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小学教育的主张（朱熹的读写教育思想）

唐晓敏 朱熹是一位大学者，一位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中，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论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朱熹小学教育的主张?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朱熹小学教育的主张

唐晓敏

朱熹是一位大学者，一位大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中，关于阅读与写作的论述，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关于阅读。朱熹重视读书的“遍数”。说道：“凡读书，须整顿几案，令洁净端正，将书册整齐顿放。正身体，对书册，祥缓看字，子细分明读之。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又说：“书须熟读，所谓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又说道：“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又说：“若读十遍不会则读二十遍；又不会，则读三十遍至五十遍”，直至“通透烂熟，都无记不起处”。

这有深刻的道理。读书与古人的心灵的沟通，是一种深切的情感体验，多一次吟诵，便多一重体验。

重视“遍数”，这是古代有识之士的共同看法。如吕祖谦也说道：“凡读书务必精熟。若或记性迟钝，则多诵遍数，自然精熟，记得牢靠。若是遍数不够，只务强记，今日成诵，来日便忘，其与不曾读诵何异？”程端蒙也是一样，说：“读书必专一，必正心肃容，以计遍数：遍数已足，而未成诵，必须成诵，遍数未足，虽已成诵，必满遍数。一书已熟，方读一书，毋务泛观，毋务强记。”

朱熹强调成诵：“横渠教人读书必欲成诵，真是学者第一义，须是如此，已上方有着力处也。”

读书，自然需要思考。但在思考在建立在熟读的基础上的。对此，朱熹说：“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 ”又说：“诵得熟，方能通晓，若诵不熟 ，亦无可得思索。” 这一点非常重要。

关于写作。朱熹强调“模仿”：“古人作文作诗，多是模仿前人而作之。盖学之既久，自然纯熟。”

又说：“人做文章，若是子细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间做出文字，意思语脉自是相似。读得韩文熟，便做出韩文底文字；读得苏文熟，便做出苏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细看，少间却不得用。”“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

又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取老僧头去！”

作文从模仿起步。这也是中国读书人的共同看法。吴宓讲：“文章成于摹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时率皆力效古人，节节规抚。初仅形似，继则神似，其后逐渐变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摹仿而出者也。”（吴宓著：《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

朱光潜说得更具体：“学文如学画，学画可临帖，又可写生。在这两条路中间，写生自然较为重要。可是临帖也不可一笔购销，笔法和意境在初学时总须从临帖中体会。从前中国文人学文大半全用临帖法。每人总须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揣摩呻吟，至能背诵，然后执笔为文，手腕自然纯熟。……许多第一流作者起初都经过模仿阶段。莎士比亚起初模仿英国旧戏剧作者。布朗宁起初模仿雪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许多俄国小说家都模仿雨果。（朱光潜：“谈作文”，见《朱光潜全集》，第一卷，第3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又说：所谓‘学习’不过包含两种活动，一种是尝试，一种是模仿。这两种活动是分不开的。我们只要看小儿走路，或是成人学游泳，就可以知道尝试也要根据模仿。艺术的成就本来在创造，而创造却须从模仿入手。（朱光潜：《朱光潜全集》，第一卷，第41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外国学者也重视模仿。如叔本华就讲：“观摩古老作家如何应用那在语法上完美得多的语言，并模仿他们的风格实为最好不过的预先练习——它使我们慢慢学会灵活、技巧地运用自己的母语，完美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模仿练习甚至是无可替代的，这就好比未来的雕塑家和油画家在着手自己的作品之前，同样有必要仿造和临摹古典的杰作以训练自己。（叔本华：“论语言和语言学习”见《叔本华美学随笔》，第121页，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关于模仿，古人还有更具体的见解，这就是先从某一作家入手。对此，曾国藩讲：“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自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曾国藩：《家书》）

集中学习某一作家的作品，自然会受到影响。王蒙讲过自己的体会，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会，如果我连续两个星期每天读的都是鲁迅的作品，等我一写文章来，怎么忽然带上鲁迅的味儿了？是吧，这个语言相当地凝练，比较沉重、比较悲伤，比较忧郁，它有一种分量，一种往下沉的分量。”（王蒙：《王蒙新世纪讲稿》，第8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罗庸还以自己的经历，讲了这个道理。他说自己读中学时，语文教师王老师选古文做课文“有他的一番斟酌，所以三年中虽然念了许多家的文章，竞如只念一家一样，风格意境，造句谋篇，都属于一派，一点也不凌乱。这样，无形中引起大家读专集的兴味，我们几个喜好国文的人便相约各人读一部专集。我选的是韩昌黎，三年中把一部韩文大半背熟，作文因此长进不少。（罗庸：“我的中学国文老师” ，见《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第７２９页，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罗庸感叹道：“近三十年来中学国文教材一贯的毛病是‘杂’，姑无论学生不能讲清背熟，就是能讲能背也没有多大效用。但看每年大学招生的国文卷，几乎没有一篇略具风格的，就因为中学六年中没有一贯的涵泳。我以为：固然不必像我们王老师那样专讲古文，但能选讲一家之文连续读二三十篇不换家数，也就足以培植下一种风格。学字尚不可每天换帖，学国文反倒一日三迁，此所谓知二五不知一十者也。（罗庸：“我的中学国文老师” ，见《二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第７32页，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模仿是作文的起步，先是模仿一个人，在此基础上再读其他人的作品。赵树理讲：“写起文章来要像走路一样的顺当，我认为这和我小时侯坐在板凳上哇啦哇啦地念书有关系。譬如，小时侯老师教我们读《庄子》，我们就学到庄子的句法；读韩愈的文章，又学到了韩愈的笔法。各种风格的文章都学，久而久之，我们学会了读别人的文章，说自己的话。读别人的文章固然对自己的说话有关系，可是书读多了就不会箪模仿一个人的话了。所以多读是学语文的好办法。”（赵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