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你拍过照的地方（③我曾飞身跃过那道护栏）

摄影师 种楠 文字 费里尼 特约编辑 吕正 澎湃新闻记者 梁嫣佳

【编者按】

1990年代，人民广场最重要的地标是凯旋门造型的“大屏幕”，网恋1.0世代的“恐龙”和“青蛙”的聚集地。人民广场另一头，另一个重要的地标“蘑菇头”则低调得多。资深媒体人费里尼的视线穿过一众抢戏的违反交规者，聚焦在那枚红色的蘑菇状顶棚上.“这个地标式的怪物在三角花园矗立了很多年”。费里尼在摄影师种楠的“街拍”作品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玛德琳”。

在“上海相册”中你不会只是芸芸众生，你会拾起自己或某人的私人地标，开启一段时光旅行。

【“急吼吼”的那些年】

1978年9月18日，上海榆林路，绵绵细雨中“卖棒冰的小女孩”。

1988年8月，上海街头一股“调房风“，调房介绍人在街头挂上住房概况，便可商量搬房了。

1992年12月2日，街头拔牙。

1993年6月，上海新开饭店多，营销频出怪招，这家饭店服务员以胸前人民币大小论职称。

1993年8月24日，海宁路上一家餐馆，当街宰杀了一条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994年4月29日，驾驶员半道停车，用“巨龙”车来装载自家的一台冰箱。

1994年7月1日，烈日下的“一路纵队”。

1995年9月22日，一辆公共汽车在外滩“抛锚”，一些老年乘客纷纷下车，助司机一臂之力。却有一些年轻人坐在车上无动于衷。白发人推黑发人，于心何忍？

1999年6月11日，连日暴雨，上海老城区一片汪洋，邮递员淌着大水投递。

2004年10月26日，这是一艘来自江苏高邮的民船，他们为黄浦江畔的茶肆酒家打捞酒醉后被扔入江中的椅子、阳伞。

2005年1月19日，一位女士与一辆满载的公交车在大街上“对峙”长达20多分钟。

2008年12月9日，闹市惊现大绵羊。

2011年11月30日，救护车外出救人，途中“抛锚”，急煞车上病家。

我曾飞身跃过那道护栏，奔向蘑菇头

12号摄影师，我不知道他是谁。

1995年2月10日，星期五，大年十一，元宵未到。看图景，那至少不算一个极冷的酷冬。12号摄影师站在人民大道，从东向西拍到了一群西装革履的路人或飞身或攀越过道路中间的护栏。

画面左侧黄金分割的位置，在今日威海路三角花园的地方，大宇集团中英文标识清晰可见——它们附着在半圆形的蘑菇状顶棚的下沿——蘑菇头红色，带点暗影，底下是金属支架，猛看撑不起硕大头颅的样子。

这个地标式的怪物在三角花园矗立了很多年，直到多年前的一天我再次经过时怅然若失：伊不见了。

1995/2/10，上海人民广场中央设立了隔离栏以后，总还有着这样冒险的行人，快车道上不时会传来一阵阵刺耳的紧急刹车声……

25年前的这个冬季，我也曾飞身跃过马路护栏，朝蘑菇头方向发足狂奔。

或许狂奔的队伍里还有12号摄影师。

我们奔向蘑菇头的下方，发动机轰鸣似乎马上就要离开地球表面的大巴启动在即。一般车门口的踏板上，都会站着一个油油腻腻介于青年和中年之间的家伙，一边朝我们拼命挥手，一边对驾驶员讲：册那，到齐了，准备出发！

就是这个赤佬，前一天在电话里和我说：勿要忘记，威海路三角花园上车，大字集团的蘑菇头下边！

我气喘吁吁奔上车，坐定就搓伊：侬只文盲，啥大字集团，大宇！宇宙的宇！

我穿着和黑白照片上几乎一模一样的垫肩西服——150元一套，从五角场农贸市场里的服装街买来，留着歌声还飘逸着奶香的郭富城同款四六分头。

背着摄影包的哥们也坐下了——他可能是12号，可能不是。其他面熟陌生的也都来了，有的已经倚在车窗上沉沉睡去。

大巴朝郊区疾驰。老乡，我们来了。

在纸媒的黄金年代。蘑菇头是一个几乎全上海记者都熟悉的上车点。一车一车的记者被集中到蘑菇头下面的巴士上，在“穴头”的带领下奔向市郊大地。“穴头”往往由资深的老记者或者个别非常活络的年轻记者担任，下乡的主要任务是“采风”——也可拿贬义词呼之：打秋风。淳朴的农民伯伯在田埂地头激动不安地搓动着双手，等待着发自蘑菇头的大巴的到来。

来自市区的亲人到了，田间沸腾了。彼时，“记者”还算一个敬语，农民伯伯一概以姓 记者称呼市区来客：张记者、李记者、王记者……也有例外，某大报记者姓昌，架不住郊区宣传部长成天追在后边一口一个“昌记者”，某日果断回头压低声线：“以后叫我小昌就可以了。”

