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羽镇民俗文化（荆沙地区朝鸣凤习俗考）

郭汉闵

鸣凤山

在五六十年前，在春节后小年至清明期间，荆州、沙市地区浩浩荡荡地朝拜队伍，是沮漳流域的一道独特景观，也是沮漳河两岸的人谈论的中心话题。

当阳远安人均称他们为荆沙香客。这些成群结队的荆沙香客，家境殷实的多选择坐船溯流而上，也有骑马坐车的，大部分香客则是徒步而行。

条件好的香客，先朝拜慈化集镇香泉寺，后赶往玉阳城祖师殿烧柱香。在玉阳城歇宿一夜后，第二天大清早出发，赶赴玉泉寺烧香许愿，后沿官道河北行至远当驿路，再在清溪寺顺清溪而下，渡过沮河，在百宝寨金顶观歇脚。第二天，再风尘仆仆赶往鸣凤城，登鸣凤山许愿。

在鸣凤城歇宿一晚后，香客便匆匆回荆州城。那些徒步的香客大体也是这一线路，但朝拜活动持续时间更长一些，沿路还要到度门寺、清溪寺、鬼谷洞烧香许愿，一般投宿农户家。坝陵街道何畈村一居民点旧名为沙市街，地处坝慈路边。沙市街之所得名，是因为荆州、沙市香客长期固定投宿的关系。据说这个地名最先是荆州、沙市香客叫出来的。时间一长，沙市街称呼不胫而走，从香客的称呼变成当地人的叫法，一直沿用至今。远当交界处的清溪古驿站、百宝寨，也是香客固定投宿地。

朝拜活动从小年后开始，至清明节达到高潮。清明节后，一年一度的朝拜活动才算结束。

鸣凤山顶

建国以后，荆州、沙市的朝拜队伍在沮河两岸开始变得稀稀落落，只有老一辈人还顽固地坚守这一习俗。近几十年来，就连朝拜的老人也难得一见了。就连在正月初一至初五玉泉寺拜财神的大军中，也少见荆州、沙市人的身影了。荆沙地区这一持续了数百年的朝鸣凤古老习俗，现在似乎已走到了陌路。

这个习俗产生于何时，已无从考证了。当阳远安历代县志也并无相关记载，《荆州府志》也无片言只语。在当阳远安，也只有老一辈的人才偶尔谈起这一习俗。在不知不觉中，历史的尘埃已积累了厚厚一层，让我们浑然不觉。

如只是到寺庙许愿祈福，荆州、沙市的人其实大可不必大费周张、溯沮水而上，来回折腾几天。他们只需到城中或近郊的寺庙就可达成目标。很显然，这背后还应当有不为我们所知的更隐秘更深层的原因。

一种区域性风尚习俗的产生，其背后必有其强大的推动力量。而一种习俗一旦形成，往往会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延伸力量。荆沙地区一年一度的朝鸣凤习俗，我们恐怕只能从沮漳流河流域与荆州、沙市持续数千年的紧密联系中寻找答案了。

鸣凤山峦

在四五十年前，荆州、沙市对当阳、远安人而言，就是一座梦幻般的城市。赶沙市，这是过去当阳远安人耳熟能详的口头禅。早在宜昌还是长江边的一座码头的时候，荆州、沙市对当阳、远安人就具有了磁石一般的吸引力、诱惑力。在过去，当阳人远安人赶一趟沙市，是一件很荣耀时尚的事。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阳、远安还盛行赶沙市、到荆州观光的遗风，沙市、荆州魅力犹在，是宜昌所远远不能相比的。当阳、远安人对沙市、荆州的昄依感、亲切感，或者说沙市、荆州对当阳、远安人致命的诱惑力，是由沮漳流河流域与荆州、沙市持续数千年的紧密联系所决定的。

荆州城的前身是其靠北的纪南城。在春秋战国时期，沮漳河东岸的郢都，即后来所说的纪南城，是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那时候，郢都是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其奢靡程度，屡屡叫北方诸国的使者咋舌。我们有理由怀疑，秦人焚烧纪南城的时候，就怀着阴暗心理。就是时至今日，郢都城辐射范围内的每一次楚墓发掘，都要让全世界震惊一回，让国人激动一次。郢都城的繁华，缘于楚民族的强大，当然与沮漳流域发达的农耕文明与航运密不可分，二者缺一不可。楚昭王发出的“江汉沮漳，楚之望也”的感叹，是由衷的。

荆州古城

从某种程度而言，荆州城是在楚郢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荆州城还只是楚国的官船码头，史称“诸宫”。楚郢都被秦人焚之一炬后，荆州城便代替了楚郢都的位置，成为南方政治中心、水上交通中心。沙市最初就是荆州城的码头，始称津或江津，意即长江渡口。至唐代，始称沙头市，简称沙市，意为古长江与沮漳河、夏水之间三角洲顶端的市镇。作为南方两湖平原、云贵川地区向洛阳进贡财物和运送粮食的枢纽，沙市商业从此大盛。明清时期，沙市位居国内十大商业都会之列，并名列于南方各大商业都会之首。

但当阳人远安人更多的是把荆州与沙市视为属于沮漳河的城市、沮漳流域的门户，与他们有着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另一个河溶镇、玉阳城、鸣凤城。南方政治中心、水上交通中心也好，国内十大商业都会也好，与他们没有多少关系。他们不可有具有宏观的历史视野。当阳远安人在说荆州城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说沙市。在他们眼中，荆州城与沙市是浑然一体、呼吸与共的。当然，相比于森严的荆州城，沙市要更加亲切一些。在沮漳流河流域，曾有荆州城是荆山的水流出来的、沙市是沮漳河的船驮出来的民谚。这一长期流传在沮漳流河流域的民谚，与楚昭王发出的“江汉沮漳，楚之望也”的感叹，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当然，荆州、沙市与沮漳流域唇齿相依、共生共荣的那么一种紧密联系，我们现在已体会不到了。

