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南蛮之地是哪里 34岭南汉地

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我国内地尚有人称南粤为“南蛮”、“文化沙漠”，这或许是出于南粤地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缘故，实属一种很局部的“妒忌”现象。

其实，岭南地区虽自秦始皇时期起已被纳入郡治范围，但“南蛮”之印象确实不易扭转，实际上一直到了唐代，中原人才开始普遍默认岭南为“汉地”的一部分。

在字面概念上。岭南地区早在二千年前已属“汉地九州”

从“南蛮”到“汉地”，这并非仅是来自行政上的融合。岭南属“九州汉地”中的扬州，这是汉武帝时期就已是“名义上确立”了的事，不过现实中却一直并未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可。

那么在汉唐之间的八百年间，又发生了哪些事情、最后促成“岭南汉地”概念的形成呢？

秦凿灵渠征服南越后，岭南地区闭塞依旧，称“南蛮”在所难免

春秋战国时，今日的岭南地区属“百越”，由大量地方部族所组成。不过，“南蛮”之称却并非来自岭南地区，而是出于更偏远的越南。

《礼记》里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说的就是当地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的习俗；在中原人看来，如此有伤风化的事，自然是只有尚未开化的“蛮族”才做得出来，所以“南蛮“之称其实一直都充满着文化上的歧义。

最初的“南蛮”之地指的是今天的越南等地

秦始皇在征讨南越时一度遭遇顽强的地方部族抵抗，由于军需运输的问题，曾”三年不得进寸步“。在经过一番地理调研之后，秦军发现，只要打通湘江与漓江之间的连接，军粮便可由楚地进入南越。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就命史禄负责开凿两地间的运河，这就是“秦凿渠”、后称“灵渠”。

当时的南越尚未有大规模的统一性政权，秦军由漓江入越后，无费多大力气就统一了南越、开创了岭南地区的郡治历史。

可惜由于秦朝的统治时间太短，这时期里仅在南越地区造就了具有抵抗实力的“南越国”政权。南越国只需以军力封堵漓江水路，两地间的军事威胁就会被彻底隔断！

灵渠，为岭南融入中原贡献了第一波力量

除“灵渠”之外，当时由中原进入岭南的道路就只有位于粤北大庾岭一带崎岖难走的山道，根本无法大规模行军。对南越国来说，只要封堵住这两处咽喉位置，外面再动荡都无法影响到岭南了。

如此闭塞地偏居一隅，被中原人称“南蛮”就在所难免。在秦亡之际的公元前204年，南海郡龙川令赵佗为求自保正式公开建国，并自封为“南越武王”。

汉武帝一统南越，贯通的仅是水路交通，史书中的“南蛮”称谓未变

秦汉交替之间，南越政权本也无意与中央对抗，很快又于公元前196年归附于汉高祖。可惜由于一向”藐视南蛮“的吕后从中作梗、断绝了两地间应有的融合性交往，南越王赵佗被迫于前180年宣告独立为“南越武帝”，正式与汉朝分庭抗礼，直到汉文帝时期，赵佗才在陆贾的劝说下再度归附于汉朝。

南越王赵佗的数次“独立再依附”，同样体现着这样的期盼

赵佗的几番“独立再依附”确实是出于统一之下的共同利益，但在中原人看来，“南蛮”的无信无义自然已成了一种隐患。

汉武帝即位后一直就有意再将南越国收复为郡治之地，无奈人家南越王一直当着乖乖宝，汉武帝也找不到发兵借口——关键是，也找不到能利于出兵的通道。因为一旦发兵，南越国紧扼灵渠与大庾岭两处位置，汉朝要征服南越，其代价必然不小且无百分百胜算。

如此到了公元前112年，南越国吕嘉作乱，汉朝终于有了兵发南越国的契机。

一开始时，有韩千秋自告奋勇从粤北陆路入越平叛，最后，自然是可想而知地全军覆没。其实，受到唐蒙”蜀枸酱“的启发后，汉武帝一早就找到了兵锋指向南越的通道，韩千秋的全军覆没本为一种非必要的代价，汉武帝最后以“韩千秋虽无成功，亦军锋之冠”进行表彰，其实只是用以激励军队“讨伐南蛮”的一种手段罢。

汉武帝以楼船征服南越，但岭南的“南蛮”代称未变

汉武帝的兵锋之路就是由夜郎国牂柯江南下的水道，“十万楼船大军兵分四路合于桂阳“，秦始皇时期的灵渠通道仅是其中一路而已。

吕嘉没料到情形会是如此，最后南越国之乱一举被平复，自那时期起，岭南地区从”九州“概念上就被归于了”汉地”中的扬州。

不过，当时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后汉书》，有关南越国的记述依旧被归入“南蛮(蛮夷)”序列之中，可见“南蛮”称谓由于“深入人心”已久，连史书里都无法轻易消除。

东晋南北朝：南越“汉地”之称始现于佛教典籍之上

《后汉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尽管书中还是以“南蛮”代指越地，不过所述地点多以交阯(越南)为主，对“长沙、南海”等郡治的“南蛮”称谓已作了淡化，但仍未正式冠以“汉地”之称。

