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龙卧虎的语文教师（王充闾我的启蒙老师）

“少年子弟江湖老”。六七十年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清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际。马缨——风铃，风铃——马缨，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王充闾

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剧照

文 | 王充闾

选自《永不消逝的身影》

一

谈到我的读书经历，许多朋友都不解：以我的年岁，以我所处的少年时代，怎么能够读了那么多年私塾？

是呀！本来，早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废除，新学堂兴起，传统蒙学教育即告终止，私塾这种办学形式就取消了；特别是辛亥革命军兴，所到之处，一般都以县政府名义贴出布告，明令禁止设立家塾，并派出督察员逐村检查。可是，在我们这荒寒僻野之地，却是延至四十年代，仍然没有任何禁令。至于什么教育督察员，莫说前来检查，即便是这个名头，也没有听说过。一言以蔽之：环境、条件使然。

我的故乡处在一个紧邻芦苇荡的荒村里。当时的环境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日本“皇军”和伪保安队，在别处可以横行无忌，大摇大摆地进进出出，唯独在这一带不敢露面，结果，这里便成了一处“化外”天地。加之，居住分散、户数较少，学校自是难以兴办。说到条件，就要提到我那位绰号“魔怔”的族叔了。他有一个男孩，小名唤作嘎子，生性顽皮，活泼好动，三天两头招惹是非。“魔怔”叔自己没有耐心，也没有精力加以管教，便想延聘一位老学究来进行管教。于是，就请到了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他是“魔怔”叔早年的朋友，国学功底深厚，做过府、县方志的总纂。只因不肯仰承日本人的鼻息、耻与觍颜事敌的伪满雇员为伍，便提前告老还家了。

《永不消逝的身影》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年5月

而我，由于得到“魔怔”叔的垂爱，他出面说服我的父亲，让我一同上学。——其实，在我父亲来说，是“欲渡河而船来”，正中下怀，求之不得。这样，我便“借光”进入了私塾。母亲说：这回好了，小马驹戴上了笼头。从此，我们这两个无拘无束、疯淘疯炸的顽童，便从“百草园”来到了“三味书屋”。其时为1941年春，当时我刚满六岁，嘎子哥大我一岁。

私塾设在“魔怔”叔家的东厢房。这天，我们早早就赶到了，嘎子哥穿了一条红长衫，我穿的是绿长衫，见面后他就要用墨笔给我画“关老爷”脸谱，理由是：画上的关公穿绿袍。拗他不过，只好听从摆布。幸好，“魔怔”叔陪着老先生进屋了。一照面，首先我就吓了一跳：我的妈呀，这个老先生怎么这么黑呀！黑脸庞，黑胡须，黑棉袍，戴着一顶黑礼帽。高高的个子往那里一站，简直就是一座黑塔。

“魔怔”叔引我到厨房洗净了脸盘，便开始举行“拜师仪式”：首先是，两个蒙童向东墙上的至圣先师像行三鞠躬礼；然后拜见先生，把“魔怔”叔事先为我们准备好的礼物（《红楼梦》里称之为“贽见礼”），双手奉上；最后，两个蒙童拱手互拜，便算了事。

接着，是先生给我们“开笔”。听说我们在家都曾练习过写字，他点了点头，随手在半张宣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文章得失不由天”七个大字，再让我们各自在一张纸上摹写一遍。这样做的用意，我体会，是为了掌握蒙童写字的基础情况，便于以后“按头制帽”，有的放矢。

先生见我们每人都认得许多字，而且，在家都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便从《千字文》开讲。他说：《三字经》中有两句：“宋齐继，梁陈承”，讲了南朝的四个朝代，《千字文》就是这个梁朝的周兴嗣作的。梁武帝找人从晋代“书圣”王羲之的字帖中，选出一千个不重样的字，交给文学侍从周兴嗣，让他把这些字组合起来，四字一句，合辙押韵，构成一篇完整的文章。这可是个硬头货，要拿出真本事的。“王命不可违”呀！周兴嗣苦战了一个通宵，《千字文》斐然成章。梁武帝诵读一遍，连声夸赞：“绝妙好词。”周兴嗣却熬得须发皆白。

