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时期的唐朝有多强（唐朝时李世民那句）

骆驼上中学时，历史老师曾大夸唐太宗李世民如何如何，具体内容我大多已经记不太清，但唯一记住的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当时老师给我们解释这句话时说，当时李世民推行科举制，让很多曾经被“九品中正制”限制的人才，有了晋升的渠道，有一次他在城楼上看见鱼贯而入的考生，就开心地说“天下英才都被我给收罗来了！”，可见李世民为老百姓出头，是多么的用心啊！

因为老师的“磨耳朵”，我在日后的很多年里，都把李世民看成是一个爱岗敬业的好皇帝，就连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我在先入为主的情况下，又被《隋唐演义》洗脑，所以也认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是被逼的……但是随着我开始被社会毒打，以及开始涉足历史，我对这句话开始产生了疑问，并最终得出结论，李世民的那句话应该是骗人的。为什么骆驼要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下我国科举制度的变迁。其实在我国隋唐之前，我国是没有成型的科举制度的，甚至在秦朝之前，底层的老百姓就连晋升的希望都很渺茫，因为那时采用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踢足球的，那么你一辈子也不能打乒乓球，而且你足球就是获得了世界足球先生，你退休了也当不上教练，但你如果本来就是教练，那你就是一辈子无法带队踢进世界杯……你可能提前下课换你儿子上。

而这种不讲武德的制度，到了秦朝前期发生了松动，众所周知，秦国的建立者曾是周朝王室的养马人，后来机缘巧合之下，他才逆天改命成了一方之主，但是因为秦国远离久受文化熏陶的中原，又是“暴发户”，所以中原的几个诸侯国都非常嫌弃他。等到秦孝公在位期间，他用了一个叫商鞅的人在秦国搞“变法”，把“世卿世禄”部分改成了“军功制”。

顾名思义，军功制的核心是军功，也就是说，你只要敢搏命拼一把，那就有可能摩托换宝马，所以“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就开始变成战争机器，并在嬴政在位时，完成了对六国的碾压。不过俗话说“好战必亡”，军功制在成就了大秦帝国的同时，也拖垮了这个国家，因此到了汉代，铁血的军功制又软化为了察举制。

察举制有点像现在欧美的推荐信制度，各地方官员负责发掘本地的人才，然后通过固定途径上报给朝廷，朝廷再从这些人中挑一些人试用，如果用着合适，那么就给个编制。不过这种以主观判断为主的推荐方式有很多弊端，虽然国家为了防止舞弊，而制定了一些“连坐”制度，但在实际应用上仍然……呵呵。

而曹丕篡汉之后，又在陈群的统筹下，推行出了一个“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一经推出，基本上就把底层群众晋升的路全给堵死了。为什么骆驼要用这么极端的词呢？因为这个制度够狠，“九品中正制”的核心是“定品”，那么啥是定品呢？定品就是不通过笔试也不需要面试，只是通过了解你的“家世”（这个是核心）和“品行”（这个后期就是纯添头），就决定你能在体制内的位置。

也就是说你的家族如果是混顶级圈子的，那么你也可以进这个圈子，但如果你的家族比较“低调”，那么你注定也别想“高调”，因此后人评价“九品中正制”为“上品无寒门士，下品无豪族”。以至于从西魏北周到杨隋李唐，皇帝全是出自“关陇”一系，后人曾把这帮轮番坐庄的世家大族称为“关陇门阀”。

等到隋文帝坐庄以后，他不想只当“关陇门阀”推出来的职业经理人，而想完成王朝的“私有化”或者说他想加强中（ge）央（ren）集(tong)权(zhi)，于是他就开始筹备科举考试，不过还没等他把这个削弱世家大族的杀手锏亮出来，他就离奇死亡了，他死之后隋炀帝杨广继位，这个被后世传为暴君代言人之一的“昏君”，高调地接过了父辈的旗帜，开始了推广科举制。

不过他当时步子迈得太大，以至于动摇了大隋的国本，然后老李家又坐上了“庄”，李渊上台之后，也没有玩出什么新的花样，基本上是“隋规唐随”，不过他借着隋朝的折腾，开始正式推广科举制，后来因为李世民经“玄武门之变”作弊超车，所以李渊的功绩被人为地给淡化了。

那么有人可能会问，李世民虽然是强行继承的李渊的衣钵，但是人家上位之后，还是坚持了科举制啊，难道就说不得“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吗？别急，咱们再来看李世民手里的“科举制”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否是所有人都能晋升的渠道。

讨论李世执政时的科举到底怎么样之前，咱们先来看几组数字，根据《唐登科记》、《唐宋科举制度研究》等书提供的资料，骆驼发现，在李世民执政23年间，共进行了21次科举，其中考中进士的仅有205人，算下来每年不到11人，而中秀才的就更少，总数仅有22人，平均每年不到2人。

这里骆驼再多说一点，可能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状元之下是进士，举人又排在进士后面、秀才只是吊车尾。但在唐朝时，秀才完全是吊打进士，因为秀才考的是议论题（方略），而进士只要“精熟一经”就行，秀才甚至因为考试难度大，后来竟然取消了。所以我们看贞观年间秀才的录取人数要远小于进士录取的人数。而每年这俩人数加起来也不过只有10余人。

我们再看当时什么人能考中科举，因为单贞观一朝的基数有点少，所以骆驼就拿全唐的人数来分析，据记载，唐朝近300年的历史中，总共录取了8455人，平均每年录取的人数不到30人，而在这些人中，有八成都出自士族之家，一些出名的小家族也占了一成，剩下的一成才是一般人家。

但是这里的一般人家也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寒门”，而是指以前家里人没能进入体制的人，而这部分人是有“闲钱”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的，如果你家连温饱都解决不了，那么怎么可能又有钱供孩子读书学习，其实不光李世民执政时没解决全员上学的问题，就连整个大唐也没能解决，那么这个问题什么时候解决的呢？是在新中国，因为有了义务教育。

由此可见，李世民其实并没有真正的改变朝廷的用人制度（重世家而轻能力），而“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其实在整个封建时代，统治者都是“无暇”顾及真正的百姓的，真正关心百姓的只有我党建立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