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八大攻坚战（回望解放兰州艰难历程）

解放后，兰州人民抢修黄河铁桥

第一野战军在行军途中，为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进民房和清真寺

灵台工委机关驻地旧址

惨遭马家军压榨，衣衫褴褛的老百姓向解放军战士控诉马步芳罪行

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治部颁发的《团结回胞守则》

陇右工委成立旧址

第一野战军六十三军一八八师五六四团的干部向喇嘛寺的喇嘛们宣传党的宗教政策

编者按：

1949年8月26日，兰州战役胜利，兰州宣告解放，“8·26”成为纪念兰州解放的日子。兰州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在西北地区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积极支持下展现人民战争强大威力的伟大胜利。兰州战役是新中国诞生时留给兰州的一笔重要的永恒的精神财富，深入研究学习和宣传兰州战役蕴含的伟大精神，并作为兰州精神和城魂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力弘扬，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市提供精神力量。今年以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合作举办“兰州战役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本报连续摘刊部分研讨论文，纪念兰州解放73周年。今日是第七期《民众大力支援是兰州战役胜利的重要基础》。

民众大力支援是兰州战役胜利的重要基础

尚季芳 杨喜红

兰州战役中，第一野战军和甘肃各级党组织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信任。新、老解放区的群众被广泛动员了起来，不仅为解放军筹集、运输粮草，还配合解放军执行战斗任务，为顺利解放兰州做出重要贡献。

兰州战役前的民众动员及支前组织

1949年7月，扶眉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紧接着做出了进军甘肃的战略部署。向西北进军，除了要面对敌人的层层阻击，解放军最大的困难就是后勤补给。彭德怀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曾指出：“入甘后，地广人稀，粮食接济不上，军队前进甚速，夺取敌粮与民间借粮，不能磨粉，大多吃整麦子，供给标准或按照军委规定，体力相当减弱。”进军甘肃途中，充满着各种困难。陈宜贵回忆：“最大的困难，要算是缺水了。这方圆百里见不到水井，连一个小河沟也很难找到。当地老百姓吃的都是窖水（地窖内存的雨水），但部队众多，杯水车薪。在骄阳的灼烤下，山上蒸发出的热浪简直令人窒息。战士们一个个口干舌燥，渴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为了解决行军的困难，第一野战军和甘肃各地党组织，尽最大努力积极发动群众，筹集粮草、支援前线。

第一野战军把决战的胜利首先建立在全民动员的基础上，“在战役以前和战役过程中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动员和组织工作，特别是陕北和陇东老解放区各级党委和广大人民群众，全力以赴地对部队作了巨大支援的英雄义举，又带动了新区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因而保证了千里追击的供应，保证了兰州战役的胜利。”为了保证部队供应，彭德怀“还亲自筹划车辆，组织后方交通运输。各部队又组织了筹粮工作队，随军就地向人民群众借用部分粮食，以补给后方供应之不足。”同时，制定了严格的行军纪律，要求解放军指战员“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还要尊重兄弟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在少数民族水井打水，不用少数民族人民的锅碗盆勺，未经群众许可不进民房。”以便能够与少数民族同胞建立关系，就地筹粮。

为了配合第一野战军顺利解放大西北，1949年6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示甘肃工委：“现在西安解放，大关中即将全部解放，解放军不久即将向甘肃进军，甘肃一部和大部之迅速解放已很逼近，甘肃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在陇南、平凉甚至陇渭、皋榆等地准备迎接全面解放”。而迎接解放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动员民众。早在1949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陇南工作给甘肃工委指示电中便明确提出要“宣传我党我军政策，组织基本群众，争取中间人士，监视和孤立反动分子，在我军到达时，维持社会秩序，迎接和支援我军”。同时，要立即准备解放后所需的各种干部，“根据可能条件，迅速进行必要的政策教育，在解放前夕，具体分配给一定的工作任务，时机一到，即迅速与野战军联系，分别担负支援军队、组织群众、保护物资、接管和建设等工作”。