先生说，可不要小瞧这一千个字，它从天文地理讲到人情世事，读懂了它，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个基本的概念。

当时，外面的学校都要诵读伪满康德皇帝《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刘老先生却不理会这一套。反正“天高皇帝远”，没有人管束他。几个月过后，接下来，就给我们讲授 “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先生进门的当天，就跟来一个“游学的”（专门负责供应文房四宝和各种常用书籍的）。我和嘎子哥买足了纸张、笔墨；待到要选购书籍时，自然要请示先生。先生逐册翻看书商带来的书本，发现全都是安东诚文信书局印行的，便对“游学的”说：“你请回。我这里有事要办。”“游学的”说：“先生忙，我明天再来拜访。”老先生说：“明天也不要来了，你请回！——送客！”

书商走后，老先生对“魔怔”叔说：安东（现为丹东）的这家诚文信书局，声誉不好。日本鬼子侵占东北之后，书局掌柜的为了向敌伪献媚取宠，以求得支持，承印了许多种“满洲国皇历”、教科书、教育挂图和“诏书”“国民训”等，卖力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一类货色。最恶劣的是，出版《三字经》时，竟在“廿二史，全在兹”两句话前面，加上了“九一八，满洲兴；康德帝，都新京”十二个字，后面改为“廿四史，全在兹”，受到各界人士的唾骂。不仅此也，他们还偷印上海、天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尚古山房等出版的流行小说和图片。由于它受到日本人的庇护，又兼坐落在“满洲国”内，那些出版单位恨得牙痒痒的，也莫可奈何。

老先生说，我们无拳无勇，没法和它对阵，唯一一条，就是不进它的货，抵制它。买书不愁，用不了几天，还会有别的书商上门送货。果真，第二天，老先生就从镇上把要用的书都带了回来。

书都是线装、木版的，文中没有标点符号。先生事前用蘸了朱砂的毛笔，在我们两人的书上圈点一过，每一断句都画个“圈”，其他则在下面加个“点”。先生告诉我们，这种在经书上断句的工作，古人称作“离经”，意思是离析经理，使章句断开，也就是《三字经》里说的“明句读（读音为‘逗’）”。“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古人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他们认为，文章一经断句，文气就割裂了，文意就僵滞了。但在诵读过程中，又必须“详训诂，明句读”，不然无法理解文章的内容。有时，一个标点点错了，意思就完全反了。先生说，断句的基本准则，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了，算作“句”，用圈（句号）来标记；语气没有结束，但需要停顿一下，叫作“读”，用点（逗号）来标记。

电影《我的教师生涯》剧照

尽管面对的是两个小孩子，但老先生却是十分讲究师道尊严，所谓“端乎其形，肃乎其容”。加之他面目黧黑，神情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其实，他为人正直、豪爽，大气凛然，却又饶有风趣。他喜欢通过一些笑话、故事，向学生讲述道理。当我们读到《大学》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两位教书先生“找得”的故事——

一位先生把这段书读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发觉少了一个“得”字。一天，他去拜访另一位塾师，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纸块，上面写个“得”字。忙问：“此字何来？”那位塾师说，从《大学》书上剪下来的。原来，他把这段书读成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末了多了一个“得”字，就把它剪了下来，放在桌上。来访的塾师听了十分高兴，说，原来我遍寻不得的那个“得”字，跑到了这里。说着，就把字块带走，回去后，贴在《大学》的那段书上。两人各有所获，皆大欢喜。

二

老先生多次向我们重复这样一段话：“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绸绎反复，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他并未说明此语的出处。后来读书渐多，知道原来是阳明先生的论述。

