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的演讲(专访郑执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

澎湃新闻记者 顾明

深秋的北京,夜色来得越来越早了。

郑执坐在出版方的会议室里,从上午到傍晚,连轴接受媒体的提问、录影,显得有点疲惫了。他问:我抽烟,不介意吧?

郑执的中短篇小说集《仙症》近日出版。在后记中,他回顾了自己的写作经历后,这样写道:“文学严肃与否,论心不论技,作品是好是坏,论技不论心。我自恃有自知之明,懂得到任何时候都不该得便宜卖乖,觍脸说‘《仙症》才是我真实水平’这种话,不能够,也不可以——曾经写过的每个字都是我。”

1987年生的郑执,刚考完高考,就在网上开始连载校园小说《我们是不是很无聊》,那年他才19岁。这部小说后来以《浮》之名出版。之后的几年,他去香港读大学,经历了父亲去世,“家境骤落”;他休学,回到老家沈阳,一边陪母亲,一边埋头写作,又出版了《别去那个镇》、《我只在乎你》等,都是青春文学那一路的,被郑执称为“那种东西”,可惜并不畅销,“都成滞销书”。

直到2017年,郑执出版了长篇悬疑小说《生吞》,才让人再次关注他。读者、评论家将他与双雪涛、班宇并列,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2018年底,他又凭借《仙症》获得了“鲤·匿名作家计划”首奖,被作家苏童盛赞“贡献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在人生不如意的那几年,他明白,就算写作也需要谋生。因为家道中落,欠了很多债,他时常自问,靠写作能养活自己吗?后来,《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卖出了电影版权,他因此偿还债务,《生吞》、《仙症》也都要被改编成影视剧。如今的他,全职写作。

因为《生吞》和《仙症》才去看郑执小说的读者,回头去看他早几年的作品,会惊呼郑执竟然也写过这种东西。放在以前,他会羞愧难当,甚至会调侃所谓“严肃文学”只是小圈子笑话。如今的他变得坦然,那些“稚嫩不堪的处女作,装老成而失真趣的滞销书,闭眼捏鼻子写下的千字万字,通通是我”。不否认过去,但对别人的评判也不太放在心上。总之,他将这本《仙症》看作自己写作道路的重新开始,而这次,他对自己的唯一要求是:要脸。

可以说,现在的郑执,心态和状态都非常好。借着新书出版之机,我们与郑执聊了聊写作和影视改编。

郑执的演讲(专访郑执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1)

郑执

澎湃新闻:你现在生活在北京?全职写作?

郑执:主要在北京吧。我是2016年搬过来的。一直也算是全职写作,我就上过一年半的班,在香港皇冠出版社当编辑,那个时候刚大学毕业,上班特混。

澎湃新闻:看你在《仙症》的后记里写,那个时候,出版社的同事还鼓励你一边上班一边写网文。

郑执:也不都只是网文了,你没好意思说,后记写得很清楚。(还是小黄文)对对对。

澎湃新闻:你现在全职写作,可以养活自己?

郑执:是是是,因为我生活要求也不高。就像自己欠一屁股债,(现在)跟那时候比,养活已经是不成问题了。现在就是卖小说的版权,然后就完全是写作,也写剧本。

澎湃新闻:有哪些剧本?

郑执:七夕的时候上了一个片,爱情商业片,叫《我在时间尽头等你》,那是我的小说改的,就早几年写着玩的“那种东西”,但确实越是“那种东西”,可能电影公司就越适合改。前期剧本前两年我自己写,后来我也不管了,他们又找人接着去写。

然后就是刚写完的《生吞》,短剧,12月底开机。再一个就是手中现在有一个自己比较在乎的电影剧本,就是这本小说里的《仙症》。

郑执的演讲(专访郑执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2)

电影《我在时间尽头等你》剧照

澎湃新闻:对《我在时间尽头等你》的改编,你怎么看?

