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讲述真实故事(老韩讲了一个故事)
窝头始于何年,不得详考。仅知此物元代即已有之,名“不落夹”。至明代,帝、后喜食,竟成了宫廷与仕宦之家的美味小吃,称“御爱窝窝”。后来传入民间,衍化为“爱窝窝”,亦作“艾窝窝”。明·李光庭著《乡言解颐》卷五,载刘宽夫《日下七事诗》,末章中说及“爱窝窝”,小注云:“窝窝以糯米粉为之,状如元宵粉荔,中有糖馅,蒸熟外糁自粉,上作一凹,故名窝窝。田间所食则用杂粮面为之,大或至斤许,其下一窝如旧而复之。茶馆所制甚小,曰爱窝窝,相传明世中富有嗜之者,因名御爱窝窝,今但曰爱而已。”由此可见,北方乡间窝头虽出身辉煌,但自从流落民间便“落架的凤凰不如鸡”了。
窝头历经数百年,直至毛时代,仍为北方民众的主旋律食品,充满正能量。这种上尖下圆,多用玉米面做成的东西,不如白面易熟。为了省火,所以家庭主妇在把和好的面做成宝塔状的同时,还要在其底部捏出来一个很大的“钵①儿”来。
窝头的钵儿是如何搞成的?清代监察御史仲耀檀在《窝窝赋》中有具体描述:“美哉窝窝兮,天地之所产,人力之所造。内二外八,纤手成就。远望似将军之帽,近看似染靛之泡。似馒头而无底,象烧饼而又高。窝窝头仰面大笑:俺今日哪比往朝!运未来暂且藏头,既得时方显荣耀……”“内二外八”即捏制窝头时八个手指居外,两个手指在内的手法。
窝头的钵儿是很有讲究的。如果钵儿被搞得过大了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窝头徒有大个头的外表,重量却名不符实。
听阳泉的朋友说,他们那里的窝头呈半月状,两面压得比较扁。而且是实心的,底下没有“钵儿”。他还说,咱阳泉一带有的是煤炭,故而不惜多加一铲铲,也不在乎多蒸半个钟头。这种没有钵儿的物件若沿袭旧制称作窝头,有点儿名不符实。故而阳泉人在这种窝头前加一限制词“扁”,俗称扁窝窝,不带那个“头”字。
这位朋友还说,没钵儿的窝头更重,一个有半斤。贫穷和饥饿再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那年代的男人胃口很大。一个男人吃四个实心窝头,外加半锅稀粥或糊糊,也很稀松平常。那会儿大肚汉不少,闲暇时经常打赌吃窝头,据说有个大肚汉曾一顿吃六七个大窝头,说与现在的年轻人听,犹如天方夜谭。
阳泉有儿歌《捏窝窝》:狼打柴,狗烧火,家猫上炕捏窝窝。捏了几个?捏了三个。大哥一个,二哥一个,我一个。我那个呢?猫叼走了;猫呢?上山了;山呢?冻冰了;冰呢?碎了。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年代里,能给人带来快乐的,恐怕只有“吃”了。对饥肠辘辘的人来说,能痛快淋漓地吃一顿玉米面窝头,也赛过做神仙。记得五舅就曾感慨地说:唉!多会儿能天天吃上黄愣愣的玉茭面窝头,那光景就好过了。在雁北,窝头算好茶饭,直到七十年代,有的队干部表态时还把“带领乡亲们都能吃上黃窝头”作为口号。
那些年,在得胜堡。每当秋季临近,玉米即将成熟之际,大人们总会狠着心割些嫩玉米,给孩子吃几顿“糊糊窝窝”。把剝好的嫩玉米颗粒,在石磨上碨成糊糊,加点小苏打上笼蒸。大气上来,那浓烈的玉米清香会溢满全家。每次吃“糊糊窝窝”,因为“狼多肉少”,总有些欲吃不忍,欲罢不能。
第二天早饭时,端一碗稀粥,拿一个烤好的“糊糊窝窝”,趷蹴在大门口,总好像带点炫耀的架势。因为嫩玉米不如老玉米顶事,全然不是过光景样子,因此每吃此物,总要下很大的决心,连吃几次,会心疼得掉泪。
稳革时,堡子湾公社兴修水利工程,要求每家出一个壮劳力。那天下午,队长走进了表哥七十五家,七十五半倚着炕头上的一团烂棉絮里,身子蜷缩成一个脏乎乎的球。严重的痨病使他长年累月赖在炕上。队长的一番话使他心里一阵急,大张着嘴“呼呼”地喘,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听说一顿饭给两个窝头,七十五十五岁的独子虎虎非要去。队长上下打量了半天,最后总算同意了。
那天,虎虎抬了一上午的筐,晌午收工时,细嫩的肩肉磨去了一块油皮,火辣辣地疼。吃饭时,他将夹袄搭在肩上,盖住了那片血淋淋的伤口,一脸自信地朝着分发窝头的队长走去。然而,队长只分给他一个窝头,而且个头最小。虎虎伸开胳膊,瘦小的身子奋力抵挡后面拥挤的人们,左手攥了那只窝头,右手伸向队长,目光如炬地盯着他。
队长直起身来问道:“干甚呀虎虎?”
