腊人狄俄墨得斯（Diomedes，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提林斯）和利西亚人格劳柯斯（利西亚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南海岸上）相遇了，狄俄墨得斯必须去提醒或者告诉格劳柯斯，他们之间是世袭的“xenoi”，当时的情形就是如此。斯巴达的阿基达马斯和雅典的伯里克利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关系。我们不知道他们这种世袭的友好关系是从何时开始的，但是，一种似乎有道理的猜测是，这种关系开始于公元前479年，即从阿基达马斯的祖父列乌杜奇戴斯二世和伯里克利的父亲桑提波斯一起作为希腊联合舰队的指挥官的时候开始的，并且，当时应该还举行了所有必要的仪式，而且双方都互换了信物。

据记载，这种存在斯巴达与雅典的上层人士之间的“xenia”关系并不少见。与阿基达马斯同时代的一位叫做伯里克雷得斯（Pericleidas）的人，他就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雅典人”（Athenaeus）.公元前4世纪60年代，正是伯里克雷得斯极力呼吁斯巴达人为对付希洛人而向雅典请求帮助的，而在雅典人这边与他相呼应的则是奇蒙，他在雅典极力说服雅典人去援助斯巴达。原则上，伯里克雷得斯和奇蒙无疑都相信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可以通力合作，同时，他们家族之间的私人关系也使他们更加愿意去促进这两个城邦互相合作，而不是彼此敌对。

但是，伯里克利和阿基达马斯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伯里克利似乎很早就决定不再顾及与任何斯巴达人之间的个人关系或交往了，在他看来，斯巴达而不是波斯，现在已经成为了雅典最为主要的潜在的敌人。他决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发展雅典的力量以对付斯巴达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直至最后与斯巴达人兵戎相见，也在所不惜。因此，一种更为有趣的说法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即雅典战争的爆发，其实是因为这两位领导人所属的家族之间的龃龉。这大概算得上是围绕这次战争的爆发所发生的一件小插曲吧！

在公元前432年，斯巴达和雅典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了，绝大多数斯巴达人都认定雅典人是错误的，因此，正确的决定似乎就是立马与雅典人开战。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召开的大会上，斯巴达的重要盟国柯林斯的代表以及来自敌人－雅典的代表都被邀请作了发言。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只有两位斯巴达的领导人说了话，当然修昔底德也可能遗漏了其他人的发言，即那些从写作艺术的角度来看，没有多大价值的发言。这两个人分别是阿基达马斯，以及强有力的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aidas）.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阿基达马斯实际上并没有直接反对向雅典宣战，更不用说为雅典辩护了。

图|修昔底德

他只是表示，斯巴达人在决定宣布战争或加入战争之前，应该考虑得更长远点，并且尽量通过外交斡旋来争取时间。他的发言内容四平八稳，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也相对来说比较冗长。斯森涅莱达斯的反驳就显得简短且毫无艺术性，他直接挑明自己的想法：雅典人破坏了公元前445年签定的和平条约，斯巴达人为此感到非常愤怒，因此，应该与雅典人决一死战！

可能是因为富有经验的阿基达马斯是地位较高的当政国王（另一位共同执政的国王普雷斯多安那克斯因为叛国，在公元前445年就已经被流放了），而且将来不可避免地还得由他来带领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去对付雅典，因此，他的观点受到了尊重。第一轮投票，通过大声呼喊－这是斯巴达人通常采用的投票方式，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结论。于是，斯森涅莱达斯利用一般斯巴达人不愿显得胆怯、畏缩的心态，要求采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表决，结果大多数斯巴达人赞成了对雅典宣战。

即使如此，在这次表决之后，斯巴达人实际上还是继续与雅典进行了外交上的斡旋，甚至在德尔斐的神谕同意他们进行战争之后，他们也并未立刻开战。无论如何，这说明阿基达马斯已经无力再掌控局面了，斯巴达人给雅典人发出的最后通牒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通牒说，如果雅典驱逐那些“被神诅咒的人”的话，战争就可以避免。“被神诅咒的人”指的是雅典人中的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Alcmeonids），这个家族的人在公元前7世纪的早期曾经亵渎过神灵，因而多年以来一直受到诅咒。