郑执:那个跟我关系不是很大了,到后来已经被稀释到基本没有太多的我。然而也正常,商业类型片就是一个跟写小说完全割裂的东西。你写商业类型片就自然有写商业类型片的方式,所以我也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它,因为那并不代表你的小说。初剪开始就看了,原本疫情前定档跨年上院线的,我看了一场首映。(观感)很复杂很感性啊,原来电影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产业。那个小说是五年前写的一个小东西,然后从它开始被买版权到最后上映也是正好五年,所以这中间我个人的经历变化、职业变化和整部片子所经历的东西,太多。版权就易手了两次,导演换过三个,我曾经想过,搞个电影这么费劲,我有这时间回家都写本小说了。但是好处也有,因为我已经真正深入到这个行业去工作了,毕竟现在写电影剧本也算是我唯一的副业,这个项目所经历的,让我更深入地把整个电影行业的流程走了一遍,对这个行业更清楚了。

郑执的演讲(专访郑执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3)

《仙症》

澎湃新闻:回到这部新书,正如苏童说的,《仙症》里给读者留下了一个非常有特色、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大姑父王战团。这个人物有原型吗?或者说它的灵感来自哪里?

郑执:其实这种问题一旦问到一个写作者,甚至所有创作者,都是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面,直白说,肯定有真实的经历和人物原型的比重,可能在这篇小说中相对跟其它篇比稍微重一些。

如果你有留意到在书前面印了一行字:纪念王振有先生,对,那个人是我的大姨夫,可以粗略地说,他算是王战团这个人物的原型。但是,更多是小说上面的创作。原型以及来源——如果你管这叫灵感,就是从这开始,他是我真正人生第一次经历亲人的死亡。我记得我大姨夫去世的时候,我十一二岁,在那一场葬礼后的宴席上,我感觉我一整个人突然好像有些东西不太一样了,就是意识到这是一场亲人的死亡,在这个死亡背后,整个家族——我是一个大家族——很多人的改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让我在心里种下了一点东西。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什么写作天赋,或者自己未来会从事这一行,有一天这会变成一篇小说的起点。

澎湃新闻:《仙症》中,姑父王战团得了精神病,姑姑没有送他去医院治疗,而是请来了一位赵老师做法事,还供奉了白家三爷(刺猬)。然而,王战团和“我”某次意外吃了刺猬肉,结果王战团的精神病发作,得到了“报应”,“我”后来的经历也似乎应验了赵老师的话。为什么会在小说中如此处理?

郑执:迷信,对,你也没有办法称它为别的,确实只能是这么称呼。

我觉得,一个好的小说,可能最多的就是引起读者的思考,尤其是某一种类型的创作,在没有给出明确的意向表达的时候,就是它很有意思的地方,很多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就我个人来讲,当读者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肯定不会插嘴说其实我是这么想的。但诚实来讲,我自己当然有一个取向,也许并不那么坚定,就是我在讽刺迷信这种东西。尤其是在小说里“我”的身上,那并不是一场应验,而是一场战略性的妥协。其实也就是小说最后写的那一段,“我”曾经好像看起来屈服于赵老师和家人的淫威,以及“我”当时面临的状况,如果“我”不那么样去做,就没有办法跨过那一道坎,结果可能就是“我”会成为另一个王战团。但是“我”没有,正是因为“我”懂得不像王战团那样去硬杠。小说里的“我”用了一种所谓的迂回战术,达到最后自己想要的。作为一个在生活中充斥着无力感的少年,“我”只能对所谓的成人世界、家族权力做那样一种妥协,才能让人误以为这个孩子让他们放心了,安全了,他不再有病了。

小说里有一个在技法上称为“呼应”的话,就是王战团有一句话,“我卡在那了”,然而,“我”爬过去了。为什么用“爬”这个动词,恰恰因为它不是一个挺直脊梁走过去的过程,而是好像别人为“我”设置了一个狗洞,“我”必须弯下腰过去,但过去以后的世界就是他妈我自己的了。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拍成电影会如何改编呢?

郑执:当然是一定要想办法处理的,我们也会先自我审查一番,用一个更圆融的方式去讲,希望最最最底线是不要丢失小说原本的那个诉求。所以,这小一年来在写这个电影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有挑战。我是喜欢挑战的,会给我带来一定的幸福感。

澎湃新闻:这次的导演是谁?

