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人员（为何不在香港派驻官方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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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兼任外长直至1958年，但即使在这之后，他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周恩来的宗旨是根据实际情况，利用矛盾为国家争取利益，必要时作出妥协以拖延时间。

1、新中国对香港地位的界定

中国当时有充分理由收回香港。在国共内战的最后阶段，我党最关心的是，美国会否军事介入，支持国民党。周恩来知道，若收回香港，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给西方列强以军事干预中国内战的借口。

因此，1949年10月，中共命令人民解放军到达深圳后不要越过香港边界。香港的中共党员接到的第一个指令，是周恩来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几天后从北京发出的。

周恩来对乔冠华领导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作出具体指示：

现阶段中共不会解放香港，但要继续在香港开展活动；要建立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包括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要安心于寄身港英统治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要想去反对它或改变它。

这些指示，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表明中共希望维持香港现状，但当时就如何利用香港并没有一个全面的计划。

1950年春天，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长黄作梅回京汇报工作，周恩来向他详细说明了中共对香港的政策。

周恩来表示：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斗争整体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

2、港英政府的《社团条例》

美国和英国在远东的利益有所冲突，对华政策也有极大分歧。英国比较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1月便正式承认新中国政府。英国认为，1949年以后英国公司不能继续留在大陆，香港就成为英国与中国贸易往来的最大希望。 此外，与现有政府建立关系是英国一贯的外交政策。然而，华盛顿则视中国为潜在威胁，并担心香港会被用作向北韩、苏联和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基地。

尽管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并知道有必要与其保持良好关系，但对当时香港的安全还是有些忧虑。中共可以随时扰乱殖民地的稳定局势。港督葛量洪非常清楚一点，他需要再次向商界保证，英国定会维护商界在香港的主导地位。

港督葛量洪

在随后的几年中，港英政府通过了《社团条例》，禁止成立所有外国政党的分支机构、或有隶属关系的社团活动。换句话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因此成为非法组织。同时还通过了其他一些法律，禁止受政治煽动的罢工、驱逐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并勒令关闭共产党开办的学校。这些都是可以逐一实施《紧急情况规例条例》。

《社团条例》同时也禁止国民党在香港进行反共活动，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十四K”。“十四K”成立之初即以反共为宗旨，1949年因广州解放而迁至香港，同时也从事犯罪活动。

3、关于驻香港机构的交涉

中国的一党制体现于中共制定政策，政府机构负责执行，中共党员同时兼任党和政府的职位。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的对港政策主要由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制定，周恩来是组长，陈毅是副组长。任何有关香港的重大问题，周恩来会与毛泽东密切商讨。

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制定的政策，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执行，陈毅和廖承志分别为主任和副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有若干小组，包括港澳组和宣传组，两者都负责有关香港的事务。

1949年至1957年，中共的香港政策机构多次重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首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乔冠华被调回北京；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也随之解散，有关职能交由广州的中南局负责。当时叶剑英是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黄作梅（东江游击队）为华南分局驻港特派员，并被任命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1952年，中南局改组，并在广州成立了新的港澳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由广东省书记区梦觉担任，第二书记王匡后来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任何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指示，首先转达至国务院侨务委员会，然后通过广东省委传达到港澳工作委员会予以执行。

1955年，周恩来要求英国政府允许中国在香港设立中国外交特使办公室，英国则建议中国设立领事馆。这是中共不可接受的，因为意味着中国承认香港为英国领土的一部分。

4、为何不能派驻官方机构?