当然，话是那么说，对于两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面对那些传诵两三千年的皇皇古籍，要真的做到“义礼浃洽”，却又谈何容易！即便是经过先生讲解，也还是不懂的居多。于是，求知若渴的我，就一句一句地请教。比如读到《论语》，我就问：夫子说的“四十而不惑”，应该怎么理解？老先生说，人到了四十岁，就会洞明世事，也能够认清自己了，何事做得，何事做不得，何事办得到，何事办不到，都能心中有数；再过一些年就是“五十而知天命”，便又进入一个新的境域。

有时当我问得过于频繁，他就会说，不妨先背下来，现在不懂的，随着世事渐明，阅历转深，会逐渐理解的。西方哲人说：“最崇高的乐趣，是理解带来的欢乐。”可是那时，我却经常处于模糊、朦胧状态，所谓“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根本谈不上享受这种欢乐。

读书生活十分紧张，不仅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自习，温习当天的课业，以增强理解，巩固记忆。那时，家里都点豆油灯，“魔怔”叔特意买来一盏汽灯挂在课室，十分明亮。没有时钟，便燃香作记。一般复习三排香的功课，大约等于两个小时。

早饭后上课，第一件事，便是背诵头一天布置的课业，然后由先生讲授新书。私塾的读书程序，与现今的学习方法不尽相同，它不是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再作记忆，而是先由先生逐字逐句地串讲一遍，扫除了读音障碍之后，学生就一遍遍地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的程度，也就是：先背诵，再理解。“魔怔”叔说得很形象：“这种做法，和入室窃贼偷东西类似，先把偷到的财物一股脑儿抱回家去，待到消停下来，再打开包袱，一样样地细看。”这么做的道理在于，十二三岁之前，人的记忆能力是最发达的，而后，随着理解能力的增强，记忆能力便逐渐减退。因而，必须趁着记忆的黄金阶段，把需要终生牢记的内容记下来。前人把这种强记的功力，称作“童子功”。

“魔怔”叔曾经给我念过一首诗：“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他说，这是南宋大学者陆九渊写的。“未晓不妨权放过”，意为不懂的无须死抠硬拼，不妨暂且跳过。这句话很扎眼，似乎与通常的读书方法有悖，一般都是主张抓住不放，究根问底。实际上，他着眼在“涵泳”二字，强调不要慌里慌张，应该细嚼慢咽，从容消化，这样才能抓住要领，读出兴味。

“魔怔”叔还有一种见解：传道、解惑和知识技能的传授，有不同的方法。比如，学数学，要一步步地来，不能跨越，初等的没学习，中等、高等的就接受不了；学珠算，也要先学加减，后学乘除，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而一些人情道理，经史诗文，许多情况下，是依靠感悟、凭借琢磨，可以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逐步地加深理解。宋代文学家苏辙有两句诗：“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大致意思是：早年读书未曾深刻理解的地方，到了晚年，随着学识的积累、阅历的增加，对于客观事物的深入省察，却能发挥奇特的功效。有的学者把这说成是“记忆之沉潜”。

说到涵泳，说到体悟，旧时有句成语，叫作“熟读成诵”。一句一句、一遍一遍地把诗文吞进口腔里，然后再拖着一种固定的腔调，大声地背诵出来。今天看来，这种方法实在是太拙笨了；不过，拙笨的功夫常常能够带来神奇的效果。在旧时的举业中，可以说，人人走的都是这条路子。

不过，儿时的记忆力再强，背诵这一关也是不好过的。一年到头，朝朝如是。到时候，先生端坐在炕上，我要背对着他站在地下。按照事先布置的课业，听到一声“起诵”，便左右摇晃着身子，朗声地背诵起来。遇有错讹，先生就用手拍一下桌面，简要地提示两个字，意思是从这里开始重背。背过一遍之后，还要打乱书中的次序，随意挑出几段来背。若是没有做到烂熟于心，这种场面确实是难以应付。