郑执:顾长卫。所以也是我觉得这次合作幸福的地方。他本身是一位擅长影像的导演,是最顶尖的摄影师出身,所以他对文字的尊重和对我的依靠就比较侧重,我就会觉得在这次合作中非常公平地发挥了自己该发挥的作用,而不是像在写商业电影的时候会妥协到没办法。商业电影,当老板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你不可否认地承认他在商业上确实比你有经验,那你要不要往那去改,这个过程中你就要砍掉很多自己所谓的私货,你也理解,然后又觉得不是很痛快,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真正畅快的创作。

澎湃新闻:现在回东北的时间多吗?

郑执:我已经一年多没回过家了,因为疫情等诸多原因。但正常来讲我一年怎么也要回个两三次,因为母亲还在沈阳生活。

澎湃新闻:很多人把你和双雪涛、班宇称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对于这样的称号你是怎么看的?

郑执: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去年就过季的话题,今天大家还依然在聊,我觉得宏观上来讲它肯定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它形成一种所谓的文化现象、文化潮流。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我们这几个人——我相信他们两位也是这样——该考虑的问题,这可能是留给文学评论家甚至是文化媒体的一个话题。

当然宏观来讲,一些原本不太关注小说,甚至已经早就忘记了当代华语文坛在写什么的读者,突然觉得有这么三个人,看了这本还差另两本,那我也看了,看了这个人,那个人也看了,这肯定不是一件坏事,对吧?大家多看一本书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就我们个人各自创作的方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大家看到的肯定更多是彼此的不同。

我觉得,大家在创作方向跟审美上其实挺不同。我也是他们俩的忠实读者,他们出新书我也都会第一时间看。

澎湃新闻:那你觉得跟其他两位的不同在哪里?

郑执:我很难很难来形容,就是那种内行人洞若观火,外行人隔岸观火的状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大家在创作审美上取向不同,甚至未来的方向也能看得出很不同,比如对文学创作理论上的东西,对更严肃的东西。

澎湃新闻:说到严肃,你在新书的后记里说,曾在“一席”上的演讲中提到,自己如今写的小说到底有多“严肃”,会被别人怎样看待与评判,已不再置于心上,为什么会这么说?

郑执:说白了,想法就是你要先自黑就不怕别人黑。这两年,我终于解决了各种问题,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生活上的问题,曾经被经济所困扰以及各种束缚住手脚,没有办法真的随心所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那个阶段过去了,所以我想有点精力,不是精神洁癖,去明确告诉别人,今天我很严肃起来写小说了,这才是我最想写的。从这一刻开始,接下来所有的批评和赞美对我来说都更有价值。因为郑执写小说,不再是玩玩的,再批评我也会非常认真地接受。但如果你说以前郑执怎么还写过这种东西,这现在对我已经非常无所谓了,因为我知道那是不认真的,大家都别当真就完事了,就这么回事。可能是因为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年纪太小了,我19岁写第一本小说,出版的时候还没到20岁生日,所以这个弯路走得太多了,现在回头看,就这段经历还有点意思。

澎湃新闻:你觉得你开始写作受谁的影响比较大一点?

郑执:我只能说审美取向上的影响,就我从小开始接触,我的启蒙作家是曹雪芹、爱伦坡、余华、川端康成、海明威、马克·吐温,包括芥川龙之介。其实你看,还是笔下小说故事性非常强的作家,因为在那个年纪读书,不可能一上来就是福克纳、马尔克斯或者博尔赫斯。所以说,一开始从兴趣阅读就是这些人。还有余光中、汪曾祺、史铁生。这是创作态度的事,余光中他们后来让我明白究竟什么是好的中文。这就是严肃文学。

澎湃新闻:那你觉得现在自己是一位严肃文学作家吗?

郑执:我在后记里也写了严肃不严肃的事,也是半开玩笑吧,就是提醒自己。在中国文坛,一直将严肃文学搞得像一种类型,形成一个门槛,但其实在国际文坛上并没有这样清晰的划分,所以我就想,那“严肃”这个词究竟指的什么?