“你咋给了我一个窝头。”虎虎说。
队长听了笑一笑说:“你只能分一个窝头,这是工地上的规定。”
“为甚别人都是俩?”
“你看你这孩子,你只是一个半大劳力,整劳力的大人才分两个哩。”队长有些烦。
虎虎盯一眼手中的窝头,又盯一眼队长那一本正经的脸,目光中的疑惑渐渐隐去了。虎虎默默地走了,夹袄底襟那块半拉蓝补丁,倔强地在屁股上一撅一撅。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日三餐总是与窝头咸菜相伴。跑疯了、玩累了、该吃饭了,就等候在锅台前。母亲利索地揭起锅盖,乳白色的蒸汽一窝蜂地逸出蒸笼。可爱的窝头,工艺品般地显露在面前。母亲吹着气,手上蘸着凉水,把它们拾到盆子里。遇上粘在锅边焦黄的圪渣,顺手抠下,放进自己的嘴里,或者疼爱地塞进我的嘴里,那真是人间美味。
窝头要数那种刚出锅,热热乎乎的最可口。不管是黄灿灿的玉米面窝头,还是紫红色的高粱面窝头,它们都透着一股诱人的五谷杂粮的清香。咸菜是自家用大粒盐腌的,是那种嘎嘣脆的酸蔓菁、咸芋头。洗净了切碎,往窝头的钵儿里一塞,大口一咬,胜过山珍海味。
依稀记得,一家六口人围着一张小炕桌吃早饭。人虽多,但挤着坐也凑合。黄灿灿的窝头装在柳条编成的半球形小筐里置于桌上,桌中央还摆着一盘黄白绿相间的烂腌菜和一碟油炸辣椒。饭碗里盛满稀粥,由于熬粥时搁了碱面,粥的颜色金黄。粥熬的时间长了,稍一冷却,上面会浮着一层薄膜状的米油,这样的米油喝起来很香。
有人说,窝头的钵儿,就是为了放咸菜。把咸菜塞在窝头的钵儿里吃,效果绝佳。人们常说到伴侣这个词:手机伴侣、数码伴侣、咖啡伴侣……我认为,咸菜也是窝头最好的伴侣。
毛时代,东瓦窑有个豆腐坊,父亲常常从那里买点豆腐渣,掺在玉米面里蒸窝头,味道似乎也不错。
母亲还常常煮窝头。拣点白菜叶,再把剩窝头切巴切巴一起下锅煮,也很好吃。
窝头吃腻了,可以换换口味。从副食店买点疙疙瘩瘩的古巴糖,和在面里蒸窝头,甜在心里。没糖时搁点糖精,也能哄肚皮于一时。
那时,呼市最便宜的大枣只要两毛钱一斤,大多生了虫子。掰开洗干净,搁在玉米面里,蒸出的窝头叫枣窝头。
忆苦思甜时,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可以“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
榆钱儿窝头很好吃。一到春季,榆钱串上了树梢,捋下来蒸窝头,味道好极了。
窝头一直是北方监狱里的主食。日常生活中人们常会调侃:送你到局子里去——一顿一个大眼儿窝头。
毛时代,各式各样的窝头层出不穷、琳琅满目。江山代有窝头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毛时代出英雄、也出窝头,关于窝头的谚语及歇后语也非常多:
“有眼儿的就是窝头”,这话的意思是说某人愚钝、僵化,把凡是“有眼儿”的东西统统认为是窝头;
“窝窝头就咸菜,节约下钱买公债!”意在鼓励人们踊跃购买公债,支援国家建设;
“吃窝头,啃咸菜,省下钱谈恋爱。”反映了那时人们低碳生活的窘境;
“吃窝头就咸菜,我们是毛主席的好二代。”是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豪言壮语。
还有:
“窝头掉个儿——现了大眼”
“一脚踩扁一个窝头——你也不是一块好饼!”
