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拿出战犯名单(华国锋拿出战犯名单)
提起解放战争当中的战犯,就不得不提黄埔师生;在国民党的战犯当中,他们占了大多数。
最早要从1927年8月1日说起,南昌起义的时候,黄埔师生战场相遇,同学们一边哭一边打,朝着往日的校友开枪射击。
(解放军攻占南京总统府)
黄埔师生之间的复杂关系,结束于1949年10月1日,因为新中国正式成立了,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布这个伟大的国家诞生。
共产党和国民党成王败寇,往日黄埔同窗,在监狱当中再次相遇;此时再也不用动刀动枪,此时再也不用调动千军万马……
忆往昔,大家都是同学,而今铁窗监牢,我在外面你在里面,我是将军你是战犯;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当真是百般滋味。
相互对视一眼,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
周恩来曾经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而今担任新中国的总理,他说:“我们把这一批战争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到了1956年的时候已经天下安定,周恩来又批示:政协会后,可释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让战犯成为过去式,杀了他们不符合当下局势;如果送去台湾的话,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肯定遭遇蒋介石的毒手。
周恩来原话是:“送过去等于送他们去死,所以这个方案目前是行不通的。”
(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合影)
所以处理战犯,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按照历史惯例来说,那自然是斩立决不留活口;可现在是新时代,我们步入了文明社会。
于是就有人总结出“四不”难题:不能送,不能杀,不能死,不能放。
也就是说,既不能送到台湾,更不能枪毙,而且要尽量保证战犯的身体健康。
就拿国民党的杜聿明来说,他一直身患重病,结果被俘之后,新中国倾尽全力为其救治、康复、疗养……反倒是治好了杜聿明的一身疾病。
为何要治?因为杜聿明一旦病逝的话,就会被对岸给抓住把柄,然后疯狂污蔑;再有就是,我党一直到认为,杜聿明抗战有功。
总之,关于战犯问题,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释放较好。
毛泽东说:“要等时机,放早了的话,老百姓那里怎么解释?再过几年吧,等老百姓们生活好了……再放也未尝不可。”
毛主席一锤定音,暂时定下了释放战犯的方针;而且想想当时的舆论环境,战犯的的确确不能放。
紧接着,为了更好照顾到战犯的生活,也为了更好让这些战犯深入学习新思想,所以集中转移到了功德林。
所有战犯到齐之后,宣布:“大家在这里,拥有极大的自由,可以同家属互通信件,也可以接待来访亲友。”
陈赓、张治中多次去功德林,更别提程潜和傅作义,多次帮助战犯学习改造。
估计年轻的读者没有听说过程潜,当年黄埔军校创建的时候,孙中山要选程潜来当校长,因为办军校就需要有军校经验,而程潜在这方面自然是经验丰富。
(当年,程潜培养的士兵当中,有一位名叫毛泽东)
那时候黄埔军校初创,虽然程潜各方面都优于蒋介石;奈何江浙财阀有钱,愣是把蒋介石,给卖到了军校校长的位置上,此乃历史一大遗憾。
(毛泽东为程潜划船,泛舟中南海)
咱说回战犯,时间来到了1959年,毛泽东认为释放战犯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挑选那些“思想改造较好”的战犯,回归自由生活,最好加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当中。
于是,第一批战犯释放,选择在了功德林,时间是举行国庆节的前夕,毛泽东开始说起此事。
毛泽东说“马上十周年了,可以特赦一批……”
随后刘少奇开始处理此事,几天之后就发布了特赦令。
于是功德林着手去办,法官拿着特赦令,喊道:“杜聿明!”