1949年8月初，固原解放后，固原县委、县人民政府经过两天的紧张准备，于8月5日就开始办公，广泛向群众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号召国民党党、政、军、特、警、宪人员前来政府登记，接受审查，并从当地驻军与政府机关组织了300多人的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支前、建政工作。县、区、乡逐级建立了支前委员会或小组，固原城关、瓦亭、开城分别设立了3个招待站，负责接收陇东8县和泾川、平凉、崇信3县送来的军粮、马料等，还从当地群众中借粮、借柴，组织群众赶做军鞋，从而保证前线军队的急需。

陇右工委在群众中做了大量的工作，积极迎接解放。据陈致中回忆，到1949年上半年，尽管没有公开建立红色政权，但“在乡村中有很多我们的群众，像陇西、渭源、会川有些村庄完全为我们所控制。有些‘窝子’（据点）我们的工作同志和游击队队员白天可以随便来去，群众基础确实不错。我们的枪支可以放心地交给他们藏匿。有不少的老奶奶、老大爷、小孩子，他们白天给我们做饭吃，晚上替我们放哨，对我们亲如家人”。有赖于良好的群众基础，兰州战役前夕，陇右工委在陇西、渭源、会川、临洮等地全境及定西一部“调查存粮站，以备我解放军到达时顺利完成征粮工作”。同时，“在群众中普遍发动欢迎解放军，并沿途张贴标语，设开水站、办粮站”。

在解放军尚未入甘之时，皋榆工委就积极筹备迎接解放事宜。“发动党员，组织两面政权，成立粮站，调查仓库和私人粮草，以备我军吃用。”“发动党员，帮助解放军带路，进行发动群众、欢迎、送水、慰劳等工作。”1949年8月初，解放军挺进会宁、华家岭一带，窦志安便在华家岭地区建立了解放委员会，后更名为支前委员会，发动群众给解放军支援粮食，并协助接管各级政权。与此同时，金崖工委联合东区工委下乡疏散的党员以及兰州回乡的进步学生约50人，成立了皋榆工委协军团。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消除群众顾虑，安定民心；组织群众迎接解放军；借粮借草，支援前线；给解放军介绍社会情况；派人给部队带路；帮助部队侦察敌情”。解放军到达榆中后，协军团在金崖周边先后设立6个支前站。8月中旬，临洮一解放，皋榆工委下设的洮啣工委旋即接管了新民、新添、上营、好水四个乡的政权，配合解放军和平解放了洮沙县，还发动群众筹集粮草，出动民工支前，动员知识青年参军。

欢迎解放军及支前粮秣物资供给

1949年8月，第一野战军分左中右三路向甘肃挺进。行军途中，解放军严格执行行军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与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受到了各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在泾川郿岘镇长沟门村，当地老百姓为迎接解放军，连夜蒸馒头，擀面条，烧开水，可是等了两天，还是没等到解放军，大家便选出一位六十岁的老人带着十几个人，挎上馒头篮子到公路上去找。在平凉，“男女老幼夹道欢迎，热情万分，有的群众从炕洞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锦旗和绣上镰刀铁锤的小红旗，向解放军慰问和控诉马匪的罪行。有的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批斗伪‘国大’代表马素贞，协同我‘军管会’除奸防特务，积极配合我军西追马匪。”在秦安，“当部队下山到秦安县城的时候，群众前来欢迎，年轻人用镢头挖崖垫路，老汉们提来米汤和馍”。牙含章回忆：“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甘肃，途经渭源县时，受到沿途农民极其热烈的欢迎。墙上到处贴满了用红、黄、绿各色纸张写的‘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标语。许多老人带着小孩都出来，向过路的解放军指战员送茶送水，问寒问暖。解放军如果住宿，农民把自己最好的住房让出来，给自己的子弟兵住，要面有面，要米有米，要草有草，要料有料。”1949年8月16日，在临洮召开第一兵团党委会时王震即指出“我军行程平均约达一千三百里，军行所至，群众表示热烈欢迎与支援”。