港督葛量洪强烈反对中国在香港派驻身份特殊的代表，认为这将有助中共在香港进行统战，其政治功能更会造成无休止的争端，一句话：“香港不能有两个总督。”

在以后的几年中，我党又提出类似要求，但同样未果。 因此，北京希望新华社香港分社发挥更大的作用。

英国拒绝北京在香港设立专门的办事处的要求，造成两个后果：

第一个是直到1997年，中国政府只得继续发挥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半官方作用。

第二个是北京和港英政府之间不能直接沟通，这种沟通渠道一旦打开，很可能会提高香港的“外交地位和影响力，成为中英间无形的第三势力”。

毛泽东在1956年视察广东时批评说：

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和工作并不理想，负责香港问题的机关不应留守在内地，工作应该直接做，而不是在广州间接完成。

毛泽东的批评，导致了一系列组织结构的变化。

首先，任命梁威林（前东江纵队领导人）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将分社从广州迁回香港，直接在殖民地内部开展活动。1949年，梁威林在广东省担任党的高职，有望成第一书记。被调往香港以前，梁威林任广东省教育局局长。有趣的是，中共香港机构的二把手黄施民却被留在广州，也许是为了迁就广东省党委，才作如此安排。

其次，共产党在香港的一切工作由中共香港机构（即新华社香港分社）统一指挥。

其三，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指示直接传达给中共在香港的机构，无须经过国务院侨务委员会或广东省委。

从梁威林任期开始，新华社香港分社就摆脱了其原有的作为新闻机构和政府交流渠道的主要职能，变成了中共在殖民地运作的主要渠道。

5、贸易禁运与港英政府的对策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 (1950–1953)，带来多项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抗美援朝，无异把冷战扩大到亚洲。

中国面临国家重建的艰巨任务，本无心卷入朝鲜战争，但别无选择，只能加入朝鲜和苏联阵营。

在美国眼中，共产主义蠢蠢欲动：

“毋庸置疑，中共的矛头现在已经对准亚洲，直接攻击目标是韩国、中南半岛、缅甸、菲律宾、马来亚；中期目标为香港、印尼、泰国、印度和日本。”

因此，美国在联合国授权以武力保护韩国以前，总统杜鲁门就下令美军采取行动。经过三年鏖战，朝鲜战争以停火协议告终，加深了中美之间的鸿沟。

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全面禁止所有商业和金融往来（直到1971年）。1951年5月，联合国向中国实行战略物资和材料的部分禁运，使中国与国际市场隔绝。

美国无视香港乃英国领土的政治地位，禁止所有对香港的出口，经逐项审批准许者除外。经由香港转运到中国的货物骤减，严重损害了殖民地的贸易利益。殖民地当局不得不游说华盛顿，期望区分香港与中国的对待。

1952年，美国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放松政策，1953年朝鲜停战后，才进一步宽免。不过，应美国要求，香港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转口管制法。

美国在香港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领事馆，部分出于须禁止中国商品以任何形式通过香港进入美国市场，反之亦然。美国检察人员的思维，体现了顽固的冷战逻辑已经达到荒谬的地步。

港督葛量洪举了一个例子，表明香港的无奈：

“最典型的例子是出口腊鸭。这些鸭在香港加工，然后出口到美国，但其中许多鸭子是中国内地运来的鸭蛋在香港孵化而来，那么这些鸭子是中国鸭子还是正宗英国鸭子？”

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更是令人啼笑皆非。鸭蛋孵化时美国的检察人员必须在场，以在小鸭子脚上盖印；屠宰前美国的检察人员也必须在鸭脚上盖印，这时，鸭子才可以被加工出口美国。海虾面临着同样的窘境。那些在香港水域捕获的虾，很可能出生在中国内地的水域，那又如何？双方政府未能找到解决办法，因此所有香港虾被禁出口美国。

然而，对新界的原居民来说，朝鲜战争倒是条财路，因为他们为中国和中共提供一个取得稀缺产品的途径：

⋯⋯许多人变得非常富有。对中国的贸易禁运，为许多人创造了走私非法商品进入中国的机会。走私很简单，因为中港边境上只有一个象征性的栅栏，往来便利⋯⋯走私路线从大鹏湾的吉澳至落马洲再到元朗。中国需要的一切都在走私范围之内——轮胎、汽油、药品、甚至飞机引擎！

6、中央对香港的考虑

中共中央认为，“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我们反而主动⋯⋯使英国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部署跟得太紧”。