杜聿明站了起来,说:“有。”
法官念完特赦通知书之后,杜聿明弯下腰深深鞠躬,小小的一张纸又薄又轻,却承载着大时代的大历史,对于杜聿明来说,好似山岳一般沉重。
杜聿明难忍泪水,一代枭雄低声抽泣。遥想当初,年轻时报国无门,幸亏地主买了个营长,所以他做了个副营长。
而后,杜聿明长城战日寇、气震昆仑关、铁血远征军……
(双手接过特赦令)
杜聿明的改造非常成功,而且是生理和心理两方面的。前文说过,新中国不惜重金为他治病,所以身体得到了恢复;而几年前的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气势恢宏,所以心理上敬仰中共。
杜聿明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我感激党,感激毛主席,感激他们对我这个罪大恶极的头等战犯给予这样的宽恕。我发誓,有生之年,我一定继续好好学习,让自己成为一名新人,我将永远追随党的脚步,追随毛主席的脚步,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前方有什么困难,我绝对义无反顾!”
接下来的时间里,又有一批批战犯离开了监狱,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时间来到1974年,毛泽东在长沙的时候,说:“还有一批战犯,都关了20多年了,还关着做什么?把他们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华国锋立刻着手去办,将战犯整理成名单,递交到毛主席的手中,在这名单当中有13名战犯,应该继续关押在监狱,不可特赦。
毛泽东认为,让顽固不化的这13人,去社会上改造去吧,让他们拥有自己的生活,无需再关押,更不许强制劳动。
毛主席原话是这样说的:“全部特赦,特赦时要开欢送会,要邀请他们吃顿饭,多布置点荤菜,每个人还要发100块钱,对待他们要像对待我们自己的干部一样,他们已经放下武器25年了。”
(在战犯改造所,医护人员正在给战犯喂饭)
再看抚顺这边的冬季,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国民党军官,和东北的冰天雪地一样死气沉沉,二十五年来日复一日。
铁窗生涯自然难熬,再加上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以很多战犯因病去世;而周恩来多次关照,要求相关部门给予照顾。
到了第二年的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像第二次会议的时候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消息传到了抚顺之后,犹如是春风春雨,拂过干旱的大地,第七批战犯共两百九十三名,是特赦数量最多、也是新中国所特赦的最后一批战犯。
此事之所以悬而未决拖到今天,是因为受历史原因的影响,周恩来这十年的时间里,多次要求相关部门给予优待。
(战犯举手宣誓)
前文说过,华国锋在整理战犯名单的时候,提出13人继续改造,因为思想政治尚且不合格,没有达到相关标准。
而毛泽东认为,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一个不杀就好了,给十五块钱气魄太小,直接给一百。
消息传到了抚顺之后,他们只知道要被特赦,还并没有看到正式文件,也不知道毛主席说过什么。
即使如此,也犹如是春风春雨拂过干旱的大地,第七批战犯共两百九十三名,心情非常高兴,私下里纷纷讨论。
因为身份原因,因为党派的原因,结果聊着聊着又开始发愁担忧。
有些人疑问这公民权是真是假?还有的说顶多拥有选举权,至于被选举权就甭想了,共产党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
还有人说:“你被关押了二十多年,谁会去选你?做梦去吧。”
(溥仪在战犯营整理蔬菜)
总之这批战犯议论纷纷,心情无比的复杂,各种说法更加复杂。
他们原先都是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而今在战犯营当中接受改造,时间久了之后,放不下的有很多,提不起的也有很多;如果说谁是近代历史最复杂的群体,他们必定是其中之一。
复杂到什么程度?居然有人想继续坐监狱!
他们当中的有一部分人,根本就不想离开战犯营;之所以不想出狱,是因为亲属家眷多数在国外,自己留在大陆孑然一人。
所以这些孤身留在大陆的,担心自己出狱之后,吃什么喝什么呢?会受到老百姓多少的冷嘲热讽呢?万一生病了怎么办呢?
还有些战犯的家属,虽然没有在国外,但是出于文革的原因,已经跟他们断绝了关系;自己出狱之后,该去投奔谁?该去找谁?
(杜聿明在武汉会见袍泽故旧。左至右:宋希濂、侯镜如、萧作霖、彭杰如、杜聿明、朱鼎卿、韩浚、黄维。)
按照之前的惯例,离开监狱之后只能够拿到十五块钱的生活费,相比而言还是战犯营的生活比较好。
虽然说有一部分战犯态度消极,但也有战犯态度很积极,每天脸上挂满了笑容,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
例如原“军统东北区的少将陈旭东”他就当面说:“你们这些人啊,不知道是真担心还是假担心,毛泽东指示中说了,安排工作,养起来,公费医疗,还要开宴会,这是什么意思?是当干部!不会像他们过去那样最多给你15元,有哪个干部的工资是15元?”