在民族地区，解放军严格遵守西北局所制定的各项条例，身体力行地帮助民众进行生产劳动，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的疑虑和误解很快就消除了。长期存在的民族隔阂打破了，军民关系亲热起来了。”部队从临夏离开时，街头上甚至挤满了各族民众，一些人牵着角上缠着红布的牛羊热情慰问，少数民族群众按照自己的方式，手执亮晶晶的大腹铜壶，不断地招呼解放军喝茶。“广大各族群众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给部队腾房子，烧开水，送柴送米，帮助做饭。”

欢迎之外，民众积极帮助解放军筹集、运输粮草，形成了绵延千里的补给线。“第一野战军向甘肃进军以后，后方补给线，随着军事的不断胜利，由西安延伸至兰州以及黄河以西。在此漫长的供应线上，由于解放区人民和部队各单位后勤人员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终于战胜种种困难，保证了前线的供应。”行军期间，除后勤部门以外，“还有来自新、老解放区的十五万民工和数千辆汽车、大车，跟随野战军行动，帮助救护伤员和运送各种作战物资。”张宗逊回忆：“陇东老解放区人民，曾以四十万斤盐，一万斤油，三千只猪羊，支援部队西进。”陕西三原、大荔、咸阳、渭南等地的人民，主动支援4600辆大车，日夜为前线运送弹药、粮食。张达志记述了民众积极支前的热闹景象：“西兰公路上，塞满了支前的民工队和后勤部队，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真是车水马龙，欢声载道。”支前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民众心怀着坚定的无产阶级信仰，热情高涨。老百姓不仅筹集粮草，还积极向前线运输粮草。

在陇右工委的领导下，陇右各县都成立了兵站，全力以赴给大军供应面粉。陇西动员200多个小磨户，30多座水磨突击加工面粉，日夜加工5万斤左右。8月中旬，王震司令员听取了万良才等人汇报并视察了兵站，表扬陇西县兵站是“解放大军的好后勤”。定西县除每天保证大军食宿外，还组织了近千人的庞大力量，保证把粮食每天运输到榆中甘草店粮站。通渭县负责同志聆听了彭德怀的指示后，用12天时间培训了百余名青年学生，分赴8个区协助征借粮草工作。“定西、通渭、陇西、临洮等县共支援粮食357.7万斤。”

在皋榆工委的领导下，临洮、洮沙、靖远、榆中、会宁等县群众也积极支前。兰州战役期间，洮沙共支援粮食3450石（每石1450斤）、柴草189000斤，支前民众2193人，实际工日1万余个，骡马2200多头，还发动群众赶做军鞋3678双。皋榆工委协军团设立6个支前站，每个支前站都有共产党员或进步青年负责，公开挂出牌子，具体负责本村的粮草筹集。部队需要的各种物品，支前站都及时设法解决。当时正值夏收季节，农民家里的粮食尚未打碾，粮食筹集工作存在一定困难。负责筹集粮食工作的同志一方面动员群众抓紧打碾，边碾边送交部队；一方面动员存有旧粮的农户把粮食拿出来支援前线。榆中县青城镇也成立支前委员会，在解放兰州和以后解放军北渡黄河时，供应了相当数量的粮草，提供了三四只木船和百余只羊皮筏子。

