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命运坎坷经历几起几落（一场牢狱之灾后）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秋，杭州城内的寺庙人满为患，数万百姓虔诚地跪在佛前。在和尚的指引下，他们不分昼夜地大声诵经，只为给一个“阶下囚”祈福。

这个人名叫苏轼，他8年前曾抵达这“东南第一州”，担任通判一职。

彼时，“熙宁变法”已然全面铺开，许多还不清“青苗贷款”的农商，在官员的欺压下锒铛入狱。新官上任的苏轼在除夕之夜，按照惯例去狱中提点犯人，看着这些身陷囹圄的百姓于心不忍。

“执笔对之泣，哀系此中囚。不论贤与愚，均是为食谋。”

他认为百姓也好通判也好，无非是为了一碗饭而已，这样入狱实在过于荒谬。苏轼说自己做官，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为了社稷，本质上与这些农民和小商户一样，只是谋生的手段罢了。

于是，这位刚到杭州的通判，与太守沈立力排众议，放了370多名囚犯（轻犯）回家过年。而对于那些重刑犯，他下令不准狱卒打骂他们，从初一到初五都供给酒肉美食，且不得阻拦家属探视。

如此有悲悯之心的官员，在现实中并不多见，这种品格可谓贯穿苏轼一生。但谁能想到，这位体恤民间疾苦的文豪，竟因区区几句诗文沦为阶下囚，在生死的边缘线上徘徊。

不止杭州的百姓想不明白，密州和徐州的百姓也想不明白。

苏轼

苏轼在杭州为官三年，与太守沈立一起办了很多实事。1073年秋季两浙大旱，唯有杭州幸免于年，这多亏了苏轼联手陈述古浚疏的“钱塘六井”，他在水利工程方面展现了惊人的能力。

杭州旁边的常州和润州等地受灾严重，苏轼又前去发放赈灾粮食，救济了数以万计的百姓。那一年的除夕之夜，常州城外停泊着一叶孤舟，独坐舟中的苏轼望着城内的万家灯火，想起了自己家中的妻儿，不禁百感交集。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常州城内的官员来请他入城，但苏东坡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不愿意打扰劫后重生的官民。同情底层的人民，是苏轼近乎本能的表现，虽然他身上也有着时代带来的局限，但这并不能掩盖其闪耀的人性光辉。

离开杭州后，苏轼迁任密州（山东诸城）太守，举家从江南水乡抵达齐鲁大地。

刚到任的密州太守，简直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遮天蔽日的蝗虫席卷境内，将农作物啃食殆尽。他马上就向朝廷上书，一面请求调拨赈灾粮，一面请求废除“手实法”（五分之一的重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蝗灾和重税让百姓活不下去，身强体壮的歹人便啸聚山林，短短数日内形成了“匪患”。

老夫聊发少年狂

这些土匪可不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好汉，他们专门对老实软弱的农户下手，将贫苦百姓家中的钱粮洗劫一空。此外，密州城外出现了大量弃婴，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刚刚降生，就在天灾人祸中苦苦挣扎。

苏轼想尽了一切办法，先是将蝗灾控制住，然后消灭了作恶的土匪。他和侍妾朝云等人，将城外的弃婴全部带回太守府邸，自掏腰包请人来好生照看。同时，苏轼缩减官吏们的日常开支，将这些钱交给弃婴的父母，嘱咐他们将孩子抚养成人。

危机平息后，密州城的百姓十分感念太守的政绩，每当他出门的时候都夹道相迎。

“为报倾城随太守，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这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十分详细地记述了苏轼外出狩猎的场面，其实，当时他还不到40岁，远非词中自称的“老夫”。他在密州只待了两年多的时间，却被当地百姓称颂近千年。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妇孺皆知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是苏轼于1076年中秋佳节，在超然台上所作的。这人世间如他所言，悲欢离合贯穿其间，无人能逃脱其陶铸。次年三月，苏轼在赴任徐州途中，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弟弟苏辙。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徐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因而当地民风十分彪悍，落草的盗贼时常袭扰百姓。苏轼任知州后操练民兵，组织人员日夜在城中巡视，一时间治安大为改观。王安石当时虽然二度罢相，但“熙宁变法”的影响仍在，徐州牢狱中充斥着冤假错案，苏轼为此花费了很大的精力。