沙市新区

在五六十年前的沮漳河沿岸，曾传唱过一首《下沙市》的歌谣：

坐上帆船下沙市（啊），

一船坐到长江口，长江口。

十里街市看（呀）看花眼，

老不情愿（啊）下码头，下码头。

——《当阳民歌集粹》

这首歌谣清清楚楚地传达出了那时候沮漳河流域的人们对荆州、沙市的向往与迷恋，坐船南下时的快意与忘情。

无独有偶，在江陵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收集、整理的《江陵竹枝词》中，也有一首相似的歌谣：

登上柳门往北望，

不见家乡好忧伤。

荆州虽有千般好，

哪及家乡稻鱼香。

想搭帆船回家转，

船家就是不声张。

柳门是荆州城的小北门，本名叫景龙楼，但荆州城居民私下里都叫它柳门，也有叫远安门的。这首竹枝词告诉我们，荆州、沙市的繁华与沮漳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荆州、沙市的不少居民就是从沮漳河沿岸迁徙而来的，他们经常向北眺望，老是想回家看看。

这两首歌谣一呼一应，可以说是惊人相似。一个想下去，一个想上来；前者是轻松愉快，流连忘返，后者是伤感惆怅，乡愁弥漫。而这种鲜明的对比与呼应，正好表达了这样一个母题：荆州、沙市的根在沮漳流域。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很难理解这两首歌谣所表达的神圣感情。

当阳市

这两首歌谣透露的信息很丰富，也颇耐人寻味。在很多年以前，沮漳人像赶集一样，坐船南下到荆州、沙市做生意、当伙计，有的还在那里购置房产，娶妻生子，在荆州、沙市安了家、扎了根，一住就不肯走了，或者说怎么也走不成了。住的时间长了，自然就要常常想念家乡，想故乡的桑园，盘绕在村子上空的炊烟，河边的綄纱女，在河滩放牛的哥哥，以及年迈的父母。于是就有了我们在开头看到的一幕：想家想得实在不行，只好登上小北门城楼，或跑到沮漳河边去看从家乡开过来的白帆船；看到家乡的丝绸、木材、煤炭，思乡之情更浓了，便存了侥幸心理，试着找一个面善的船家说好话，央求其顺便梢带他（她）回家看看，可船家嫌货多就是不答应。

我们不妨以清末民初当阳商人佟先宝为例。佟先宝是慈化寺人，最初在脚东港一家杂货店当伙计，后来在育溪开设“云圣堂”做杂货生意。由于他善于经营，讲诚信，生意越做越好。1926年，他到沙市七里庙角路街租房，坐号设庄。伙计全是他从当阳带去的。不几年，佟先宝成为沮漳流域丝庄领袖，投奔他的老乡也越来越多。后来，他在沙市娶妻生子，成了一个正宗的沙市人。期间，他经常从沙市返回当阳探亲。1937年正月从当阳返回沙市途中，佟先宝曾被土匪劫持。在解放初期，他仅靠沙市的房租维持生计。他的部分后人现仍居住在沙市。佟先宝在当阳肯定不是个例。像佟先宝这样定居荆州、沙市的当阳人、远安人、荆门人，肯定是一个庞大群体。

远安县田野

1937年正月，从荆州、沙市返回当阳探亲、祭祖的，肯定不止佟先宝一家人，应该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由佟先宝1937年正月从荆州、沙市返回当阳探亲、祭祖推断，荆州、沙市地区朝鸣凤的习俗，最初就是回乡祭祖。这也正是现在的上海人在清明前大规模地沿黄浦江西上苏州城祭祖现象的合理解释。

一种风尚习俗虽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世代的绵延，被不断补充、修正，从而发生变异，以致习俗的文化内涵与最初大相径庭。由于生存环境、思想观念的变迁，后代的人们往往不能理解最初习俗的真正动机，从而发生变异。

江汉平原古称云梦泽，其实就是一个沼泽地带。湖北“千湖之省”的美誉还依稀可看出云梦泽的影子。我们现在看到的良田千亩、人烟稠密，还是明朝中叶以后才出现的盛景。这也是江汉平原腹地县市普遍建制较晚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江汉平原大规模的开发，才有了后来清朝的“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壮举，并形成“湖广熟，天下足”的盛况。

当阳原野

随着江汉平原明朝中叶以后的大开发，荆州、沙市越来越繁盛，人口来源也越来越多元化，并最终彻底改变了这一双子城的人口结构。原来的荆州人、沙市人逐渐成为少数，以致于其中的沮漳人成为边缘人。沮漳流域在荆州人、沙市人眼中，也越来生疏了。佟先宝的孙子辈可能还记得自己的祖籍，但曾孙辈却不一定了。再加之沮漳河航运业的逐渐衰落，以及行政体制的分割，持续了几千年的荆州、沙市与沮漳河流域唇齿相依、共生共荣的紧密联系，慢慢淡化、生分了。

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延伸力量枯竭了，已难以为继。于是，持续了数百年的荆州人、沙市人春节回乡祭祖的风俗，慢慢演变成为朝鸣凤的习俗，寻根祭祖之旅慢慢演变成朝拜之行、观光之旅。现在就连观光之旅也难寻踪迹了。

作者：郭汉闵

作者简介：郭汉闵，男，现年59岁，1982年7月毕业于原宜昌师专中文科，曾从事教育、新闻、政研等工作，现在当阳市政协机关工作。有专著《隐形的南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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