配合战斗任务的执行

侦察敌情并给解放军带路。进军兰州时，不少民众主动要求给部队带路，积极热情地支援军队作战。在进攻三关口时，当地一位老人带领解放军侦察敌人工事。解放军“顺着老人的手指望去，敌人的阵地工事尽收眼底。就连敌人暗堡的位置，哪个暗堡住有多少兵力，老人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行军至华家岭时，部队正值断炊之际，“一位包着羊肚头巾的妇女跑上了山，当她了解到部队缺吃少炊时，扭头跑下山去，先到自己家里拿出藏下来的一点炒面，让战士们充饥，然后给部队引路，打开了一个地主的粮仓、水窖供应了部队。”在进攻兰州城时，第三军七师师长张开基与参谋长等几人化装成当地老乡，趁着雨夜天黑沿黄河边的小路摸到了原兰州市国民党中央医院附近，进入一百姓家中，了解到敌人布防与城市道路的一些情况，对选择进城路线，提供了很大帮助。兰州战役前夕，在皋榆工委的指示下，家住兰州后五泉的王受天“以放羊、种地为名，多次到狗娃山、沈家岭一带，侦察敌人的工事及兵力分布情况”。

架桥修路保障部队行军。国民党军队向西败退时，为了阻挡解放军追击，将许多桥梁、渡口破坏，加之雨水冲刷，损坏程度更为严重。为了让大军顺利西进，陇西县动员了2000名民工，在两天时间内抢修了陇渭公路，定西宁远民工修复了高家营、串河子沟、前川子坡三座土桥梁。临洮临时县委动员了100多名民工、铁工、水手，在木工党支部书记冯生旺的带领下，利用三昼夜时间，在水深6米，水速每秒3米的洮河上，重新架起了长125米、宽9米的洮河浮桥，使大军顺利通过浮桥。在华家岭一带，皋榆工委委员窦志安领导了联防大队起义，组织了我党领导下的华支纵队和武装护路队，大大加剧了敌人的惊恐和混乱，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军的行动。

组织担架队抢救伤病员。战斗前夕，“为保证部队供应，组织全军后勤人员，到榆中各地区筹集粮食，将各种物资、弹药及时运送到前线，并把民工、支前担架分配到各师的阵地上”。战役期间，陕北、陇东老区派出许多担架队，随军开到战地，最主要的任务是救护和转运伤员。吕双贵回忆：“成千上万的民工冒着敌人的炮火，日夜不停地护送伤员和抢运粮食、弹药，在敌人的炮火下，无数的担架队队员不顾自己的安危在抢救战士的生命。一九四师的民工担架队，宁肯自己不吃或者少吃，把他们所带的五百斤小麦赠送给了前方战士。”陕北定边县的民工袁光发参加支前，由定边赶队，一直到兰州。陕西甘泉县担架队随军转战数千里，小心翼翼地爱护伤员如同自己的子女。在老区担架队的带动下，榆中县七道岭子村的老百姓，很快组织起来一个二十多人的担架队，协同老区担架队转移伤病员。

往阵地上送食物。侯亢回忆众乡亲们亲自赶上他们自己的毛驴，冒着战火的危险，往阵地上运送粮食：“群众的心毕竟是和我们连在一起的，他们就到自己的地里去挖正在生长的洋芋，去掰尚未完全成熟的玉米，以无限期望的心情，欣喜地抬着一筐筐的洋芋，拎着一篮篮的青玉米棒送往各连炊事班。炊事员、后勤人员和参战的民兵们，大家忙着剥玉米皮，抽玉米缨，把玉米棒和洋芋煮出来，不分白天黑夜，不管雨天路滑，冒着敌人的炮火，背的，抬的，都送到阵地上。”

积极参军入伍。进入甘肃后，解放军“所到之处，敌人的地方武装纷纷起义投诚，有的则随敌正规军远逃，有的溃散回家。从马步芳反动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地区，迅速建立了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惨遭马步芳蹂躏灾难深重的各族同胞，愤怒控诉马步芳的种种罪行，许多各族青年纷纷要求参加解放军去消灭马步芳。”在平凉时，不少青年学生追随部队要求参军，“领导机关随即吸收了一批青年学生，指派政工干部马子才，在陇东师范组织短期集训。这批学生经过一般革命知识教育后补入部队，为部队增添了新的血液，在兰州战役中做出了贡献”。

作者：

尚季芳,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杨喜红,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兰州战役纪念馆 供稿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