人祸尚未平息，天灾再度兴起。同年秋季黄河上游决口，连日的暴雨引发洪水，被围困其中的徐州城危如累卵。城中富户收拾细软，携家带口乘舟逃离，一时之间人心惶惶。苏轼当即关闭城门，严令禁止任何人离开，他发誓要保一方百姓无虞。

“我在城在，绝不让洪水伤你们分毫！”

此时，这位文豪又展示了自己在水利方面的天赋，他与官兵百姓一起筑起了超过3公里的大堤，作为加固城墙的设施。而后随着一声令下，徐州城内数百艘船只全部载满泥沙，停泊在城外紧靠城墙，以此来减轻洪水对它的压力。

由此，城外虽然洪水滔天，但城内却波澜不惊。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苏轼在城楼上大摆筵席，于这汪洋泽国中与数万百姓同乐。笙箫四起，官民载歌载舞，稳坐席上的太守苏轼宛如定海神针。如此之气定神闲，如此之雄浑气魄，实乃古今之罕见也！

王安石与熙宁变法

一月后洪水退去，徐州城毫发无损，朝野上下无不啧啧称奇。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离任，徐州百姓十里相送悲哀恸哭，东坡一生中的厄运蛰伏其后。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

他原本以为自己一生就将这样度过，虽在宦海沉浮中流落天涯，但也能为百姓们做些实事。然而，这世间的波折谁能预料到呢？从徐州抵达湖州仅4个月后，监察御史何正臣就在《湖州谢表》中寻章摘句，罗织罪名以构陷这位名满天下的同僚。

“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彼时朝中对司马光“还朝”的呼声很高，这引发王安石一派的不满，但他们又不敢直接对抗司马光。于是，大大咧咧的地方小官苏轼，就成了这场斗争的牺牲品。的确，《湖州谢表》中有牢骚的情绪，但远没到上纲上线的地步。

何正臣“别出心裁”地上奏神宗，指出“新进”一词有暗讽新政的意思，而“生事”则讽刺王安石的变法。同时，舒亶还翻出了苏轼以往所作的诗词，强行肢解字句穿凿释义，最终得出一个极为荒诞的结论。

司马光

“苏子瞻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是为大不敬！”

御史台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发挥，不断地将大帽子往苏轼头上扣。御史中丞李定最后上奏，认定苏轼犯下了四桩大罪。

• 第一，怙终不悔，其恶已著‘；
• 第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
• 第三，言伪而辩，行伪而坚；
• 第四，皇上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大家仔细看看，这四桩所谓的“大罪”没有明显所指，都是一些道德或人品上的攻击。苏轼不拘小节，就说他“怙终不悔”，其诗文名满天下，就称其为“傲悖之语”。在诗文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感，在地方上所做出的种种政绩，都被抹黑成“伪”，如此颠倒是非的做法，明眼人一下就能看穿。

可久居深宫的神宗，却听信了这些谗言，下令将苏轼捉拿问个明白。驸马王铣派人千里报信，慌了神的苏轼一时之间不知所措，竟然被皇甫僎这样的小吏恐吓。御史台的人通过虚张声势，将事情一步步闹大，他们的意图十分明显。

“先王之法当诛！”

消息传开后，杭州城的百姓马上就提出抗议，密州和徐州的百姓也为苏轼求情。

祈福·图片来源横店影视城

在那样的封建时代，老百姓的呼声终究没什么用，北宋朝廷对这些声音置若罔闻。可大家都记得苏轼的好，从心里感谢他所办的事情，纷纷用民间最朴素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立场。