在我自己今天的理解和对自己的要求来看,严肃是论心不论技,就是你对待文学,你在创作一篇小说的时候,是一个严肃的态度吗?就比如说我自己非常清晰地知道,我那个界限划在曾经有那么几年态度非常不严肃;今天我放下了所有的包袱、顾虑以及功利心,在写一个我真正想写的我在文学上的诉求,这个态度是严肃的,即使你的故事里写到了凶杀案,也不是类型。至于一篇小说完成后,这个作品本身是不是严肃,那就论技不论心了。你可能初心非常好,但写的东西很烂,也可能你就写了一样东西它足够好,别人觉得非常严肃,那就别人想怎么看就怎么看,不要被这个东西框死。

这些都只是给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以后态度要严肃,不要再玩玩闹闹了。

澎湃新闻:你现在觉得在写作上有一些什么困惑吗?或者说写作焦虑、写作瓶颈?

郑执:焦虑啊、困惑是必然的,困惑是每写一个字都有困惑,你总会觉得这句话、这个词一定还会更好。这就是具体创作上的焦虑。

还有一种,是恐慌。我会有一个阶段,提笔想到或者脑子里构建一篇小说的时候,想写一个主题或者一个故事,我真的会腾出一段时间来翻一翻《收获》文集,看在那一代经典作家、精品频出的年代里是不是有人写过类似的。如果你看到一篇,会非常惊喜,原来人家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就写过了,还写得这么好,我就会有很大的失落。那我这个就放弃吧,别写了,没有意义。如果我没看到,觉得我的构思还蛮新的,以前作家没有把这条路堵死,那就去写。但是,这就像探索地图一样,其实留给你探索的区域越来越少了,所以会越来越难。这方面的压力也会永远都在,包括自己跟自己比,就像王战团这样一个特别有特色、让人记住的形象,那好,我下一篇小说的诉求,很有可能重点就不是在写人物,而要换一个方式讲故事,所有的人都是配角。就是尽量不要重复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你一定是很痛苦的,但一定也是很开心的。

澎湃新闻:你后来去台湾地区读研究生,修的是戏剧,这对于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

郑执:对我来说去学戏剧其实是打开另一扇门。理论上,可能在外行看来,它和写小说都是在写作,但那完全不一样,就像戏剧、电影、文学完全是不一样的门类。所以对我来说,彼此之间的影响并没那么大感触。

我会觉得学戏剧之后打开另一扇门,是一直想着在各种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重新写一个戏剧剧本或舞台剧剧本。那也是我喜欢的东西。尤其是当我写完电影剧本之后,我体验更深的是在戏剧舞台上,剧作家的地位更高,话语权也更大,因为戏剧舞台还是传统的,一定是文本为主的艺术。所以,在那里面,我会有更多我自己的表达、我自己的诉求,它有一个爽感在。

电影,你必须承认,它始终是导演主导的艺术。如果你还是写剧本的剧作家的话,当然它可能呈现出非常好的结果,但那里面一定很多不完全是你的东西,而我相信一个写小说出身的人,肯定会有落差,会觉得这里面好多东西不是我的。舞台剧就不一样。舞台剧在某种模式下,除非玩很当代的那种,需要美术帮你搭建一个辅助的舞台语言,还是能接近小说的那种完整度,所以就非常好。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剧作家,现在已经当电影导演很多年了,就是《三块广告牌》的导演马丁·麦克唐纳,他本身是一个戏剧舞台上的天才,比如他的那几部代表作,《丽南山的美人》也好,《枕头人》也好,都很经典,而且你看,不管演员、导演怎么编怎么改,永远就是那个无形的剧本压在那。那就是他的艺术。所以,这点上我觉得非常痛快,我想有一天把这个快乐找回来。

电影也有很爽的时候,比如跟顾长卫老师合作。顾老师恰巧也是这样一个导演,关键是我们审美能碰到一起去。

澎湃新闻:他的电影你看过几部?比较喜欢哪部?