图|城邦战争

但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的人认为，斯巴达人现在在最后通牒里重提旧事，其真实目的是要扳倒伯里克利，因为他的母亲就是阿尔克美欧尼达伊族的人。没有人比阿基达马斯更加清楚伯里克利的家族责任（familyliabilities）了。当这种外交上的讨价还价结束之后，阿基达马斯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军队已经准备入侵阿提卡了，伯里克利反而担心他的“xenos”－阿基达马斯可能会借此故意破坏他在雅典的权威地位，于是，不管是故意还是无意，他宣布把自己的主要领地都“国有化”，更确切地说，他把这些土地都交给了城邦。

他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防止阿基达马斯在破坏其他雅典人在阿提卡的土地的时候，可能会有意不去碰他的财产。实际上，阿基达马斯似乎根本就不想去蹂躏任何雅典人的土地，甚至是到了公元前431年，军队开始出发的时候，他还在试图寻找任何可能的转机。他似乎还是不太情愿与雅典进行一场彻底的战争。然而，在公元前430年夏季的早期，他又重新领导着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进入了阿提卡，双方最初用重甲步兵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常规作战。大瘟疫（可能是斑疹伤寒）在雅典爆发的时候，他立马就撤退了自己的军队。

公元前429年，他领导了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集中全力去围攻雅典的盟友－普拉提亚，而不是去蹂躏阿提卡和威吓雅典。到了公元前428年，他又恢复了公元前431年和前430年时的战争模式，公元前427年，他对普拉提亚发动的围攻结束了，但是在公元前426年，伯罗奔尼撒联军对阿提卡的再次入侵却是由阿基达马斯的长子及继承人阿吉斯二世领导的。在这个时间之前，阿基达马斯应该已经去世了。正如他在公元前432年已经预料到的那样，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斯巴达人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图|伯罗奔尼撒战争

实际上，在阿基达马斯死后，这场战争就开始向着逐渐恶化的方向发展，完全不像当初那些反对阿基达马斯的、头脑发热的斯巴达人所设想的那样，他们本以为在几年，至多三年之内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因此，退一步讲，战争最初的十年可以照例以阿基达马斯二世来命名，称作“阿基达马斯战争”，但这多少显得有点讽刺。事实上，在这十年还不到一半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在本书里，我们将像修昔底德那样，严格地把这最初十年的战争称作“十年战争”，就阿基达马斯的真实意图和目的而言，我们假定他在这场战争中是没有什么过失的。

修昔底德有意地对斯巴达人作出这次重大决定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他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斯巴达人举行了一次集会，首先是由外国代表发言，然后再由挑选出来的斯巴达人讲话，这些人中包括阿基达马斯。修昔底德记下了次演讲的内容，当然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记述的。最先发言的是来自柯林斯的代表，柯林斯是斯巴达最重要的盟友，他们极力主张战争，主要理由是雅典人已经破坏了公元前445年签订的和平协议，因此就必须宜快不宜迟地阻止雅典人继续破坏下去。

接下来，是一位来自雅典的代表力劝斯巴达人不要破坏现状，也就是要保持双方目前的和平状态。然后，国王阿基达马斯，凭借着他世袭的权威以及声望，劝告斯巴达人无论如何都不要马上向雅典宣战。最后，在这一年当选的五位监察官中的一位，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作了一次非常简短的演讲，其大意是事实已经非常明显－雅典犯了错误，（因此就要受到惩罚，）此外，斯巴达人还对它的盟友们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严格地来说，这位监察官的发言并不足以让斯巴达人作出战争的决定。

图|大检察官

斯巴达人，通常都是通过大声呐喊来进行表决的，这是很特别的地方，他们大声地喊着“赞成”（战争）或“反对”（战争），哪种声音最大就代表着哪一种意见占上风。这一次，担任主持的监察官声称他无法完全确定哪一种声音最大，因此他要求市民们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站队，然后再计算两队的人数。也许他是真的无法作出确定的判断，也可能是阿基达马斯的权威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相当多的斯巴达人在之前进行的表决中压制了自己天生的－毋宁说是被培养出来的－好战性格，投了“反对”票（要和平）。

结论

这位担任会议主持的监察官可能是想尽可能地获得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于是，他便利用了斯巴达人在特有的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爱国热情和尚武精神，让他们，确确实实地说，是站出来进行表决。有哪一个斯巴达人愿意，至少是冒着风险，被人看作是一个懦夫，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一个被“吓得尿裤子的人”呢？完全可以推断，最终赞成战争的人占到了多数，在随后的公元前431年的春季，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它们各自的盟国开始了长达一代人的、不顾一切的、痛苦的战争。或许，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真的是雅典人的力量增长得太快了，但是率先挑起这场战争的确实是斯巴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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