“乌台诗案”发生后，杭州城数万百姓涌入寺庙中，他们与和尚们一起，昼夜不停地诵经念佛，以此来为昔日的杭州通判苏轼祈福。密州、徐州等地的百姓也纷纷效仿，他们发自内心的感谢与最美好的祝愿，都化作一声声连绵不绝的佛号。

狱中的苏轼早已没了才子的风采，在惴惴不安中忍受着狱卒的羞辱。但他并不知道，这世道人心并未全然堕落，朝野上下有良知的人都为之奔走相告。

最先出面的是苏辙，他愿意舍弃自己的官职，以换得兄长的性命一条。

“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此文被收在《栾城集》中，千百年来为兄弟之情的佳作，愚以为不输给李密的《陈情表》。苏辙虽然是弟弟，但他在现实中反而像个哥哥，简直为苏轼操碎了心。有人开玩笑地说，苏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救哥哥。

虽然有调侃的意味，但并不违背事实，苏轼要是没有苏辙这个弟弟，恐怕早就命丧黄泉了。苏辙后来官做得非常大，不仅在生活上给予苏轼极大帮助，在政治上更是充当他的“保护伞”。

而除了苏辙之外，苏轼的挚友、同窗、同僚乃至是毫不相干的人，也纷纷加入到“救苏运动”中。

念佛

比如苏轼的恩师张方平，当时已经70岁高龄了，他得知消息后立刻写了一封长信，叫自己的儿子火速到京城上奏。不过，由于这封书信的措辞极为不妥，张方平的儿子张恕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并未将其交到神宗手中。

而同样高龄的范镇，更是亲自面圣上奏，在神宗面前为苏轼求情。要知道，此时的范镇已经从吏部侍郎的位置上退休了，他这样的行为在当时也极为不妥。

左丞相吴充甚至是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纷纷在神宗面前说好话。尤其是王安礼，丝毫不因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有所抵牾，就党同伐异地在“乌台诗案”中添油加醋。客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更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苏轼说了一句公道话。

“安有盛世而杀贤才者乎？”

就这一句话，保全了苏轼的性命，也改变了“乌台诗案”的性质。当然，朝中的两位太后（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在此次事件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64岁的太皇太后曹氏（宋仁宗皇后），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她，听说苏轼的事情后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慈圣光献皇后曹氏

“昔日先帝喜言得两位太平宰相，即是指苏轼与苏辙兄弟，你不重用他反而使其获罪，本就是值得反思之事。况且，苏轼因为作诗入狱，这背后难免有小人穿凿附会。你看我如今都病成这个样子了，难道还要错杀无辜，以增加我的罪孽吗？”

宋神宗听完这番话后涕泗流涟，他在同年十月与群臣商议大赦天下，以此来为太皇太后增福增寿。此消息传出后，杭州、密州和徐州三地百姓反响激烈，为苏轼祈福的声势越发壮大起来。

“你没必要大赦天下，只要放过苏轼一个人就够了。”

虽然神宗当时有所动摇，但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的。御史台在十一月底上奏审讯结果，仍旧心怀不轨想将其置于死地，甚至将苏轼全家都牵扯其中。但十二月初，大理寺初判驳回了御史台的结论，认为苏轼原本也只应当流放两年，如今遇到皇帝大赦天下，那官复原职就可以了。

御史台对大理寺的判词非常不满，又上奏神宗不断强调苏轼的“险恶动机”，想以此来维持原判。

“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心肠都坏到了这个地步，难道陛下您能置之不理而放弃诛杀他吗？

苏洵、苏辙与苏轼

不过，御史台的供词漏洞实在太多，并不能支持“所怀险恶”的说法，也无法对大理寺的判词进行有效驳斥。

因此，北宋审刑院开始介入并进行复核，他们最终支持了大理寺的判决。但为了不彻底得罪御史台，审刑院在具体操作上分了三步走，列出来供各位参详。（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重编东坡先生外集》）