一到夏天，这位昌记者在卢湾区老房子床铺底下，滚动的都是来自南汇的8424大西瓜——前晚刚由农民伯伯开着大卡车送来。

以姓加记者头衔称呼的，某次还险些造成严重后果。老记吉先生——蘑菇头下资深新闻穴头之一的，某日去机场接人，巧遇郊区某新闻干事。干事碰到老记十分激动，操着标准的南汇口音手指老吉大声呼喊：“吉记者！吉记者！”

老吉未及应声，机场武警已经一个饿虎扑食将伊牢牢压在身下。吉记者，本地话读音与“劫机者”谐音也。

在蘑菇头下等车的日子，正是我初入职场的岁月。1995年2月10日，礼拜五，如果站在蘑菇头的阴影里朝人民大道南望，两只耳朵的上海博物馆还在建设中，直到第二年的10月，它才会正式开门迎客。从上博工地朝南望，如今的地标K11广场，要到18年后才会由新世界大楼改造而成。人民广场给人的感觉，比现在要大。由于常规性翻跃护栏的人太多，刹车与地面剧烈摩擦发出的惊悚啸叫时有耳闻。

那一刻，在蘑菇头下，如果把身体再朝西扭30度——在如今威海路延安路口电信大楼的那里的临街橱窗里，从1980年代开始不断电运转的一台“华生”电扇应该还在静默地旋转——尽管风扇和外壳已经落满了尘灰。那是上海轻工业产品高光年代的行为艺术经典。

这一天，如果我走出蘑菇头笼罩的阴影，沿黄陂路南行，很快就会走到如今的新天地——那时还不叫新天地，两年后的1997年瑞安集团才会提出石库门建筑改造的新理念，再过两年才会动工，直至2001年才雏形初露。

我是去寻找我失落的一颗纽扣。一年半之前，泥浆横溢的地铁一号线黄陂路站施工现场，在盾构的炸耳巨响中，踩高跟鞋和我一起下去的女记者一个踉跄一声惊呼扯住我的衣襟，我一个惊呼及时调用腰力稳住身躯，代价是牛仔衬衣胸前第三颗纽扣在经历了努力挣脱地心引力未果之下，跌入正在铺设的地铁轨道下方。

1995年冬，这颗母贝色泽的纽扣消失已经18个月。

2020年夏，这颗母贝色泽的纽扣消失已经整整27年。

在距离三角花园一箭之遥的地铁一号线黄陂路站下某个混凝土枕木的旁边，这颗离我而去的纽扣，一定还在幽暗中散发中母贝应有的光泽。

1995年的冬日，我翻跃人民大道护栏直奔蘑菇头而去。未知的生活图景只徐徐展开了一个角，乡间沸腾的生活尚属序章。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在蘑菇头下？大字还是大宇？铅与火的游戏刚game over，这个时代的武器刚刚开箱，谁也不知道这一次的玩家能够闯关何处。

一名发际线开始后退的男人肩背摄影包跟随我狼奔豕突的脚步。他也许是12号摄影师，也许不是。如果他真的是12号摄影师，他和我都不知道，这一天他按下快门的成像，我要到25年后方能一睹真容。

2020年夏，我49岁，在一张摄于25年前的黑白照片上，闪回了自己脱头落襻的半生。

文字作者简介：王海，笔名“费里尼”。资深媒体人，作家，出版《上海私家记忆》。

摄影师自述：生于1942年，是地道的上海人，新民晚报资深摄影人，现为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上海联络部副部长、地市分会顾问。

1987年3月18日

1987年3月的一天清晨，上班的路上，我看到了一批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在队长带领下，推着独轮车浩浩荡荡、毫不胆怯地从繁华的南京路上边走边看地进城了。为了能够一睹大上海的繁华，农民们推着装满家当的独轮车，十五六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特别取道南京路。其时恰值改革开放初期，这可以说是最早一批进入上海的农民工了，虽然是一张很简单的画面，却是上世纪80年代上海街头、社会的重要见证。

我有一本小本子，记录着上海每年发生的大事，哪条路上新闻多，哪条路什么花开得美，哪条路上什么时候有活动，我心里都有个谱。我尤为喜欢街拍，时间长了就拍出了不少好的摄影作品，实际上很多获奖怍品都是在路上“捡来”的。

我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街串巷摄影，用三四十年拍上海街头，几十年拍下来的这些照片就不会是碎片化的上海，而是一个真实的上海，一个不作假的上海。

“澎湃新闻/视界”发起“上海相册”项目，旨在梳理、挖掘上海摄影师群体代表性作品，从宏观、微观层面呈现给读者一系列关于上海各时期、各领域的影像，并通过与上海作家这一群体的合作，收集撰写属于上海的故事，以此碰撞出一种关于城市发展脉络新的表达方式和观看角度。

责任编辑：许海峰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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