因此，中国“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从中渔利。换句话说，中国要坐山观虎斗。因此，“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而且中国可以在香港开展“最大限度地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以协助中国对抗美国及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

另外，香港也可以作为“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

周恩来指示黄作梅，中共的香港机构必须意识到这个“重大的战略意义”，并尽力“维护香港的现状和地位，包括英国的殖民地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这项政策后来被我党阐述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并在往后40年中基本上没有改变。

尽管中共对英国在香港的统治构成直接威胁，然而香港能否继续留在英国手中，则视它是否仍然对中国大陆有利。最重要的是，尽管实行贸易禁运，香港仍从大陆进口粮食、原材料和其他产品。其后香港制造业出口量大增，工业迅速发展，从大陆的进口亦大幅度增加。

这块弹丸之地为中国的发展建设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为此，中共可以把任何主义都抛在一旁。1957年，周恩来进一步阐释中共应该如何利用香港，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在政治策略上，周恩来认为香港可以成为中国从西方收集情报和广交朋友的一个“天文台”和“交际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周恩来就认为，香港不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对中共的统战、宣传、情报搜集工作同样重要。

到1959年，香港当局认为中共在香港的机构很少制造事端。1964年港督柏立基说：

“目前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令人满意，这对一个殖民地政府与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来说也许是梦寐以求的”。

尽管在香港主权问题上我党显示出政策的灵活性，但并非没有限度。中共将十九世纪签署的香港、九龙割让条约与新界的租赁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条约”，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因此，香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最终将回归祖国。香港留于英国之手，是为了实际需要而暂时忍痛割爱；北京保留在任何时候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权利。

中共这一立场意味英国从未拥有香港的主权，任何单方面涉及到非殖民化、民主化和扩大自主权的政治改革，都将侵犯中国对香港的主权。

此外，中共也为英国继续留在香港制定了基本方针。1955年，港督葛量洪赴北京进行非正式访问时，周恩来警告说，只有香港不被作为一个反共基地，中共才会容忍英国继续留在香港；港英政府必须制止任何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必须保护在香港的中国政府组织及代表。

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达成共识，尽管在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大陆的各种政治运动导致严重后果，但双方都按共识办事。1959年，毛泽东赞扬此政策，认为香港还是暂时不收回来好，表示中国不急，香港对中国还有用处。

7、新华社与我党其他宣传机构

宣传工作也是中共活动的重要一环。中共在香港的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几个中共控制的报纸进行。这些报纸包括《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晶报》和《香港商报》。这些报纸都有其特定的编辑方针和读者群。

《文汇报》和《大公报》都是由本地共产党负责，正面报导中国的新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会与报社编辑人员开会，讨论如何报导和报导什么大陆新闻。因此，这些报纸的编辑自由不大。

《文汇报》面向香港广大市民，而《大公报》则以商界和知识分子为对象。《晶报》和《香港商报》针对台湾进行宣传。直到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这些报纸都办得相当成功，总发行量占香港报纸市场的三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曾作出明确指示，香港左派报纸应该对香港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别于国内报纸的“社会主义教育”。

廖承志说：

我们办的报纸有两类，主要的一类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国内的报纸⋯⋯另一类报纸，是我们在香港和海外办的报纸⋯⋯在华侨中办的报纸，是以爱国主义为方针的⋯⋯能不能在香港办一家社会主义的报纸？不可能，也不必要⋯⋯香港报纸的任务就是要对大多数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销路愈多愈好…要面对港澳大多数群众，为他们所爱看，为他们所懂⋯⋯我们的报纸不要脱离香港大多数人的觉悟程度。

我党一再强调香港的左派报纸不应该听起来像党的喉舌，陈毅还表示：

“若要你们在香港办党报，倒不如叫《人民日报》去搞一个分社，干脆把《人民日报》拿到香港去印发。”

但是，中共控制的香港报纸，编辑方针一般有很浓的革命色彩，可能是因为有关人员热衷于反帝，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愿被指控思想不正确。正如梁威林回顾，周恩来曾批评新华社香港分社几乎将《大公报》变成了《人民日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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