我很喜欢背诵《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朗朗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诵读本身就是一种欣赏，一种享受。可是，这类诗章也最容易“串笼子”，要做到“倒背如流”，准确无误，就须下笨功夫反复诵读，拼力硬记。好在木版的《诗经》字大，每次背诵七页八页，倒也觉得负担不重，可以照玩不误；后来，逐渐增加到十页、十五页；特别是因为我淘气，先生为了用课业压住我，竟然用订书的细锥子来扎，一次带起多少页来就背诵多少。这可苦了我也，心中暗暗抱怨不止。

我原以为，只有这位“黑先生”（平常称他“刘先生”，赌气以后就改口叫他“黑先生”，但也止于背后去叫），才会这样整治生徒；后来，读了国学大师钱穆的《八十忆双亲》的文章，方知“天下塾师一般黑”。钱先生是这样记述的：“翌日上学，日读生字二十，忽增为三十。余幸能强记不忘，又增为四十。如是递增，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勉强记之。”塾师到底还有办法，增加课业压不住，就以钱穆离座小便为由，“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座小便，溺裤中尽湿”。

我的手心也挨过打，但老师不是用手掌，而是用板子，榆木制做，不甚厚，一尺多长。听人说，木板经尿液浸过，再用热炕猛烙，便会变得酥碎。我和嘎子哥就趁先生外出，如法炮制，可是，木板依旧十分结实。

王充闾，作家、学者

先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书法家。他很重视书法教学，从第二年开始，隔上三五天，就安排一次。记得他曾经讲过，学书不仅有实用价值，而且，也有益于对艺术的欣赏。这两方面不能截然分开，比如，接到一封字体秀美、渊雅的书信，在了解信中内容的同时，也往往为它的优美的书艺所陶醉。

学写楷书，本来应该严格按照摹书与临书的次序进行。就是，先要把“仿影”铺在薄纸下面，一笔一笔地描红，熟练了之后，再进入临帖阶段。由于我们都具备了一定的书写基础，先生就从临帖教起。事先，他给我们写好了两张楷书的范字，记得是这样几句古文：“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性。”“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嘱咐我们，不要忙着动笔，先要用心琢磨，反复审视——他把这称作“读帖”，待到谙熟于心，再比照着范字，在旁边认真临写。他说，临帖与摹帖不同，摹帖是简单的模仿，临帖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创作，必须做到眼摹、心悟、手追。练习书法的诀窍在于心悟，读帖是实现心悟的必由之路。

我们在临帖上下过很大工夫。先是“对临”，就是对着字帖临写。对临以形为主，先生强调掌握运笔技巧，注意用笔的起止、转折、顿挫，以及章法、结构。然后实行“背临”，就是脱离字帖，根据自己的记忆和理解去临写。背临以意为主，届时尽力追忆读帖时留下的印象，加上自己的理解与领悟。尔后，他又从书局为我们选购了一些古人的碑帖范本，供我们临摹、欣赏。他说，先一后众，博观约取，学书、写诗、作文，都应该这样做。

当年，鲁迅先生对于“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中国人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做一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可是，我们的老先生，却未必认识到如此高度。他曾对着“魔怔”叔，自嘲是“三家村里的孩子王”，并且随口吟出清代文人郭臣尧的《村学》打油诗：

一阵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

三字经完翻鉴略，千家诗毕念神童。

就中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颔联上句来自《百家姓》，下句源于《千字文》；颈联《鉴略》《神童（诗）》”均为旧时童蒙读物；尾联“大”“中”指“四书”中的《大学》《中庸》。

三

塾斋的窗前有一棵三丈多高的大树，交柯叠杈，翠影扶疏，劲挺的枝条上缀满了纷披的叶片，平展展地对生着，到了傍晚，每对叶片都封合起来。夏至后，满树绽出粉红色的花絮，毛茸茸的，像翩飞的蝶阵，飘动的云霞，映红了半边天宇，把清寂的塾斋装点得烂漫中不乏雅致。深秋以后，叶片便全部脱落，花蒂处结成了黄褐色的荚角。在我的想象中，那一只只荚角就是接引花仙回归梦境的金船，看着它们临风荡漾，心中总是涌动着几分追念，几分怅惘。