郑执:《孔雀》、《立春》、《最爱》都好,如果最喜欢的话,可能是《立春》。因为《立春》讲故事的模式跟《仙症》比较像,在讲一个人物,而《孔雀》是在一个时代背景里的几个人物,弟弟、哥哥、姐姐比较平均,他是在用这些人物构建另一个东西。当然,本身我是非常喜欢李樯老师的剧本,他是在他这个年代中国最好的编剧,他的电影文学性非常强。

郑执的演讲(专访郑执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4)

电影《立春》中的王彩玲。郑执觉得这部电影讲故事的模式跟《仙症》比较像,都是在讲一个人物

澎湃新闻:就你最近的观影经历,你觉得文学改编成电影比较成功的有哪些?

郑执:最成功的,我觉得可能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跟《燃烧》吧,再近的有点想不起来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实这两个导演,李安跟李沧东,是我最喜欢的几个导演之二。这两部电影保留了原小说的一个内核,但是导演自己的东西加进去,添彩了,而不是在减分。很多人批评《燃烧》,觉得它丢了村上春树原小说的内核,可能因为村上粉丝太多了,我并没有觉得曲解,村上春树的小说本来就可以有很多理解。李沧东自己的风格还保留了一点,而且在我印象中他第一次把镜头触及到所谓的中产阶级这个层面上,我觉得拍得还挺好的。

郑执的演讲(专访郑执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包袱)(5)

《燃烧》剧照

澎湃新闻:在写作上有些什么新的计划吗?

郑执:我手头上有两个没写完的中篇,以及可能明年想要动一个构思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长篇。因为《生吞》我才收获了特别多的读者,然后《仙症》又证明了一下自己有没有写严肃文学的能力,在这两个阶段过后,我才找到自信说在今天这个市场下、文学阅读环境下,我又敢写长篇了。几年前写的那种东西,没人看哪,怎么办呢?但今天我觉得好像写出来会有人看的,然后自己又没有那么大的顾虑跟包袱了。一辈子都写短篇小说的著名作家也有很多,但我相信长篇是大多数写小说的人放不下的东西。

澎湃新闻:最近有没有读到特别让你觉得惊喜的小说?

郑执:最近真的读了好多同年龄段的国内年轻作家,很多都挺不错的。国际上流行的也在看,比如说萨莉·鲁尼,挺干脆的,有点新鲜,原来他们现在的年轻作者用这种短句子写对话的方式在创作小说,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作家非常聪明,她一定明白阅读感是个什么东西,把读者的阅读体验放得很前面,不然她不会那么写小说。然而,这样有损她的文学性么,好像她也平衡得很好。这是很值得学习的,跟功不功利没什么关系。

然后最近也有在重读一些经典。我是非常喜欢日本作家,就像之前提到的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我很羡慕日本文学里面那一个世纪间形成的一种自己的美学体系,不管你叫它和风也好,其他什么风也好,总之他们是有一条主线的。但是我们国家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整个文学的脉络跟审美体系,每到一个阶段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向。所以,我会觉得很遗憾的一点,就是当今天提到中国风是什么的时候,没有人有能力拎出来一个所谓的或者形成一种审美的美学体系。那些音乐节目、综艺节目或者Cosplay在玩穿唐装、汉服什么的,但你知道那是他们想要做的中国风,所谓被包装成的中国风,并不是真正的我一直在找的中国风。我也觉得可能是我们国家真的幅员辽阔吧,从南到北的审美体系差距非常大。但是,在现当代中国文学里,不只是我,所有的读者都会清晰地感受到什么是乡镇青年文风,什么是农村写作,什么是都市,什么是海派,但你告诉我什么是中国风,有吗?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必要,也许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不需要一个统一的审美体系,但是当我看到那种和风的时候,在所谓日本文学里面所有的大作家虽然各自都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主线的文学美审美体系时,我还是很羡慕的。

澎湃新闻:听说你的爱好是喝酒?

郑执:前几年喝得确实多一点,也不能说是爱好,东北人都挺爱喝的。但也不是研究那种,我是真的不挑酒的人,什么都喜欢。我就是那种在清醒状态下脑子紧绷的人,那个状态很难缓解,喝酒是解压为主要目的,喝完起码在肉体麻木状态下,会让你稍微少想一点事,不够累,能休息休息。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施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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