陈旭东这番话当中的“他们”意思是前面那六批特赦的战犯,而今天的这一批,属于是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
有句话讲得好:聪明人好说,糊涂人难缠。
很显然这名少将战犯陈旭东,已然提前看透了局势,一语惊醒梦中人;其他战犯闻听此言,一时间恍然大悟,原本的担忧和哀愁随之烟消云散。
果然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就得知自己出狱之后,能够获得一百块钱的零花钱,可以理解成安置费。而且这笔钱,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这时候,陈旭东再次站了出来,他去找战犯营的工作人员聊天(刺探消息),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聊着聊着就说:“发100元零用钱,这里面有文章。”
工作人员名叫任海生,他疑惑不解地问:“主席给你们发100块钱,这里面能什么文章呢?”
陈旭东这名大特务,反倒是有意无意地反问:“是不是把我们当科级干部呀?”
任海生能在战犯营工作,那肯定不是一般人,所以面对陈旭东的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没有给予回应。
陈旭东自顾自地说:“享受公费医疗,这是干部待遇没问题,问题是相当于哪一级干部?100元的概念,就是比17级国家干部的月薪还多一块,不是一般的科级,是正科级,大科长的工资。”
这老特务一番话说完,还调皮地做了个鬼脸,由此可见他的内心,已然预感到出狱之后,自己会享受什么样的待遇。
任海生一看陈旭东做鬼脸,思考了几秒钟之后,说:“你别忘了,100元是零用钱,一次性的,当然你要参照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都会按相当于文史专员的待遇安排,至于钱数多少各地不可能一样。”
陈旭东身为老奸巨猾的老特务,听完了工作人员任海生的一席话之后,笑着说:“你呀,真不愧为职业特务。”
(以上内容,来自于任海生的回忆,他为这些战犯,写过多本长篇著作)
很快,真正释放战犯的时候,他们拿着特赦令离开了监狱,每人得到了两套新衣服和新提包,里面装着一百块钱,能够享受到免费的医疗待遇,和普通公民的身份一摸一样。
他们之前,是归公安部统一管理;而今归“统战部”统一管理,与公安部彻底脱钩。
这可不是简单的部门管理调换,而是代表着他们的身份,在政治层面彻底改变。
他们之前还疑惑,获释之后会得到什么样的待遇;等真正出狱之后,的的确确得到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再看前面那六批被释放的战犯,其中少数将领进入了政协工作,还负责文史的编纂,剩下的大部分人,都被安排到了工厂或者农场,恢复自由身,同时要接受当地政治上的改造。
这次第七批释放的战犯,待遇相比于上次大大改观,给一百块钱仅仅是刚刚开始而已。
(往昔枭雄,走出监狱)
他们当中有能力的人,可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工作,也就是说能够进入共产党的单位当中。
至于生病的、身体弱的、无法工作的、皆可以享受我国的公费治疗,进而安度晚年。如果有谁想要去往台湾,我国也会安排交通工具送行。说白了就是自由,给予最大限度的宽容。
时间来到了1975年的3月22日下午,多地战犯管理所的特赦人员,来到了北京的饭店大厅。
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生无数次在北京吃饭;北伐的时候、抗日的时候、解放战争的时候……时隔半辈子,再次来到了北京吃饭。
穿着统一的蓝色衣服,每一件都大方得体。
当时北京有人回忆说:他们多数都是军人,就跟出操似的,几乎是同时来到了我们前门饭店。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走路的时候,依旧虎虎生风,能够看出骨子里的军人气质。如果不看衣服的话,和正规部队的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的提包当中,装着毛毯、绒衣、被单、床单、枕套、枕巾、衬衣、单衣和洗漱用品等……
关于蓝色衣服,是华国锋定下来的,而且穿什么样的样式,党中央也曾经开会讨论。有说军常服的样式,还有人提出中山装。
华国锋听完了各方声音之后,他说:“就用军便服吧!”