“魔怔”叔说，这种树的学名叫作“合欢”，由于开的花像马铃上的红缨，所以，人们又称它马缨花。炎热天气，老先生、“魔怔”叔经常坐在下面纳凉。有时，我父亲农活间歇，也会荷锄过来凑趣。

那天，面对清幽、飘逸的花影缤纷的美景，“魔怔”叔说，晚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里特意提到它，说“花细如缉绒所成”“茸艳幽绮，其叶朝敷夕敛，又名夜合花”。

老先生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有一篇里也提到过“门前一树马缨花”。

我父亲说是《王桂庵》。

老先生称赞说：“你的记性真好。”

父亲说：“因为这个风流才子王桂庵，也是我们祖籍河北大名人氏，很可能是敝同宗，所以就记住了。”

马缨花树上没有挂着马铃，塾斋房檐下却摆动着一串风铃。在马缨花的掩映中，微风拂动，风铃便发出叮叮咚咚的清脆的声响，日日夜夜，伴和着琅琅书声，令人悠然意远。

那天，刘老先生提到了私塾课业安排。他说，只读不作，终身郁塞。作文就是表达情意，发抒思想，这都有赖于思考。从一定意义上说，说话也是在作文，它是先于读书的。儿童如果一味地强记、硬背，而不注意训练表达、思考的能力，头脑里的古书，横堆竖放，越积越多，就会把思路堵塞得死死的，像《孟子·尽心》篇所说的：“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小孩子也是有思路的，应该及时引导他们，通过作文进行表达情意、思索问题的训练。

“魔怔”叔对他的这种说法，极表赞同。最后，两位共同商定，在“四书”、《诗经》之后，接着，依次讲授《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而后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

老先生很强调对句。他说，对句最能显示中国诗文的特点，有助于分别平仄声、虚实字，丰富语藏，扩展思路，这是诗文写作的基本功。作为辅助教材和工具书，他找出来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这样，书窗里就不时地传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的诵读声。

为了加深这方面的理解，老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

咸丰年间，有两个举子，一为直隶籍，一为东北籍，赴京赶考，同宿棚舍。直隶生员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密云不雨，虽有玉田难丰润”，用了密云、玉田、丰润三县名字；要求东北生员也以东三省三个县名嵌入，对出下联。东北生员对曰：“长春永驻，何须延寿亦康平。”吉林的长春、龙江的延寿、辽宁的康平，与直隶三县恰相对衬，十分工丽。

老先生讲，对句，要分清虚字、实字。一句诗里多用实字，显得凝重，但过多则会流于沉闷；多用虚字，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于是，他就从眼前景色入手，以“马缨花”为题，让我和嘎子哥找出一种植物来作对。我想了想，答说：“狗尾草。”嘎子哥说：“猪耳菜。”老先生满意地说：“对得很好，基本要求都达到了。”说着，他又拿起放在桌子上的新买的牛蒡茶，随口问了一句：

“你们说说看：用‘牛蒡茶’三个字来对，行不行？‘蒡’，读音如棒。”

嘎子哥说：“可以。”

我说：“恐怕不行，因为上句的‘花’是平声，和它相对的应该是仄声，而‘茶’是平声字。”老先生点了点头。

逐渐熟练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句的规律，老先生又从古诗中找出一些成句，让我们来对。一次，正值外面下雪，他便出了个“急雪舞回风”的下联，让我们以答卷形式，对出上联。我面对着窗前场景，构想了一会，便在卷纸上写下了“衰桐存败叶”五个字。

先生看了，用毛笔作批：“如把‘存’改成‘摇’，变成‘衰桐摇败叶’，就堪称恰对了，但亦未尽善也。”然后，翻开《杜诗镜铨》，指着《对雪》这首五律让我看，与“急雪舞回风”相对的原句，是“乱云低薄暮”。先生说，古人作诗，讲究层次，杜甫先写黄昏时的乱云浮动，次写回旋的风中飞转的急雪，暗示诗人怀着一腔愁绪，已经独坐斗室，对雪多时。