• 第一，在量刑标准上支持大理寺，即苏轼所犯之罪应当流放两年；
• 第二，承认神宗特赦令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即苏轼也在此次特赦名单之中；
• 第三，考虑御史台的部分诉求，即“按照皇帝的意思”将苏轼外放到黄州。

至此，震惊北宋朝野的“乌台诗案”正式结案，免除死刑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而驸马王铣则被削去爵位、苏轼好友王巩被贬到西南、苏辙则从中央贬到了江西高安，其余的三十几人被罚款数额不等。

苏轼出狱后，朝中好友纷纷庆贺其劫后重生，而杭州、密州以及徐州百姓也个个欢欣鼓舞。被贬黄州这个结果，对苏轼来说已经是最好的了，它凝聚了上达庙堂下至江湖的全部努力，让后人得以在烟尘密布的历史中窥见一丝道义之光。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苏轼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被贬黄州之后的苏子瞻，摇身一变成了东坡居士，光耀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喷薄而出，如长江小舟中吹箫者的箫声一般不绝如缕。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旧的苏子瞻死掉了，新的苏东坡重生了。东坡、雪堂与临皋亭，成了他在黄州的精神栖息地，潇洒落拓、风姿磊磊的一代文豪领进入了全新境界。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命途多舛、往事萦怀，东坡先生最终还是选择了放下，他不再像初到黄州一般心有戚戚。过往的一切烟消云散，他不再有所期冀，也不再抗拒命运。这种随顺自然的心态，贯穿了苏轼的后半生，成为他颠沛流离中的精神支柱。

49岁那年，阔别齐鲁大地十年之久的苏东坡，在赴登州任上经过密州。当地百姓早就在道旁恭候，翘首以盼着老太守的归来，昔日聊发少年狂的苏轼真的变成了老夫。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世事变幻令人生起无尽感慨，但总有一股力量暗中生长。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当晨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

这扶老携幼的场面令苏轼很感动，虽然他不是山东人士，却对这片土地有着油然的亲切感。老乡们告诉指着孩子们告诉他，这就是当年密州城外的弃婴，如今一个个都长大成人了。苏轼不禁莞尔，自己如今却成了糟老头子，只有时间是最公平的。

53岁时，苏轼回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杭州，他与这方土地上的百姓结下深厚情谊。

当年锒铛入狱时，许多人都唯恐与自己扯上关系，但杭州百姓却仗义执言。他们不仅指责御史台“算诗账”，还凑钱设下“解厄道场”日夜为苏轼祈福。即便后来被贬到黄州，仍旧有许多杭州百姓凑钱，托人与当地特产一起带给苏东坡。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

阔别整整14年后，苏通判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此地，这真是前生修来的缘分。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自己上辈子本就是杭州人，如今不过是回到故乡罢了，应当为家乡父老做点实事。当时西湖近一半水面被淤泥充塞，苏轼认真筹划之后，觉得有必要使其“死而复生”。

在他的号召下，十万杭州官民乃至僧道，纷纷投入到开湖事业中。人们宵衣旰食、不知疲倦，花了四个月时间就使西湖容颜依旧，苏太守又用取出的淤泥建造了“苏堤”。“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回来了，在绵长宽阔的苏堤衬托下，更显得妩媚动人。

西湖苏堤

“仰天吐唾，唾不至天，还堕己面；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坌己身”——《佛说四十二章经》

历尽波折的东坡居士，在无尽沉浮中坚守湛然本心，终于得以窥见庐山真面目。杭州百姓为其立了生祠，近千年来一直念念不忘这位“老市长”，密州和徐州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他，2009年山东诸城还重修了超然台，以此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文豪。

而在“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亶、章惇、沈括（《梦溪笔谈》作者）等人，他们在宦海沉浮中郁郁不得志，并永远地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李定被贬到滁州后去世，舒亶至死都没能进入权利核心，章惇被贬湖州后失意而终，汲汲于仕途的沈括也背负骂名。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谨以此拙劣小文，与各位读者共勉，戒之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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