法显和尚首次在公开典籍上以“汉地”称呼广州

现存古籍中第一次以“汉地”称呼广州的是法显和尚所著的《佛国记》，如今非常普通的称呼在当时竟成了“首开先河”之举。

公元412年(东晋义熙年间)，法显和尚正从印度乘船回中原，船上载有各国商贾及一位沙门(指未受戒的年轻修行者)，最初的计划登岸地点为广州。

由于遭逢暴雨，船上商贾均心生惶恐，商量说“坐载此沙门，使我不利”，计划将船上沙门弃之于附近海岛。法显说：“汝其下此沙门，吾到汉地，当向国王言汝也”，意思是说，等我到达汉地(广州)将此事告之官方，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船上商人一时害怕，终于停止了此害人之举。

后来由于“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船只一直到了山东青岛一带才登岸，法显在记述此事时以“汉地”代指广州，也渐渐成了佛教典籍里的传统。

《佛国记》也影响了其他佛教典籍对岭南的代称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达摩东行最初抵达的“汉地”也是广州，作为当时权威典籍的佛教记录都如此述说，于是“汉地”逐渐开始替代“南蛮”之说，不过还是仅限于字面之上。

隋唐时期：岭南影响中原的事件开始剧增，“汉地”称谓从此真正奠定

隋文帝时期，“南蛮”特指的是当时的东南亚诸国，岭南地区的历史记录开始正式纳入官方的“汉地州郡”范围，这事情其实始于一件让隋文帝感念于心的历史大事。

隋开皇九年（589年）时，隋文帝已统一了中原大部，但岭南地区一直尚未归附，而且派至岭南进行安抚的韦洸一直“逡巡不敢进”。

南朝时的岭南原有两大势力，一是北燕皇帝冯弘被北魏打败后，其后代逃往宋朝时(南朝宋)被安置于岭南的新会郡，新会冯氏成了岭南“有职无权”的望族；二是南梁时高凉(茂名)冼氏的强大地方势力。

“冼夫人文化”从政治文化层面上确立了岭南在中央王朝里的地位

后来，冯宝与高凉冼夫人联姻，冯氏在岭南的威信终于建立起来，“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冯宝死后，一时间“岭表大乱”，冼夫人又平定了动荡局面、让岭南安然过渡到南陈时期。

隋文帝派韦洸南下时，晋王杨广让陈后主写信给冼夫人证实“陈已亡“，为保地区太平，冼夫人“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而后率众归附。

这时番禺的夷王仲宣又趁机作反，连韦洸都中箭死了，冼夫人又联合接任的裴矩击溃了仲宣叛军，最后“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随裴矩一道巡视了岭南二十多州县，所到之处，无不在其威信下表示臣服。

隋文帝感慨万千对高颎和杨素说：“韦洸率兵二万尚不能度岭，而因为冼夫人，裴矩三千弊卒就平定了岭南！”

以国公礼制记录岭南史事，“南蛮”称谓由此消失

在相关历史记录中，冯宝被追赠广州总管和谯国公，冼夫人被册封为谯国夫人，一切行文均以国公的礼制为标准，仅造反的仲宣被冠以“南蛮夷王”。

自此，与岭南有关的所有隋朝官方记录中才再无出现“南蛮”字样！

唐玄宗时期，张九龄奉令在梅岭开凿大庾岭路，岭南与中原间的交通瓶颈被彻底打通后，水路陆路都能自如抵粤；因为所有海上的舶来品从此有了更为庞大的内地市场，唐代岭南的港口经济由此迅速崛起——政治与经济融合至此，唐代之后的史籍中就再也没有见到“南蛮”的统称字眼了，代之而来的就是“汉地”或具体的地方州县名称。

六祖惠能北上时也说自己来自“岭南汉地”，可惜有龌龊者竟刻意隐匿这一点，故而在《六祖坛经》等部分唐代典籍中，六祖惠能竟成了“河北人”(数代之前的原籍)，连毛主席在谈及惠能时也引用过有关的错误典籍(1958年北戴河会议)，可见有关歧视之深影响有多大了。

从汉武帝到唐玄宗时期，这期间足足历经八百年、岭南地区在文化上也足足被“瞧不起”了八百年。

文化是什么？文化首先是一种认同

即便是一直被汉唐称“南蛮”的越南、柬埔寨等地，宋朝时也以开始具体的“占城、真腊”等名称表述为“外国”，这其实也是整体文明进步所带来的变化，因而在不久的二三十年前、我们尚能从国内部分学者嘴上听到“南蛮”一说时，那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出于和谐大计，这里我就不再详述从前往事，不过从中我们也可看出，一旦没有了经济和文化实力上的充分融合，即便表面上被尊为“汉地”，实际上还是一直受某些“天朝上国”人所轻看的！

比如岭南“鸟语花香不绝”、当年的蛮夷小渔村如今“穷得只剩下钱”之类论调，不信的话随便网上一搜索，肯定不会让你失望......其实真正失望的应当是那些一直无法打开心扉的人吧，毕竟今天都已是“9102”年了！说好的“开放、包容”在哪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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