后来，又这样对过多次。觉得通过对比中的学习，更容易领略诗中三昧和看到自己的差距。我和嘎子哥跟随老先生到十几里外的马场远足。站在号称南北通衢的驿路上，看着车马行人匆匆来往，先生随口出了一副上联：

车马长驱，过桥便是天涯路；

叫我和嘎子哥对出下联。我们想了一会儿，各对出一句，老先生听过，一直在晃脑袋。过了一会儿，他把我对出的那一句加以调整、改造，成为：

轮蹄远去，挥手都成域外人。

先生问道：“你们看，怎么样？”

我们都说“好”。

先生说，就平仄相协和词性对仗来要求，这个下联完全合乎规格；但是，不妥之处也很明显：这里的“轮蹄”与上联的“车马”相互对仗而词义相同；而且，整个上下联的含义也大体一致，上联说的是出门远行，下联仍是重复或者延伸这个意思，这叫“一顺边”，也就是古人说的“合掌对”——人的两只手，长短、大小、形状全都一样，合在一起，没有区别。作诗、拟联出现这种现象，是个忌讳。至于《笠翁对韵》中的例句，那是着意于讲授对句的规矩、方法，而并非作咏诗、对句的示范。如果实际拟联时，就这么“天对地、雨对风”地弄下去，那岂不成了三家村的“冬烘先生”！要设法从另一面去做文章，比如，讲归来重见就比较好了。于是，他把下联改为：

襜帷暂驻，睹面浑疑梦里身。

解释说：两个分句，前者采自《滕王阁序》，后者暗用杜甫诗句“相对如梦寐”。

转眼，一年时间过去了，记得那天正值元宵节。我坐在塾斋里温习功课，忽听得远处响起了锣鼓声，料想高跷队（俗称“高脚子”）快要进村了。见老先生已经回到卧室休息，我便悄悄地溜出门外。不料，到底还是把他惊动了。只听得一声喝令：“过来！”我只好转身走进卧室，见他正与“魔怔”叔横躺在炕上，面对面，共枕着一个三尺长的枕头，中间摆放着一套烟具，崭亮的铜烟盘里，放着一个小巧的烟灯，闪动着青幽幽的火苗。“魔怔”叔拿着一根银签子，从精致的银盒里，挑出一块鸦片烟膏，在烟灯上烧得嗞嗞作响，立刻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散发出来。他把烟泡用银签子递送到老先生的烟枪上，然后又给自己如法炮制一个。这样，两人便先后凑在烟灯底下，面对面地畅快地吸食着。由于博役（私塾佣工）不在，唤我来给他们沏茶。我因急于去看高跷，忙中出错，过门时把茶壶嘴撞破了，一时吓得呆若木鸡。先生并未加以斥责，只是说了一句：“放下吧。”

这时，外面锣鼓响得更欢，想是已经进了院里。我刚要抽身溜走，却听见先生喊我“对句”。我便规规矩矩地站在地下。他随口说出上联：

歌鼓喧阗，窗外脚高高脚脚；

让我也用眼前情事对出下联。

寒风吹打着外面的窗纸，伴和着满挂在合欢树上的荚角和茅檐下的风铃，沙沙沙，唰唰唰，叮零零，齐声作响。我站在窗下，早已憋出满头热汗，正愁着找不出恰当的对句，忽见“魔怔”叔用银签子拨动一下烟灯，又把头部往枕头边上挪了挪。不知他是偶然动作，还是有意提示，反正促使我灵窍顿开，对出了下句：

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

“魔怔”叔与塾师齐声赞道：“对得好，对得好！”

且不说当时那种得意劲儿，真是笔墨难以形容，只讲这种临时应答的对句训练，使我日后从事诗词创作，获益颇深。

“少年子弟江湖老”。六七十年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清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际。马缨——风铃，风铃——马缨，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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