之所以用军常服的样式,华国锋是希望这些特设人员,能够重温当初的军旅生涯。
(华国锋和毛泽东)
当时进入前门饭店的,多数来自于四个四座城市,所以被称之为“四路队伍”每一路的队伍,都有人领头走在前面。
下面说说这四人:
原国民党12兵团的黄维,此时带领的是抚顺队,他走在最前面的时候,昂首阔步、脸色严肃、目光仰视前方,虽然身在监狱二十多年,但此时依旧走路从不弯腰,坐立从不低头。头发又白又粗又硬。
工作人员回忆说:黄维带给我的感觉,就跟白毛大狮子似的。
原国民党徐州“剿总”的主任郭一予,此时带领的特赦战犯是山东队,此人是黄埔一期生,有国共两党的双重身份。
山东队当中,还有一名代表人物胡靖安(中将军衔),此人是出了名的臭嘴,如果不是因为大嘴巴爱乱说的话,也不会暴露身份被捕;如果不是因为胡言乱语的话,也不会关到现在。
而今来到了前门饭店,胡靖安走在山东队当中迈着正步,突然看到饭店的门口,站着自己的妻子和俩女儿,于是乎迈着正步走过去,一家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再看西安队,由胡梦华走在前面,此人是中统的骨干力量;属于是CC系走出来的历史人物,在战犯营接受改造的时候,此人极不配合大吵大闹。
面对历史的滚滚潮流,胡梦华最终以沉默应对,给人的感觉吧,倒像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看着办吧……
前文华国锋说过,有13名战犯不能释放,应该继续接受改造;但是毛主席一锤定音,全部都放了吧。而在这13人当中,就有胡梦华。
再看北京队,带头走在前面的是文强,此人的身份同样不简单,当初是跺跺脚都能让北京天津颤三颤的人物。
(文强)
当年解放战争时期,文强担任“原军统局北方区区长”还在徐州的“剿总”前进指挥部,担任中将副参谋长。
北京队的特设人员,自然都来自于秦城监狱,人数并不多只有十三名;别看北京队人数少,但他们的职位,却都非常高,否则也不会专门关押在京城。
四支战犯队伍当中,职位最高的就是黄维,所以他带着抚顺队走在前面;排第二的就是文强,这瘦老头说话的时候,满嘴湖南口音,自从被关押之后,精神头一直都很好。
工作人员回忆说:文强的双眼,就跟小灯泡似的,二十多年来从未有过改变。
(文强)
这里要重点说明:谁走前面谁带队,是经过统一考量的,而不是随随便便,谁就能够走在队伍前方。很显然,黄维和文强,地位较高。
说完国民党的特赦人员,再看中共的这方面,叶剑英、华国锋、吴德、在北京饭店门口,接见了这四个特赦队。
进入宴会大厅之后,气氛自然很热烈,用一句官方用语来形容的话,就是: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叶剑英发言结束之后,黄维作为代表站了出来,由他代表周围的战犯,宣读了感谢信,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
黄维发言结束之后,现场的气氛再一次达到了顶峰。
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沈醉等人……这三人属于是之前就被释放的。
宴会结束之后,统战部根据这两百九十三人的意愿,为他们安排工作、医疗、住所、衣食……等等等,可以说照顾到无微不至。
例如黄维:在文史部门,担任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后来又担任政协常委。
再例如文强:他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子孙,曾经和林彪同在新兵连,后来林彪去了步兵科,文强则去了政治科。那年八一南昌起义的之后,此人和我党失去了联系。
时过境迁大半生,文强担任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从加入共产党、到加入国民党、再到几十年的战争磨炼,其经历也算得上半个传奇。
关于文强,还要提及一件事,那就是:1984年的时候,当年的黄埔同学,要成立同学会,而文强便当选为理事,可见此人的地位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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