“窝窝头进贡——穷尽忠。”
“窝窝头没眼儿——找着挨抠。”
“窝窝头上坟——哄鬼。”……
哎呀呀,小小的一个窝头,浑身像是充满了晦气一般。
儿时我在中山西路小学读书,早晨同学来校上学,带的全是窝头。冬天,玉米面窝头冻得就像秤砣,摔都摔不烂、一咬一道白茬,人称“耐火砖”。同学们课间把窝头摆在火炉盖上,跑到教室外面玩,常委托我为之监守。我当了义务烧烤工,颇得同学拥戴,今忆之,仍感丝丝温馨。
记得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一个冬天,中午放学后,我和其他几名同学,将从家中带来的玉米面窝头放置在教室火炉的炉盘子上烤着吃。我们几位同学,一边围着火炉暖和着身体,一边用手翻烤着各自从家中带来的食物。那天我一不小心将圆圆的窝头滚进了火炉里,窝头倾刻被吞没在火海之中。我一时吓得不知所措,不由得哇哇大哭了起来。哭声立刻传到了隔壁正在吃午饭的杨老师耳中,杨老师急忙跑了进来,问明情况后,一边安慰我,一边从自己的饭盒里拨了一些饭菜给我,这时其他几名同学也都纷纷将自己带来的食物分给我吃,那天才不至于饿肚子。
想起六十年代初学校组织的一次春游。那天如同过节,大多同学从家里带的是白焙子、煮鸡蛋,偏有个同学不长眼,带了个大眼儿窝头。于是同学们开起了玩笑,将窝头尖朝下,眼儿朝上转起来当“毛猴”抽。窝头滚蘸得浑身都是土,后来那个同学只好流着泪,细心地剥了皮,慢慢地掰开吃了。
据史料记载,袁克定晚年家财耗尽,生活日渐艰困。在颐和园租房子住时,世交张伯驹与他时有往来。见他吃饭时,虽无鱼肉菜肴,只是以窝头切片,咸菜佐餐,但仍正襟危坐,胸带餐巾摆好刀叉,俨然当年“皇储”模样。张伯驹有诗曰:
池水昆明映碧虚,望洋空叹食无鱼。
粗茶淡饭仪如旧,只少宫詹注起居。
读书至此,不才对于年轻时那些窝头果腹的日子也就释然了。
“风水轮流转,明年到我家”。1996年,不才曾在北京的“御膳房”吃过栗子面窝头。其实它并不是纯栗子面制成,而是以玉米面为主,罗过得极细,吃起来细嫩可口。它的魅力并不在于味道,而更在于它的造型:窝头竟然这样小巧玲珑!其精致的外观,与那个年月穷人的“本命食”——粗砺的棒子面窝头,造成视觉上的反差,似乎这才是人们对小窝头津津乐道的最主要之点。
“鸡鸭鱼肉拿下去,窝头野菜抬上来”……曾几何时,弃精取粗的饮食观念开始颠覆人们对健康美食的定义。茹素、忆苦饭类主题餐馆在大中型城市蔚然成风。经常可见俊男靓女不辞路远巷深,穿梭游走于鳞次栉比的恵食街和饭庄之间。只为一饱口福,体验一把粗茶淡饭的瘾头。另类却传奇,古老又标新的粗粮重返餐饮人的视野之中。在求新求异,饮食安全的时代背景下续写“搜食记”的传奇。
后记:
窝头会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家林海音的公爹夏仁虎先生在《旧京琐记》中有所记述:“窝头会者始于清末,慈善团体之一也。京师贫民搏黍屑蒸而食之曰窝窝头。此会专为救济贫民,故以名焉。”旧京贫民甚多,窝头会救助工作任重道远,且经济能力有限,为此,窝头会“集资于众,不足则演义务戏以充之”。当年京城梨园界有个好传统,每年都要演几场“义务戏”,参加演出的演员无论是“大牌”,还是“龙套”,一律不取分文,并将演出票款捐出来,或用来救济梨园界同行中的贫困之人,或捐赠社会的公益团体。资助“窝头会”亦是他们的善举之一。
据夏仁虎称,窝头会“不仅账饥,亦筹御寒”,让被救济者有了吃的,还要有御寒冬衣。尤其在清廷垮台之初,旗人失去了“铁杆庄稼”没了“皇粮”,有些人沦为赤贫,要救济的人增多,而且“故家失业,贫况可骇,有缀报纸为衣者,有夫妇共一裤者。每及冬令,冻馁途毙,无日无之,皆得于会上之报告。故侯拉车,犹为有力,可慨矣。”当然窝头会并非只是救济破落旗人,对于京城其他贫民也一视同仁。当年那些住在城根儿大杂院里的拾荒者、乞丐和手工业者等,都是窝头会的照顾对象。因此,在那个时代,窝头会口碑极佳,窝头会的主办者往往和开粥厂的善人一样受到公众尊重。
注①:钵,是洗涤或盛放东西的陶制的器具,形状像盆而较小的一种陶制器具,用来盛饭、菜、茶水等。一般泛指僧人所用的食器,有瓦钵、铁钵、木钵等。一钵之量刚够一僧食用,僧人只被允许携带三衣一钵,此钵则为向人乞食之用。现今泰国等南传佛教僧人,仍于每日凌晨沿门托钵。
托钵,梵语piN!d!apa^ta,巴利语同。又作乞食、分卫、团堕(食物落于钵中之意)、持钵、捧钵。即以手承钵之意,亦即持钵游行街市,以化缘乞食,乃印度僧人为滋养色身所作之行仪。
窝头底部朝上是否很像托钵僧人化缘乞食的器具?(作者 韩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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